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26日下午，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边疆地理与自然资源：从莱顿大学藏《临安府苗人图》看‘苗蛮图册’的制作”学术讲谈会在复旦大学智库楼209室顺利举行。讲谈会由荷兰莱顿大学区域研究学院大学教师、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林凡博士主讲，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丁雁南、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教授黄义军、上海纽约大学环球亚洲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李玉童和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彭慧萍担任与谈人。
讲谈会伊始，丁雁南教授对本次讲谈会的主题和与会学者进行了简要介绍。本次讲座基于林凡博士近来对清代“苗蛮图册”展开的研究，此类图册在19世纪被大量制作，再现了来自西南地区被统称为“苗”的各种少数民族群体的生活场。林凡博士希望能够通过对不同版本“苗蛮图册”的对比研究，探讨边疆知识的建构方式，反思“殖民”这一概念对于清帝国的（不）适用性。
林凡博士首先对图册基本情况和研究背景进行了讲解。本次讲座主要围绕荷兰莱顿大学所藏的一套《云南临安府苗人图》展开。该图册由莱顿大学于2022年购入，一函两册，木函尺寸为长46厘米、宽30厘米、高10厘米，函套上有“Nagasaki（长崎） 1880”字样，表明该图册可能曾经在1880年在日本长崎转手。该图册没有标题，暂定名为《云南临安府苗人图》。其中，第一册为40页苗人图，第二册为30页苗人图加10页地图。图册尺寸为42厘米×32厘米，画面为38厘米×31厘米，册页装，在目前发现的苗人图中尺幅较大。
这套图册的地理范围集中在云南南部临安府一带，相当于今天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元阳县、红河县一帶。地图部分描绘的是临安府所属的十个土司或乡单位，分别为“礼社江内”的三个文职土司：纳楼、纳更、阿邦乡；“礼社江外”的七个文职土司：亏容乡、溪处乡、思陀乡、瓦渣乡、落恐乡、左能乡、慢车乡。
林凡博士指出，既往学界研究多关注图册中对省级单位苗人的描绘，或将此类图册置于殖民过程的视域下进行研究，近年来Laura Hostetler、邓津华、葛兆光等学者对“帝国主义”“殖民”是否适用于中国边疆史、民族史研究进行了重思。 “身份”、“生熟转化”、“边疆”、“殖民”成为这些讨论中关键词。揣振宇、祁庆富、ZhuJing、孙景超、李立、孙清等学者对《伯麟图册》的生成与演变作了详尽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对《云南临安府苗人图》等府厅一级的苗人图进行关注，有助于理解“苗人图”收集与制作的过程。
在第一部分，林凡博士分析了《云南临安府苗人图》与《滇省夷人图说》（亦称《伯麟图册》）的谱系关系。她结合清代云南的方志文献，根据清代土司制度演变在地名和行政单位上的体现对图册进行了断代，认为莱顿本《云南临安府苗人图》可能是一个更早版本的抄本，而原本在道光时期就已经被制作出来了。。林凡博士也对比了二者的绘制风格、族群等关键信息的组织与呈现方式。其中，社科院本每个州都有代表族群，追求全面，且附有州府标注；莱顿本中的族群则并未标注所属州府，不追求族群的完整性，且存在重复种类。莱顿本中的地图均以南为上，这可能是出于悬挂观看的方便需要，也可能是出于绘制者的中原视角。在绘制风格上，二者虽存在差异，但都具有较强的“格套化”特征，林凡博士猜测可能是受到职业画家个人及其所属的地域、画派的影响。
接着，林凡博士在第二部分探讨了“苗蛮图册”中对族群身份的建构过程。她认为莱顿本与社科院本中对云南自然资源的描述虽然直接用“生熟”进行描述，但在表述上仍然体现出明显的满汉统治者的视角。具体至对族群的描绘，在省级“苗蛮图册”中，如社科院本，信息的准确性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每个州、府有其代表性苗人种类可能更为重要，因此描绘与描述相对简略。而莱顿本则对被称为同一种类的苗人的不同样貌进行描绘。作为府厅一级的“苗蛮图册”，与社科院本之间未必存在着直接的因袭关系，但莱顿本可能是为类似社科院本的省级“苗人图”编纂所准备的原始素材。
在第三部分，林凡博士对比了“苗蛮图册”与地方志中对于动植物以及矿产资源的描述，并将其与西方殖民者对殖民地自然资源的开发进行了对比。她认为“苗蛮图册”与方志呈现的知识类型存在一定差异，苗人图更关注风俗、服饰与劳作方式，以及农作物或经济作物等，而不注重表现在云南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矿产资源。与此不同，方志则非常重视对矿产资源进行开发的记录。在此过程中，统治者更倾向于对当地的资源按照已有方式进行利用，例如对槟榔树、火草等当地物种进行观察但尚未过多利用，或在人口过多时调整政策限制移民。与此不同，西方殖民者在这一方面则具有更强的动力，例如尝试将烟草、棉花、茶树、柑橘等植物移栽至本土或其他殖民地以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因此，清代统治者对西南地区的开发与治理，和西方“殖民”是不同的模式，需要审慎辨析其适用性。
随后，与谈人分别结合自身研究和兴趣，与林凡博士深入交流。
黄义军教授关注“临安府”“苗”等术语，认为其中蕴含着从元代至清代多元帝国形成与边疆开发的过程。她回应了林凡博士对图册性质与知识类型的探究，认为可以对“苗蛮图册”与《禹贡图》等古代地理图册进行比较研究，或运用相似的思路探究方志文献形成的过程。
李玉童博士从艺术史的角度对报告进行了回应。她认为图册更可能是外销的商品图画，图册中信息的遗漏可能意味着商业作坊更关注图册的观赏性而非信息的准确性。
彭慧萍教授关注到《云南临安府苗人图》与其他博物馆或研究机构收藏的同类图册的相似性，认为莱顿本《云南临安府苗人图》与更早版本的其他“苗蛮图册”之间的关系是值得探索的方向，例如关注不同图册的绘制方法和风格是否存在传承的可能性、图册的使用者与使用方式等。
丁雁南教授关注《云南临安府苗人图》的绘制材料、文字部分的书写方式及其与图画的匹配关系等方面，林凡博士一一进行了回应。
各位学者均认为“殖民”概念与中国边疆研究的适配性有待商榷，可以进行比较研究，但不必使其成为理论框架。或可以将“殖民”与“生熟”“土客”等传统话语进行辨析取舍，并更多关注南方民族本身的视角。
在互动环节，现场师生围绕清代土司制度的演变、明清土司制度和边疆开发的异同、“苗人图”的制作流程和绘制者的个人影响等方面问题展开了充分交流，林凡博士也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更多设想，讲谈会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落下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