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7日，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夏氏书信与海外中国文学研究”访问学者工作坊在复旦大学复宣酒店五号会议室举行。本次工作坊由苏州大学教授、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季进教授召集，邀请到了海内外20多位一线学者共同讨论夏济安、夏志清两兄弟的通信及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相关问题。
季进教授首先介绍了本次活动的召开背景和与会嘉宾。今年是夏志清诞辰百年，夏氏书信五卷本正好全部出齐，希望以工作坊的方式致敬夏先生那一代学者，探讨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相关问题。来自哈佛大学、台湾大学、台北清华大学、美国卫斯理学院、美国麻州大学、美国罗格斯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南京艺术学院、苏州大学、巴金故居等多所高校与机构的海内外学者共聚复旦，美国、中国台北等地的学者以线上会议方式参与本次活动。
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中心的主任陈引驰教授致欢迎辞。他简单介绍了中心的相关情况，特别回顾了近些年中心举办与中国文学研究相关的线上线下会议。
著名学者、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教授也向与会学者表示欢迎，他回忆了当时读到夏济安先生《黑暗的闸门》时受到的震动，谈到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史书写方式相对单一的时代所引发的讨论。夏志清以艺术的标准挑选现代文学，和当时接受的政治第一的标准完全相反。夏志清分析的四类作品（左翼，乡土，都市，讽刺）为我们勾勒了一个新的文学史格局，对大陆的文学研究启发非常大。《中国现代小说史》教给我们在艺术上肯定文学作品的方法，而当时国内的文学研究首先是看思想性。陈老师以自己的巴金研究为例，1982年他和李辉共同完成的《巴金论稿》谈的都是思想性的东西，后来才写了有关艺术分析的文章。在分析巴金艺术风格的演变时，陈思和认为《秋》是很好的作品，但当时普遍认为《家》才是巴金作品的经典，到1980年代看到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时知道夏先生也持有类似观点，至少在这一点上，陈教授理解了夏先生对艺术的标准是怎样的标准——把艺术从强烈的政治情绪中脱离出来，还原一个相对比较沉着、纯粹的、审美的追求。
哈佛大学EdwardC.Henderson讲座教授王德威先生作了题为《走出“黑暗闸门”：夏济安、夏志清与现代中国文学》的主旨发言。他借用夏济安先生讨论鲁迅时提出的“黑暗的闸门”的创见，从夏氏兄弟书信集的角度再次思考他们生命中以及在他们文学事业中的种种遭遇，以及他们在黑暗闸门内外出入的一些经验。夏氏兄弟的通信开始于1947年11月21日，结束于1965年2月19日，这是一段冷战的岁月，这么长的时间段落已经说明了这些信件所承载的非常重要的历史的意义。期间，两兄弟都辗转多地，在漫长的动荡的生命的旅程中，双方都都往来书信珍而视之，体现了一种“信的伦理学”。信不只是白纸黑字，两人以通信作为相互信守、信赖的兄弟之情以及知己甚至同行的情感表达，信在这里是一个信物。经过通信内容所表达的各种各样的信念，说明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到中壮年辈的知识分子，离散海外之后所抱持的想法和观念，甚至是一种信念。