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后，社会主义爱国卫生运动即从黑点密集的周边地区开始，改造城区味景。根据一位无名街道干部在1953年的记录，当时的横浜河是“细菌的大本营，疾病的传播所”，面对这一状况，社会主义祛味工程在政党统一组织下，借助义务劳动的概念，通过动员群众力量，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从街道干部对发动群众、举红旗清垃圾等场景的描述中，可见祛味工程与政治文化的深度融合。
黄雪蕾老师指出，第三章分析的一系列祛味工程，本质都是以卫生现代性和进步史观为导向的“空间重组工程”。在这一过程中，进步叙事掩盖了不平等的空间重塑。实际上，对抗污染的结果并非单纯的洁净，而是对洁净空间与污染空间的分层重组。
第四章透过20世纪30年代上海摩登女郎的鼻子，分析香水、香皂、面霜、花露水等清洁用品和化妆品的气味。1936年7月18日的《申报》刊登了一则家庭工业社的化妆品广告《祛暑四妙》，以连环画的形式展现摩登女郎一天中闻到的牙膏、蝶霜、香粉、花露香水、扑粉的香味，这些工业生产的香气，弥漫于30年代的上海。此外，从广生行花露水广告的艳丽视觉呈现中，几乎也能通感到扑鼻的香气。在书中，黄老师根据海关进出口档案，用线形图直观展示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化妆品引入中国的过程。在近现代全球贸易中，化妆品的原料往往来自殖民地，香气背后贯穿着工业主义、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科学主义、民族主义的复杂印记。人造香精的诞生为现代嗅觉革命更添复杂性，它们是人类神经元的“陌生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则通过各种文化手段调校神经元，以接纳“陌生人”为友人。身体作为此一嗅觉革命的主战场，被转化成“最上乘的消费品”（the finest consumer object，由法国理论家Jean Baudrillard提出）。此外，化妆品和清洁用品广告还参与了对现代空间、时间、主体的塑造：一则4711科隆香水广告，描绘了女性坐火车旅行的情景，塑造了凸显女性主体性的理想流动空间；国产香水公司香亚公司的广告，描绘女性用香水浇灌地球的画面，联结起气味、空间和全球想象；《东方杂志》刊登的Lysol香皂广告，将传统年画中新年醒浴的题材，转变为儿童凭借自己的主体性来洗涤中国……这些视觉文本都充斥着中国现代性的表达。
第五章透过郁达夫小说《沉沦》男主人公——一名21岁留日中国学生的鼻子，分析力比多的肉感味道。小说作者将气味表现为引诱男主人公沉沦的最后刺激：“走了几步，经过一条暗暗的夹道的时候，一阵恼人的粉花香气，同日本女人特有的一种肉的香味，和头发上的香油气息合作了一处，扑上他的鼻孔里来。他立刻觉得头晕起来，眼睛里看见了几颗火星，向后面跌也似的退了一步。”这里的力比多气味，在西方嗅觉现代性中被视为典型的“越轨者”，却频频出现于五四文学中。除郁达夫的《沉沦》等作品之外，创造社时期张资平、郭沫若的小说，鲁迅的《肥皂》，以及茅盾早期的诸多作品，都热衷于表现生物性的力比多气味，将之作为激进地表达现代性个体的道具。力比多气味作为典型的“陌生人”，取代了传统文学中象征性的“兰麝之气”，与革命、进步、反传统的精神理念相挂钩。
第六章透过青年毛泽东的鼻子，分析粪土气味的政治文化内涵。《沁园春·长沙》中的名句“粪土当年万户侯”，既表现出把世界翻个底朝天的政治抱负，也体现了将老百姓的语言作为政治修辞策略的倾向。臭气在社会主义宣传文化中，具有阶级斗争的内涵和动员群众的力量。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940年）、《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1945年）等文件中，毛泽东都使用了臭气修辞，表达对官僚主义、党内外反动派等的愤怒和轻蔑。
介绍完六个章节的内容后，黄雪蕾老师用北岛《城门开》中的一段气味描写作结。北岛首先自白气味在记忆中的突出地位：“关于北京，首先让我想到的是气味，随季节变化而变化……”而后分别回忆了冬储大白菜味儿、煤烟味儿、灰尘味儿、大雪的一股云中薄荷味儿、槐花的香味儿等各种气味，最后收束于冬储大白菜味儿：“秋雨阵阵，树叶辗转飘零，湿漉漉的，起初带有泡得过久的酽茶的苦味儿，转而变成发酵的霉烂味儿。与即将接班的冬储大白菜味儿相呼应。”借用这段描写，黄雪蕾老师指出，气味虽与政治历史息息相关，但也是每一个体的私产，负载着独特的情感、记忆，其丰富性、多元性尤需珍惜，这也是本书希望表达的理念。
接下来，在章可副教授主持下，陈建华教授、张春田副教授和黄雪蕾进行与谈交流。
