2021年11月27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金光耀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第五届地方文史高级研修班，以线上方式进行了题为“从新编方志资料看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学术讲座。本场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阮清华教授主持。金光耀表示，这个主题来自他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金大陆研究员联合做的一个项目。“文革”结束以后，少数地方开始了第一轮新地方志的编撰，1980年代在全国普遍开展起来。到2001年，全国规划的省、市（地）、县三级志书六千多部中，已完成并出版的有四千多部，超过了75%。到2005年，全国第一轮修志工作宣告基本完成，完成规划志书的86.36%。地方志是研究知青上山下乡的重要材料，有关知青的史料大多出现在省、市一级志书的劳动志中，一般都有“知青上山下乡”的专编或专章，其资料来源均为政府的档案文件。而劳动志之外的其他专业志中也包含许多有价值的知青史料，这些还没有引起很多研究者的关注。例如交通运输志中有运载知青上山下乡的情况，轻工业志、商业志中有按政策供应知青下乡用品的条款；教育志、出版志中有为知青举办函授教育、编辑知青读物的材料；司法志中有关于知青刑事案件的信息。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研究，大都是

一、内容介绍TheGlobalWhiteSnakeexaminestheChineseWhiteSnakelegendsandtheirextensive,multidirectionaltravelswithinAsiaandacrosstheglobe.SuchtravelsacrosslinguisticandculturalboundarieshavegenerateddistinctivetraditionsastheWhiteSnakehasbeenreinventedintheChinese,Japanese,Korean,andEnglish-speakingworlds,amongothers.Moreover,theinter-AsianvoyagesandglobalcirculationsoftheWhiteSnakelegendshaveenabledthemtobecomerepositoriesofdiverseandcomplexmeaningsforagreatnumberofpeople,servingasreservoirsforpolyphoni

岁暮短景，斯人远去。2021年圣诞当天，史景迁（JonathanSpence）先生去世，消息一传开，立即引来太平洋两岸众多悼念和缅怀。作为中国历史学家，史氏的声名早已越出汉学研究之外，如今巨星陨落，堪为2021年学界又一大遗憾。史景迁在美国汉学界素为传奇。回到五十多年前，巨星初升之时，人文学科的至高殿堂便向他敞开大门：1965年博士毕业，次年入职耶鲁大学历史学系，此后每隔两三年，便出版一部专著、升迁一级，仅仅用了十年时间便成为讲座教授。1966年，史景迁博士论文《曹寅与康熙》出版，汉学界“莫扎特”列文森（JosephLevenson）当时兴奋地评价：“这个人像天使一样在写。清史研究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作品。”到2008年退休时，史景迁已经出版了13部著作，1部文集，众多世界顶级学府授予其荣誉学位。他是美国最畅销的中国历史作家，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英女皇亦曾为他授勋，表彰其在中国历史研究上的卓著贡献。他的学生遍布今日西方汉学重镇，个个独领风骚。历史学家、汉学家、作家、教师，无论被冠以何种头衔，史景迁都取得了精彩卓著的成就。他在美国学院内的地位不可谓不高，他的作品很难简单用历史学、中国学或者

从1607年利玛窦、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到1857年伟烈亚力、李善兰翻译后九卷，这个延续250年的文化传承接力运动，正好发生在上海、嘉兴、苏州、杭州等江南核心地带，正好发生在上海地区的文化从“江南”到“海派”的转型过程中。《几何原本》中文本的翻译过程，可以形象地说明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既有延续性，又有创新性。传习“利徐之学”开启“百年翻译运动”徐光启生活的明朝万历、天启年间，是江南文化的全盛年代；李善兰工作的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则是海派文化的萌芽时期。倘若把《几何原本》作为一个象征，正好可以看到近代科学思想如何在江南文化扎根、在海派文化中生长。利玛窦把《几何原本》带到江南后，曾与常熟瞿太素、金坛王肯堂、江宁张养默一起讨论过翻译出版的问题，但都没有成功。徐光启有着更好的算学知识和沟通能力，他帮助利玛窦经过4年的艰苦翻译，最终在北京出版了《几何原本》。《几何原本》被称为科学家的《圣经》，经过文艺复兴运动的整理、研究和提炼，已成为现代人类科学思想的基石。法国科学家、哲学家帕斯卡认为，“几何学精神”可以脱离几何学而转移到别的知识方面去。一部道德的、政治的或者批评的著作，如果能按照几何学