王德威分享了自己阅读夏氏书信的四点观察：其一，历史认知，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大历史的论述强调的那是一个惊天动地、改天换地的时代，可是阅读夏氏兄弟的书信的过程里，我们突然觉得这两位通信者似乎深陷到这样一个历史的漩涡里，但是对于他们来讲，真正的历史是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细节所累计出来的历史；其二，情感教育，季进教授在他的编后记中提到夏氏书信是“有情的历史”，兄弟二人在漂流中重新梳理他们对家庭，对社会，对彼此还有对彼此欲望对象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认知，或者所谓的情感教育；其三，知识模式，在历史大变动的时代，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你来我往，如何真诚以对，如何通过信件交待自己对各种各样事物最直观、最真切的理解，这里有一个知识论的结构；其四，生命书写，这些信件无时无刻不把历史、情感、知识，无论是好的或者不好的，无论是所谓的雄浑而庞大的家国的感触，或者是最微妙最细小的甚至有点苟且的各种情感的黑暗的面向，都交织在一起，这是一种生命的书写。在这样的意义下，王德威借用“黑暗的闸门”对夏氏书信做了进一步的考察。夏济安以“黑暗的闸门”形塑那一代左翼或者进步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的承担，那什么又是夏氏兄弟自己生命所经历的“黑暗的闸门”呢？这些书信千言万语之下所承载的其实也有很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幽密或者幽暗处。他们的生命面临着所谓的传统跟现代的抉择，可能也包括了对于中国和海外或者是世界之间的一个选择，以及他们个人在情感教育上什么是可为，可欲望的，什么是可实践的，可承担的各种各样的选择。这一道黑暗的闸门是不是要迈过去，或者如何迈过去，也成为他们自己生命中的一个绝对的考验。在这些所谓重重的黑暗闸门之间，我们看到的叙述逻辑不是简单地以巨人的肩膀承担了黑暗闸门，夏氏兄弟在黑暗的闸门间来来往往地穿梭，再次让我们了解到夏氏兄弟看待学问，尤其是看待文学作为学问的过程里所牵涉到所谓情感的判断，审美的判断，道德的判断以及政治的判断。这些判断不一定永远是正确的，不一定有立竿见影的结果，但是他们勇于拥抱复杂的生命，包括自己生命里最不堪的层面，这里面有一种道德的紧张性。夏氏兄弟通信中对旧小说和新小说有种种随想和洞见，他们对中国现代小说几大家的论断，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显示出对于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的反应。最后，王德威教授指出，经过夏师母王洞女士和季进教授的推动，两岸三地出版社合力合作，终于让夏氏兄弟的663封信件再次公诸于世，这也是延续了一种“信的伦理学”。
第一场讨论由四川大学教授李怡主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从文献整理角度做了发言。他在阅读书信集时，比较关心夏济安先生如何参与到夏志清小说《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从书信集中可以看到，夏济安先生向夏志清提供了唐文标发表于《今日世界》1954年第44期谈《倪焕之》的文章，并提醒夏志清留意《倪焕之》的版本问题，夏济安抄录了《倪焕之》当中关于倪焕之死的一段话寄给夏志清，对照《中国现代小说史》可见，其中好几句话夏志清都引用了。就这个细节而言，夏志清写关于叶圣陶的部分明显得到了夏济安的帮助。夏氏兄弟关注的《倪焕之》的删节问题也是需要我们今天进一步关注的。
台湾大学的梅家玲教授的发言主题为“《书信集》、《文学杂志》与夏氏兄弟的中国文学研究”。《文学杂志》的发刊词表明，这本杂志很重视旧文学，夏济安先生向夏志清约稿，希望他能分余力滋养台湾文坛。梅家玲教授分析了夏志清为《文学杂志》提供的几篇文章的两大主轴，其一是夏济安对于新诗的一些论述引发了夏志清先生对于中国诗歌，特别是古典诗的意见，夏济安后来又写《对于新诗的一点意见》，发表于《自由中国》；其二是关于小说，特别是古典小说的讨论，这个系列的讨论一开始是由夏志清先生的《爱情·社会·小说》开始，他们在书信往返当中有非常多的关于中国古典小说或者是通俗文学的讨论。夏济安先生过世之后，夏志清先生辑录了《夏济安对中国俗文学的看法》。《中国现代小说史》写完之后，夏志清就致力于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写作了许多非常精彩的论文，很多后学受益于两位夏先生的古典小说研究，今天读《书信集》，这部分是很值得注意的。
