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4日下午，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臭水池与玫瑰园：近代中国气味文化史”访问学者新书讲谈会于光华楼西主楼801会议室举行。英国爱丁堡大学亚洲学系黄雪蕾老师主讲，介绍她出版于2023年8月的新书Scents of China: A Modern History of Smell，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章可副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陈建华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张春田副教授与谈。
讲座伊始，章可介绍了黄雪蕾老师的学术经历和研究方向。黄雪蕾老师曾于2022年底至2023年初，作为访问学者来到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她的研究兴趣最初是上海早期电影，近年转向感官文化。
黄老师将本书要旨概括为“由鼻子牵引重访中国近代史”。在近年感官研究、尤其是气味研究的新浪潮中，本书可谓生逢其时。回顾以气味为中心的前沿专著，黄老师简要介绍了研究19世纪巴黎香水制造的Elixir: A Parisian Perfume House and the Quest for the Secret of Life（Harvard UP, 2023），研究法国文学中气味书写的Perfume on the Page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Toronto UP, 2023），关于亚洲气味研究的论文集Aromas of Asia: Exchanges, Histories, Threats （Penn State UP, 2023），从自然史、科学史角度出发的Scent: A Natural History of Fragrance（Yale UP, 2022），用脑神经方法分析嗅觉特殊性的Smellosophy: What the Nose Tells the Mind（Harvard UP, 2020），研究气味与殖民文化关系的The Smell of Slavery: Olfactory Racism and the Atlantic World（Cambridge UP, 2020），研究18世纪英国气味的Smell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a Social Sense（Oxford UP, 2019），透过气味研究美国20世纪文学艺术的The Smell of Risk: Environmental Disparities and Olfactory（NYU Press, 2020），研究美国19世纪气味环境史的Smell Detectives: An Olfactory History of Nineteenth-Century Urban America（Washington UP, 2019），等等。气味已成为许多领域的研究热点，相关专著大致以每年三四本的速度涌现。
接下来，黄雪蕾老师介绍了本书的整体结构。本书主要探讨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社会政治力量如何在感官与身体层面运作？嗅觉如何作为中介，让身体觉知历史的脉动？这两个问题的联系在于生物和社会之间的动态连结。基于此，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中国的气味》探讨现代嗅觉文化的前史，第一章《馥郁红楼》研究18世纪清中叶的气味文化，第二章《臭秽晚清》分析来华外国人游记对晚清气味的描述。第二部分《流动的味景》是历史性的研究，第三章《祛臭工程》对话“祛臭”（deodorization）这一现代气味文化史中最核心的概念，第四章《再造芬芳》追溯香水、化妆品进入中国的情形；第三部分《异类的气息》关注气味与现代性相违和的情况，第五章《情色味道》探讨现代性所压抑的力比多气味，这在五四时期的文学中大量出现，第六章《政治嗅觉》研究社会主义时期的嗅觉文化。
分章详谈之前，黄雪蕾老师通过导言中引用的一个故事，介绍本书的概念框架。1906年，加拿大传教士Andrew Thomson来到中国河南一座小镇，当地的臭水池汇集了大量垃圾，散发出浓烈的臭气。为美化这座小镇，Thomson建起玫瑰园，种植爱尔兰玫瑰。1942年，他离开小镇，历经战争动乱的玫瑰园却仍然散发着芬芳；直到新中国建立后，芬芳仍然延续。
黄雪蕾老师认为，故事的核心是两层“相遇”。第一层是东方与西方的相遇，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很难回避的问题。Thomson作为传教士，展现出对臭味的高度敏感，这与西方现代嗅觉革命有关。Alain Corbin在其名著The Foul and the Fragrant: Odor and the French Social Imagination（Harvard UP, 1988）中指出，西方现代嗅觉革命导致人们的嗅觉敏感性提高，人们通过环境和身体的祛味，建立新的秩序与规则。故事中Thomson的行为，正应和了这一背景。嗅觉现代性伴随着19世纪殖民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中国的感官和“味景”也随之发生变化。