霍克思(DavidHawkes，1923-2009)所译《红楼梦》(TheStoryoftheStone，Penguins，1973-1980)在英语世界享有持久、广泛的声誉。时文多讨论霍译对源文本中中国文学典故的翻译与处理，这自然非常重要，但无疑是出于中国读者视角和中文语境的关切。我们不妨换位思考，英语世界读者对《红楼梦》的喜爱，是否也需要一种文化上“熟悉”的会心一笑？除了敏锐地注意到中文底本中的版本问题，霍克思还有意让译文化用多种西方文学典故。论者可能多认为这是典型的“归化”策略。“归化”“异化”本来就不是评判译文高下的准则，具体还得看译者在实践中的运用情况。因此，本文就试图来考察他究竟用了什么策略，化用了哪些西方文学中的典故，以及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一、空空道人我们先来看几个简单的例子。霍克思在翻译《红楼梦》中的人物名字时，采用了多种不同的策略。男名译音，女名译义，主子丫头，僧俗女道，各各不同。第一回中出现的“空空道人”就是一个有趣例子。曹雪芹所谓“空空”，呼应的是儒释两家的经典，曹公却偏偏称为“道人”，这是大有深意的。《论语·子罕》中有：“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

简介毕罗（PietroDeLaurentis）《以书护法——〈集王圣教序〉研究》是一部融合书法史、佛教史的汉学新著。作者2017年受邀于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访学，访学课题为“《集王圣教序》研究”。之后数年，作者在此基础上经过了几年的整理、撰写和编辑，终于由德国华裔学志出版问世。本书收入德国华裔学志研究所《华裔学志丛书》系列中，这是一部既受传统汉学文史熏陶，又有跨学科旨趣的书法文化史著作。本书将中国书法史上最早、最优秀的集字石刻《集王圣教序》碑（立于673年1月1日，唐高宗咸亨三年十二月八日）作为核心论题，介绍了中古中国佛教与书法的关系，包括长安佛教团人为了护教，如何利用中国传统艺术之一的书法等情况。此碑记载了两位唐朝皇帝——唐太宗（599—649）和唐高宗（628—683）——为表彰僧人玄奘（卒于664年）而作的文章和《心经》经文，碑文的书法集自王羲之（303—361）的行书作品。因此，它是一个集佛教权威、政治权力和书法艺术魅力于一体的佛教碑刻。本书解析了此设立的多重背景，旨在突出书法在中古中国佛教传播和护法中的特殊作用。本书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考古实物，对《集王圣教序

《蹈海东瀛：隐元隆琦与前近代东亚社会的本真危机》吴疆著吴瑾珲卢中阳赵飒飒许诗翎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内容梗概亚利桑那大学东亚系吴疆教授著作LeavingfortheRisingSun:ChineseZenMasterYinyuanandtheAuthenticityCrisisinEarlyModernEastAsia之中译本《蹈海东瀛：隐元隆琦与前近代东亚社会的本真危机》，收入《国际黄檗禅文化研究丛书》第一辑，已于近日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作为此研究丛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著作以明末清初东渡日本创建黄檗宗的隱元隆琦大师(1592年-1673年)为中心，在明清交界、早期德川政权的巩固、长崎贸易的增长以及日本人对中国学习和艺术追求的兴趣日益浓厚的宏大政治文化背景之下描述了隐元在日的种种经历。吴疆教授揭示隐元大师东渡的意义远远大于一个佛教宗派的暂时成功，更重要的是隐元大师向日本引入了一种新的本真话语，引起了日本本土主义的挑战，并最终开启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在前近代东亚社会的形成。该著作为重新审视亚洲大陆的危机以及东亚其他地区的反应，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本书原英文版于2015年由牛