复旦大学教授陈建华重点分析了夏氏兄弟的“电影世界”与“世界电影”，在《书信集》中，夏志清大约有230-250封提到电影，而夏济安则有180-200封提到电影，两人总提到的电影估计有上千部。“电影世界”有关他们兄弟的情感，他们在信中聊到和女朋友约会，看电影是重要节目，夏济安还托弟弟买有签名的明星照送给女朋友和老板。从他们所看、所讨论的电影中，可以看到电影对他们性格的形塑以及他们个人的私密情感。“世界电影”指的是夏氏兄弟观影的十八年覆盖了世界电影史十分重要的时期，他们在上海时期喜欢看好莱坞的歌舞片，后来看到一系列新浪潮的欧洲电影，开始觉得好莱坞电影不足，在通信中，可以看出夏氏兄弟的趣味，这个趣味最后反叛了好莱坞传统。
美国罗格斯大学副教授王晓珏借两位夏先生的书信考察20世纪中叶冷战格局形成以来，在亚洲和北美不同的地域出现的诸多各有特色的有关世界性或者世界主义的文化想象和实践。她重点讨论了两位先生书信中提到的电懋公司，电懋在当时想为亚洲创造现代精神的大众文化，它的策略是通过国语电影建构现代的都市，通过荧幕构造的现代故事来想象香港与自由世界的关系，以及将来可能世界主义的图景，凸显香港在当中世界公民的位置，但这个世界性其实局限于香港，并没有进入真正的世界流通。王晓珏还谈到夏志清对电懋黄梅调电影《宝莲灯》的肯定，夏先生类比《宝莲灯》和《白毛女》，认为歌唱或者歌剧的方法反而逼真动人，这里或许就有一种世界主义的眼光，能够超越政体和意识形态的限制，在文化形式中看到对话的可能性。
第二场讨论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赵稀方主持。美国韦斯理学院副教授宋明炜分享了自己读《书信集》的感受，在阅读时，能感受到夏氏兄弟微妙的差异。他们在通信当中都会描述自己生活中的情景，但方法不同，夏志清先生往往是概述的，而且就事论事，夏济安先生却经常在介绍一个人物或者书籍、生活中的一个变化之后，在信中不知不觉展开叙事，而且是具有描写和有视角意识的叙事。这些叙事有的时候甚至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情节的结构，在一封信结束的时候会留下悬念，留待下一封信再见分晓，即使描述普通的生活状态，夏济安先生也会在文字中打开自省的空间并展开有层次的叙述。夏志清就像是夏济安的对话者、评论者、模范读者，两人的通信构成了双声部的叙事空间，这是很精彩的，我们也可以以文学，或者是小说的方式打开《书信集》。美国麻州大学副教授张恩华的发言主题为“现代学人之反现代：夏志清夏济安思想探源”，她谈到三个问题，一是书信与白话现代性，二是夏氏兄弟与五四传统，三是夏氏兄弟思想——传统跟现代的关系。夏氏兄弟都是白话现代性的实践者，他们的书信记载了很多关于娱乐（电影、百老汇戏）、时尚（西装、旗袍、绣花鞋）、技术（摄影、印刷、交通工具）、传播（信件、电报、汇款）的内容，这是白话现代性的汇总。夏氏兄弟的思想世界充满驳杂和矛盾，夏济安认为五四是对他所珍视的古典主义的背叛，不太认同五四运动和新文学实践，不过两人在书信中表达的情绪和展现的人格，其实和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有相近之处，比如夏济安过分敏感的自我意识和内省，甚至于和异性互动时对对方的过分解读，与郁达夫《沉沦》中的主人公十分相似。张恩华老师最后指出，夏氏兄弟的思想植根于现代，但更拥抱传统，他们生活在西方，内心却深埋着儒家理念，他们拥有世界性的文学视野，而执念于一种文学价值体系，理念上极力反对的信条，却在实践中无意识的身体力行。
美国罗格斯大学副教授宋伟杰从夏氏兄弟的书信考察东北的忧郁、关隘与发现。夏氏兄弟在书信和论文中有很多对流亡者的世情的观察，讨论到东北流亡作家群，并注意到《林海雪原》对草莽叙事的收编改写以及东北工业叙事。宋伟杰从三个关键词切入，“发现”不单单是风景的发现，还是人的发现，女性的发现，儿童的发现；“关隘”借用德里达的词，既是地理的关卡，又是离散的观看，文本内部的障碍，情感的困境纠缠。从中可以看到感情、感觉的关隘和障碍，可以看到关内的异乡流亡，故乡可望而不可归，以及文学哲学思想的难题；“忧郁”，启发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后殖民等理论，这里主要指一种丧失感——土地的丧失、朋友的丧失、故土的丧失。