第二层是香气与臭气的相遇。东方和西方的相遇，是为人熟知的历史叙述框架，而香气和臭气的相遇，则蕴含着嗅觉的特殊性。不妨思考一个简单的问题：是爱尔兰玫瑰的芬芳消解了臭水池的秽气，还是后者盖过前者？这一经验化的问题，实际上具有深层意义。黄老师由此引入本书的核心比喻：气味本质上是一位“陌生人”（stranger）。“陌生人”的概念由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提出，他以此分析现代性和大屠杀的关系。鲍曼指出，现代性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将二元对立思想不断极端化。“陌生人”的概念则揭示了“无从决断家族”（the family of undecidables）的存在，它们无法归属于二元对立的任何一极，具有穿透性，能够消融内外之分、破坏已有秩序。虽然“香”“臭”的表达经常出现于日常生活，但在真实的经验世界中，气味往往是无从决断其性质的“陌生人”，不具备本质的价值属性，对此，本书也介绍了来自脑神经科学的证据。在现代化过程中，“香”“臭”这对二元对立的概念，往往被用来妖魔化特定的族群、性别等。本书也反思了这种对立，探讨气味这位“陌生人”以何种方式参与了中国现代性的展开。
总体而言，本书将中国气味放置在全球嗅觉现代性的框架中加以考察，并批判和反思社会政治力量如何以隐秘的方式介入身体领域，将陌生人转化为二元对立的敌友。
接下来，黄雪蕾老师透过各时期代表人物的鼻子，以他们闻到的气味为线索，进行分章介绍。
第一章透过《红楼梦》中刘姥姥的鼻子，分析大观园里的馥郁浓香和酒屁臭气。曹雪芹这样描述刘姥姥初进大观园的嗅觉经验：“才入堂屋，只闻一阵香扑了脸来，竟不辨是何气味，身子如在云端里一般。”对“一阵香”的含混描述，说明来自下层的刘姥姥并不能辨别香气的种类，生动反映了阶层差异。实际上，《红楼梦》包含大量气味描写，用丰富的词汇构建起繁复精密的气味世界，是简单用“香”一词无法概括的。不同于西方文化中，以康德为代表的美学观念对嗅觉的贬低和排斥，中国文化将香气视为美学体验。透过大观园中的馥郁浓香，可见复杂精微的香文化将日常生活提升至美学层面，并以特定的方式，界定时间、空间、性别、阶层和道德等范畴。
另一处有趣的嗅觉描写是在宴会之后，刘姥姥肠胃不适，误入宝玉的房间，睡倒在宝玉榻上。袭人去找时，“只闻见酒屁臭气”，连忙把刘姥姥推醒，还“忙将鼎内贮了三四把百合香，仍用罩子罩上”。此处，气味不仅传递阶级差异，还意味着秩序。刘姥姥进大观园时，先由鸳鸯领去沐浴，才得见贾母，这一流程与袭人放置百合香之事一样，以陌生气味的出现象征秩序被扰乱，又以祛除臭气、重新赋予香气的行为，象征对贾府原有秩序的维护。进一步说，整部《红楼梦》也可视为关于“污染”的寓言，除了黛玉葬花等备受关注的情节，气味线索也值得探究。曹雪芹的气味描写，几乎无意识地预告了“臭秽中华”这一现代嗅觉革命的前提。
第二章透过英国军队医学官员Charles Alexander Gordon的鼻子，分析形形色色的中国臭气。Gordon在游记China from a Medical Point of View in 1860 and 1861中，使用了fetid, sickening, effluvia, pungent, dirty, filthy等词汇，来表现中国的臭气。如此丰富、细致的语汇，与中文的气味语汇差异较大。近代外国人的游记中，充满对中国的负面描述，臭气描写也是其中的重要一环。黄雪蕾老师搜集了约一百本游记，关注与气味相关的描述，透过“污染”话语，分析中国被卷入全球嗅觉现代性的过程。她指出，“臭秽中华”的修辞并非建基于假想中预存的东方主义感觉结构，而是在感官和心理层面具体的相遇过程中形成。中国的气味作为“陌生人”，是不请自到、无可逃遁的，对帝国之鼻（imperial nose，延伸Mary Louise Pratt提出的重要概念“imperial eyes”，见《帝国之眼》）来说实则又相当熟悉。维多利亚时代，伦敦、巴黎的气味一点不比中国好闻，对中国的臭气大书特书，必然存在伪善的成分，更包含了复杂的心理机制。通过发明“臭秽中华”的话语，这些西方游客将令人不安的“陌生人”转变为绝对的他者。
第三章透过上海租界英国卫生官Alexander Jamieson、清末上海地方自治运动领袖李平书、建国后一位无名街道干部的鼻子，以臭水沟、下水道的气味为线索，分租界、南市、社会主义爱国卫生运动三个时空，梳理上海现代化过程中的味景变迁，是本书最重要的部分。Jamieson在1870年的《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中，记述了治理下水道的过程。1870年前后，上海南京路等区域开始修建下水道，是为卫生现代化的重要工程，而由于技术问题，下水道常常泄露。Jamieson详述自己用铅浸湿的纸条测验下水道是否漏气，纸条瞬间变黑，说明有硫酸氢泄露。当时的纽约，也有一批嗅觉侦探（smell detective）做着同样的事。在中国设置本土制度中并不存在的卫生官，融合专业分工、现代科技和制度化管理措施开展殖民祛味工程，亦是在嗅觉层面对现代化的响应。
将目光放回本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南市，自治领袖李平书也集结地方士绅，通过填平水道、建筑地下排水系统，自主开展祛味工程。面对城濠“淤秽臭恶不可向而”、城墙下民宅“龌龊万状”（《上海市自治志》，1914）的恶臭状况，李平书感到“一言通商以后之上海则为之愧为之悲”，于是通过士绅集资的方式，结合西方技术和管理模式，对淤塞臭秽浜、臭水浜、秽池进行整治。传统的地方志往往侧重于强调士绅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很少对环境细节进行如此细致的描写；《上海市自治志》对臭气的描述，反映出现代化背景下嗅觉敏感性的强化。对于大规模的拆墙、填濠、筑路工程，传统派和现代派曾进行激烈争论，但最终后者战胜了前者。这些工程不仅改变了江南的生态系统、传统城厢的地理结构和空间象征意义，也改变了地方士绅的心态结构。黄雪蕾老师展示了《解放前上海棚户分布示意图》，这实际上也是一张气味地图，图中代表棚户的黑点密集之处，是被殖民祛臭和士绅祛臭工程遗忘的角落，体现了现代化进程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味景的变迁也象征着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结构的改变，见证着城市中心由衙门、孔庙移动到外滩一带，反映出祛味工程与卫生工程、城市现代化工程的密切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