三、路德改教与维新运动在1890年之前，尽管已有许多中国士人能够区分天主教与新教，但对于两者很少有本质性的优劣判别。大部分官员和士人只会着眼于“教务”和“洋务”的办理，而对两教在中国的传教方针和民教纠纷作一些比较。新教传教士来华后，相当长时间内较集中于口岸城市，教徒数量远比天主教少，也较少出现天主教会以各种方式夺占地产、田产之类的纠纷，因而在一些官员心里会有“耶稣一教，安分守己，与民无争”的印象，甚至有的士人还会误以为耶稣教“自守而不传教”。当然，也有部分口岸文人与新教传教士较为亲近，甚至加入教会，因而其褒贬态度就比较突出，比如王韬就曾指责天主教“嚣然不靖”、“因教以滋衅”，相应的，耶稣教则“守己奉公，绳趋尺步，盖有与天主教同源而异流，殊途而别辙者”，因此，他认为两教“虽曰同源而异流，而教中规仪迥判。自西人言之，不独有新旧之殊，亦且有邪正之别。”在甲午之前，如这般鲜明的“正／邪”判定，即便在新教传教士的著述当中都很难见到，就中国士人而言则更是异类。但到了维新运动时期，教内之争为教外人士所注意，新教传教士宣扬自身为“改新”这点被中国的维新派人士加以利用，两者之间在思想上产生共通的比附关系

马丁·路德（MartinLuther，1483－1546），德意志神学家、哲学家，原为神圣罗马帝国教会司铎兼神学教授，于十六世纪初发动了德意志宗教改革，最终是全欧洲的宗教改革促成基督新教的兴起。编者按本文原题《宗教改革的东方足迹》，刊于张广智主编《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上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晚清西学东渐大潮翻涌，许多西方历史人物亦开始为中国人所知。围绕着这些重要人物和相关事件，一套西方历史知识得以建构。然而，历史知识并不是简单地在中西语境之间整体性复制，而各自有不同传播和衍变的线索。就某些历史人物而言，晚清中国语境里对其往往并不只有单一的评价和定位，而是体现出多重面向，这就牵连到时下颇多学者关注的跨语境文化和知识传播中的“形象”问题。就形象学角度而言，当代研究的关键性转向是，从原来看重被注视者一方，转而强调研究注视者，即形象创造者一方。这种转向即要求学者更多地切入形象得以创造的历史语境，将人物形象本身的符号化叙述，和“创造者”的认知结构和特别意图剥离开来。晚清中国言论界里常见的西方历史人物，其形象大都具有多面性，这种多面当然和西史重要人物本身活动的丰富有关，但更具决定性的

顾维钧曾在巴黎和会上代表中国发表重要演说，也曾助力中国跻身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与各大国共同起草《联合国宪章》，其外交才能在20世纪初积贫积弱的中国极为突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金光耀多年潜心研究顾维钧，以详实的材料“浅入深出”地介绍了顾维钧一生中的重要时刻，还原了“以公理争强权”的一代外交家风采。本文整理自金光耀教授的线上讲座“顾维钧：以公理争强权的外交家”。该讲座系“纽约聊斋·云沙龙”“民国名人”系列讲座之一，由美国福坦莫大学洪朝辉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唐启华教授与谈。金光耀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中国当代史，著有《顾维钧传》《一代外交家顾维钧》等。唐启华教授专注于北洋时期外交史，著有《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洪宪帝制外交》等。金光耀教授讲座开始前，主持人洪朝辉教授介绍了系列讲座的背景：“民国名人”系列讲座已经举行了六次，并将陆续推出多次有关民国时期著名人物的生平事迹。之所以选择“民国名人”作为主题，是因为民国时期的各个领域充满着多元转型，短短38年间中国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变迁，这为今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