第三场讨论由北京大学吴晓东教授主持。四川大学教授李怡以“双向对话中的历史情境”为发言主题，双向的书信特别有意思，使得通信双方可以在很多问题的细节上仔细的展开讨论，呈现了那个时代的历史情境。他谈到四点，其一，两兄弟在政治上其实是保持了独立性的，并非我们一直想象的站在批评左翼的立场上，夏济安先生对很多左翼作品是肯定的。其二，两人有古典文学的审美趣味，不是简单地否定五四，其中牵涉对中国现代不同路径的理解问题。其三，我们以往认为夏志清做小说史是新批评的方式、审美的路径，但从书信中可以看到夏先生多次谈到中国近现代文学作品水平很低，所以不得不谈点思想。其四，夏志清开始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时面向的是国外的读者，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学不了解，所以要减少应有的艺术分析，而从思想和政治着手。我们需要注意到这些细微的关于文学的理念以及他们的写作动机。
中国社科研究院研究员赵稀方先生重点讨论了《文学杂志》和《自由中国》思想倾向的差异，前者是保守主义的，后者是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的保守主义体现在文学上就是古典主义，比如说反对浪漫主义，反对五四激进主义，重视传统等等。特别是夏济安编《文学杂志》的时候，他的反浪漫主义非常明显，他衡量作品时以一种比较客观的跟随人物的描写为标准，任何感伤浪漫的议论都是失败之作。
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追溯了自己读研究生期间做《文学杂志》研究的经历，当时能看到的资料很少，自己就一篇一篇读《文学杂志》上的文章，依赖于杂志的文本做研究。张新颖老师特别谈到，夏济安的文学批评有一点特别打动自己，那就是夏先生把对中国新文学前途的关心落脚到语言上，也就是白话文，如果白话文不能变成文学的文字，那么我们的文明也就无法寄托，故他鼓励白先勇等人和语言这个工具搏斗，建立对语言的自觉。
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从鲁迅研究的角度出发，谈了“夏氏兄弟的鲁迅论述”，夏济安对鲁迅研究的正反题都很熟悉，反题并非其独创，鲁迅一开始登上新文学文坛的时候，一些敏感的或者熟悉鲁迅的人，就立即发现了鲁迅的作品黑暗面，而且这种讨论不断地获得鲁迅本人的创作及创作谈的佐证。这个局面到1928年有了一个翻转，创造社、太阳社把鲁迅的正面缩小，而把黑暗面放大，导致对鲁迅的全盘否定，这个局面马上又出现戏剧性的反叛，之后对鲁迅的所谓的黑暗面的关注很快被遏制。不过，尽管黑暗面被压抑，却并未断绝，鲁迅自己现身说法，重要关系人也质疑左联的鲁迅论，鲁迅的弟子冯雪峰几乎偏执地坚持《野草》的矛盾和灰暗。夏济安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发表的两篇文章是在上面的历史延长线上对鲁迅思想风格独特性又一次集中的探索和更显得个人化和学术化独特的表述。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宋炳辉教授主要探讨了夏氏兄弟和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问题，他谈到了几个维度：首先是夏氏兄弟有西方文学的视野，欧美文学的传统，这个传统包含着浪漫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另一个维度是要从西方政治背景及其与大陆的关联性的角度来考虑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视野；第三，海内外现代文学史的互动关系也值得考察；另外，夏氏兄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有雅俗并举的维度；最后，宋教授还特别谈到了个人的维度，夏氏兄弟进入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有一定的偶然性，他们从西方文学的角度切入，和个人的生命经验紧密相关。
第四场讨论由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主持。复旦大学戴燕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夏志清的文学史建构”，她更关注夏氏兄弟周边的事情，比如1930年代后期，文学界发生了什么，戴燕指出，夏志清的文学史是一个相对的私人讨论出来的文学史，和五四前后在公开的平台上对话的文学史以及1950年代集体撰写的文学史有很大不同。