陈建华教授评价，本书的切入口“玫瑰园与臭水池”选择得非常敏锐，“陌生人”概念的运用极为重要，章节安排层层推进、结构缜密，是中国文史研究中的填补空白之作。本书不仅是气味的简史，更是以气味为线索写成的近代史，聚焦于两层“相遇”，探讨了古今文学隐喻、现代祛臭运动、社会主义改造、政治文化宣传等话题。陈建华对“陌生人”的比喻印象深刻，认为它在书中起到实时提醒的作用，通过气味的陌生化，迫使读者不断思考。陈建华赞同将气味结合文明、革命、进化等词语来讨论，这些近代史研究的关键词，贯穿起中国进入全球流通之后的变革和转折。在视觉研究早已深入的今天，本书揭示了嗅觉在文本、生活、媒介等层面扮演的重要角色，为文史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张春田副教授指出本书所处的学术脉络，说明其视角的独特性，并补充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与嗅觉相关的材料。本书使用的材料极为丰富，包括新闻、漫画、商业文件、政府文件等，这是新文化史惯用的方法。但本书实际上超越了新文化史的一般做法，这是由于它有多个对话对象：首先是上海史，本书通过分析上海城市建设中的气味，弥补了已往上海史研究忽视的面相，揭示了市政管理、市景变迁的不同维度；其次是东西方的相遇，对于“臭秽中华”的表述，如果仅从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东方主义想象来理解，就忽视了问题的复杂性，而本书关注到气味经验在感官、身体层面的运作，连带讨论社会政治相关问题，详细呈现了东西方相遇过程中复杂的协商、斗争过程；第三是文学研究，本书特别重视语词符号在隐喻、转喻层面的意义，从嗅觉视角观照现当代文学作品和政治修辞，提供了新的发掘空间。
张春田继而分享了其他现当代文学中的气味书写：晚清狭邪小说《海上花列传》中，本应得到突出的气味却采取隐身姿态；新感觉派作家以丰富的气味描摹，传达城市化过程中的微妙感受；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通过刷牙习惯的矛盾，反映现代城市对来自乡村的革命者的规约；《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要忘记》等社会主义话剧，则从气味中见微知著，将它表现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老舍《龙须沟》以气味的改造，贯穿起北京城市卫生的改造和时代的剧变；对气味书写最为倾心的张爱玲，在《半生缘》中用樟脑香作为恋人回顾往昔的牵引，在《年轻的时候》中借助咖啡味辨析潘汝良对西方的想象，在《烬余录》中细致描写战争的气味，在《谈音乐》中温情地描摹油漆味、汽油味、木的霉味、雨打湿的灰尘味、廉价的香水味等，对气味的沉浸与享受，或也反映出她与鲁迅等作家的深层分歧；莫言《透明的胡萝卜》描写孩子的手被烫铁烧糊的焦味，《红高粱》表现酒的味道、高粱地里的力比多味道，具有抽象的特点；台湾朱天文作于90年代的《世纪末的华丽》，极力铺陈现代城市中的香味，在张爱玲传统的延续下，探讨人情感世界的危机；香港也斯在《后殖民食物与爱情》中，通过表现对分子食物味道的痴迷，探讨消费时代的抒情问题。张春田认为，黄雪蕾的切入角度虽在新文化史的脉络中，但由此展开了更丰富的面相。
章可副教授总结，气味既是切身的感官经验，也与宏观的社会政治文化紧密互动。他指出，气味书写在中国人赴海外的游记中也占有重要位置，郭嵩焘、曾纪泽等早期驻外使者借助气味理解文明，把英法宫殿中洁净的气味与先进的文明相联系，而对印度刺鼻臭味的书写，则带有针对殖民地文化的特殊眼光。章可还注意到黄雪蕾提及的古龙水，就近代中国香水与男性气质的复杂关系提出问题。
黄雪蕾老师对主持人、与谈人的观点作出回应。她认为，正如陈建华所言，本书希望给文史研究打开一扇新窗，自己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越来越多有趣的材料和值得探索的问题，还有很多空间可供发掘。如张春田所补充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气味，能够产生非常好的选题。然嗅觉研究容易陷入香与臭的二元对立，由之导向道德的二元对立，因此要在细微之处下功夫。黄老师坦言，自己最初也是在二元对立的框架下思考、搜寻材料，但随着研究的展开，发现还有更复杂之处亟待探索，因此她引入了“陌生人”的概念，作出很大调整。此外，张春田的补充让她想到语言问题的重要性，相比英语有相对丰富的形容词指涉气味本身，中国文学更倾向于描述整体的嗅觉环境，形成一套非常精微的语言系统，值得进一步探索。章可提出的香水与男性气质的关联，也具备深入研究的价值。《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就是一个男性气味专家，在他为平儿理妆的情节中，气味得到淋漓尽致的描摹。实际上，在中国古典文化中，男性与香味的关联甚为紧密，进入现代则受到二元对立式的规约和形塑。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气味，意大利汉学家史华罗的研究值得参考。
接下来，在座师生就中西方气味语言的分化、前现代地方志中的气味书写、中西理念中气味与疾病的关联、史料的运用、气味与想象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交流。至此，讲谈会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