北京大学教授吴晓东分析了夏志清先生的小说是理念，夏先生特别欣赏劳伦斯“为圣灵写作”的理说法，“圣灵”概念的背后是19、20世纪西方文学所强调的人性、人的心理内涵，意识的深度还有道德伦理视野等等，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夏先生更看重像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作品，比如夏志清用了“灵魂”、“欲望”、“古典”、“崇高”等常见于西方文论的范畴分析张爱玲的小说，是80年代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历史潮流中不可替代的范例。《小说史》还从写实角度来看待现代小说，从鲁迅到张爱玲，他们对写实真诚，文词没有什么宣传性，他们的作品蕴含了个人深厚的情感和写实的功底。这部小说史值得中国文学界研究思考的是以文学性为考察作品的基本尺度，今天我们引进西方形形色色的文学理论分析文本，但是许多理论和方法都是以驱逐文学性为代价，我们需要有所反思。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先生以“前店后厂”为喻分析《小说史》和《书信集》的关系，《小说史》是我们看到的店铺，大家可以进去买东西，拿东西，其实后边生产的工厂就是这个《书信集》里边讨论的内容，夏志清可能对现代文学没有太多现场感和历史感，而夏济安给他讲文坛的格局，提供了现场感和历史感。夏志清先生在有限的资料范围内，尽力达到阅读的极限，体现了一个文学史家的严谨，他的“穷尽”有这样几个好处：第一，尽管我们好像觉得《小说史》的资料没有找全，但夏志清能自由处理能够拿到或者看到的材料，有一定表达的自由和个性，没有困在材料堆中；第二，《小说史》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断补充主文本；第三，这是一部充满个人趣味的文学史，但夏志清对他不喜欢的人并不绕开，这种平衡体现了文学史家的史识。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余夏云的报告题目为“信/史：夏氏书信和《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主要讨论夏氏兄弟的书信和小说史之间对话的关系。从第一个层面来讲，信可以作为历史或者小说史的中介，通过通信可以了解当时社会的语境。进一步推论，信代表的是一种信念，一种坚持。信本身是具有张力的一个概念，有不动的部分，也有非常流动的部分，过去与现在，这里和那里不断形成了张力和对话，同时包含着一种危机四伏的可能。若再做一个比较大的发挥，也许可以把历史看成是一种信的义肢，或者作为义肢记忆的文学史，夏氏兄弟的书信刺激我们不断的回应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史。
北京师范大学讲师李浴洋以“现代文学学科史视野中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为报告主题，他关注《小说史》如何内在影响或者联动了现代文学学科在80年代以来的重建，借用四个不同层面的案例展示了在大陆的学术脉络当中《小说史》的某种在场与能动。第一个案例是《小说史》传进来之后，唐弢先生的辩证态度流露出自己的某种清醒、焦虑和痛苦，他晚年想要写出一部个人独撰的文学史却未能完成，如此看来，他对《小说史》的评价不仅是一种回应，还是一种反思；第二个案例是1980年代小说史研究者，80年代小说史撰写取得突破，虽然并不全然受到夏志清的刺激，但诸多学者在这一领域用功发力，不能不说夏志清有某种玉成之功；第三是吴福辉老师对讽刺小说的研究，尽管和夏先生出发点不同，但异中有同，他的工作客观上接续了夏志清对现代讽刺小说传统的建构；最后一个例子是陈平原老师，尽管他对《小说史》有很多批评，但和夏志清其实是有很多对话，他们是互相理解的，这大概反映了大陆的现代文学学科在实力和心态中逐渐走向成熟。
第五场讨论会由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主持。台湾清华大学教授陈国球首先发言，他主要谈了夏氏兄弟和新批评的联系，重点讲述了燕卜荪和夏志清的关联。夏志清在北大期间遇到燕卜荪（William Empson）并把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的书介绍给燕卜荪，燕卜荪看到后写了书评寄到美国，通过这个过程，燕卜荪和美国的新批评有了联系，后来在夏志清求学过程中，燕卜荪为其写推荐信，出了很多力。夏志清申请到耶鲁大学，但是没有跟布鲁克斯写博士论文，而是找了波特（Frederick A. Pottle），这和波特与布鲁克斯的笔战有关。陈教授提醒我们注意，我们在理解夏志清的文学批评时不能光讲新批评的脉络，还要看到周边的许多关联。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顾均教授从书信角度探讨了夏志清先生如何进行学术转型。耶鲁政治大学政治系教授饶大卫（David Nelson Rowe）是促使夏志清转型的重要人物，他当时拿到了一个美国国务院的项目，要编一本《中国手册》，他找到了正在找工作的夏志清，请他撰写中国近代文学的章节，这是夏志清转向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夏志清原来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了解很有限，为了写中国小说史就要恶补，把耶鲁的藏书看完又到哥伦比亚看书，后来几年间他教授中国文化的课程，又恶补中国哲学、历史、宗教的知识，到哥伦比亚大学后，又大量看汉学家的著作，英文、法文都看。我们今天纪念夏志清先生，也要学习他这种孜孜以求不断进取的精神。
苏州大学教授季进分享了他整理夏氏兄弟书信的相关情况。他提到，在整理信件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认字，特别是认英文字，认字之后是注释，最难的是人名、篇名和一些事件的注释，两兄弟用他们共同知道的缩写来交流，但对整理者而言，辨识并不容易。夏氏兄弟的通信既是两人生活故事的记录，也是学术史、文化史的材料。海外汉学的文献学的整理与抢救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现在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目前继续在做夏氏兄弟的学术年谱，工作量很大，中间有很多空白点，只能是慢慢地整理，期待有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北京活字文化总经理李学军女士从出版和编辑的角度谈了他们对这套书的定位——学术性和文献性。他们最大程度地尊重原稿，力图保持原貌，对注释做重新的查证，保证准确性，在装帧设计上以简洁和典雅为基调。《书信集》有很多很详细的生活的描述，反映了当时海外知识分子大概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的人脉、交往圈子，希望今后在这一块能够有所研究和进展。
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张德强的发言题目为“先行者的现代主义文学取向——《书信集》和《文学杂志》对读”。比如夏济安办《文学杂志》有两个初衷，一是给读者提供好的白话文，二是改变文坛的风气，开始办《杂志》时，口气很大，要维系国家的文化命脉，但是办了几期之后，他的想法有所变更，野心有所回收，底线是要反滥情。另一点是《文学杂志》对写实主义的态度问题，夏志清对写实主义情有独钟，他不满于台湾作家写实功力的缺乏，有时候还怀念左翼文学中优秀作品对社会正义的关心和追求。
苏州大学博士后孙连五围绕夏氏兄弟学人圈的聚集与流散做了专题报告，整个过程被苏博士归纳为三个阶段：最早的聚集可以追溯到孤岛时期的光华大学，在光华大学期间，夏济安与好友张芝联、宋淇、柳存仁等创办“文哲研究组”，编辑《西洋文学》月刊，翻译介绍欧洲文学；第二阶段是1950年代在夏济安和宋淇的组织下，学人圈在台港迎来新的整合与扩展，他们通过《文学杂志》和文学翻译聚合；第三阶段，在夏济安去世后，学人圈开始逐渐围绕夏志清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术重阵，这一阶段学人圈的成员比较分散，不过仍然通过两份刊物来联络，一是白先勇创办的《现代文学》，二是宋淇和乔志高主办的《译丛》。通过对夏氏兄弟学人圈发展脉络的考察，可以看出这一批学人在很长一时期里处于松散的联系形态，但是离而不散，夏氏兄弟遗藏的学人书信涉及到多位学人，对推进相关的研究仍然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
最后，陈子善老师主持了圆桌讨论。季进教授、陈子善教授、陆士清教授、周励女士分享了他们和夏氏兄弟以及夏志清先生的夫人王洞女士交往的故事。他们特别感谢王洞女士为整理和出版夏氏兄弟书信做出的贡献。本次工作坊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