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1日下午，由中国证券博物馆、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跨学科视野中的疫情与社会”专题座谈会，在上海市虹口区中国证券博物馆（原浦江饭店）举行。
会议开始，首先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陈引驰发表开幕致辞。陈引驰教授在致辞中指出，由于疫情的原因，今年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而此次会议正是以跨学科的视野来探讨疫情与社会。疫情之后引起的很多影响尚难估量，但势必涉及到医学、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很有必要来讨论的。希望在这次活动中大家各抒己见，有所收获。
第一场会议由复旦大学历史系金光耀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哲学系李天纲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王宏图教授以及复旦大学历史系高晞教授分别发言。
李天纲教授发言的题目是《疫情期间的城邦现实与理想》，他以上海的城市发展为例讲到疫情和社会的互动，以及疫情如何带动社会和城区的发展，城区发展又如何来制止疫情的扩展。
李天纲教授曾经写过“疫情中的城邦理想”，在这次会议中他更多讨论“疫情中的城邦现实”。中国在最近的三四十年，因为户口制度变化，无边界的人口流动十分便捷。但当疫情来临后的封锁使得各种级别的人口流动都暂时停滞，很多层次上的“全球化”，大大小小的“一体化”统统停住，反而是一股强劲的“本土化”运动得以回归。反思之下，疫情正是“城市”得以形成的本质。
人们在瘟疫面前有一种强大的共同体意识，但是这个共同体不仅是民族国家，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共同体抗疫同样取得很大效果。李天纲教授举了利玛窦来华之前家乡意大利曾经发生过大瘟疫的例子，全城躲到山上共同祈祷圣母玛丽亚，并且少有人感染疾病，他以此来佐证“瘟疫加强了共同体意识”的看法。
像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社会内部的族群关系是非常复杂的。瘟疫一旦爆发，不同城市、地区和国家的人群短期之内自然会出现提防、猜忌的心理。但是，人们发现：为了抗疫，共同体内部的不同人群却只会撤除屏障，加深融合。从城市的本质来讲，城邦是抗疫的主体。上海城市是一个抗疫的单位，造成了族群的融合、没有华洋、没有贫富，扩大了共同体的边界。因此一定要认识到疫情带来的“城邦现实”。
复旦大学中文系王宏图教授以《文学创作疫情书写中的价值偏好》为题，从文学的角度去谈疫情与社会的关系。
他通过薄伽丘《十日谈》，丹尼尔·笛福《瘟疫年纪事》，阿贝尔·加缪《鼠疫》，迟子建《白雪乌鸦》这四部文学作品来讲述文学中瘟疫的魅影。以《鼠疫》与《白雪乌鸦》中的两个人物为例来探讨疫情带给人精神的畸变。他以20世纪初威尼斯遭遇到的一次霍乱疫情为背景，探讨了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所描写的疫情中回避价值判断的审美主义。
王宏图教授通过对托马斯·曼《魔山》的分析，认为疫情当中的另类体验，实际上是一种在某些程度上是可以跟战争相比拟、相类似的极端体验，是一次机遇，甚至是解放、解脱。无聊的人想冒险，冥想者想行动，审美主义想要真实，启蒙后的状况需要神话和英雄主义，颓废的时代希望战争带来生命力，它比生活本身更人道，更有助于修养。
复旦大学历史系高晞教授的发言内容是《“传染病”是日源词吗》。发言主要围绕两个问题进行：
第一个问题，“瘟疫”是不是传染病？高晞教授通过对史料的爬疏，认为古代的文献中没有出现“传染”这个词，最多看到的是“传染症”一词。目前以“传染病”指以细菌或者病毒为传播媒介的传播病，这样的概念使用最晚也要到1890年以后才真正成为学界共识。因此将古代历史上的疫情直接去对应传染病，这是不严谨的。
第二个问题，现代意义上的“传染病”一词，是否起源于日本？通过对于日本辞典中“伝染病（でんせんびょう）”词条的检索，高教授认为“传染病”是来自于日语的借词。但有趣的是，日本文献中最早记载此词，是出现在日本人从上海发往日本的报告中，可以说，“传染病”在中国和日本差不多同时出现，但当时日本应对传染病的法律法规均来自对江海关和上海工部局的参照。
第二场会议由复旦大学王启元主持。美国华盛顿大学蒋狄青，上海社会科学院赵婧与潘玮琳分别发言。
蒋狄青老师发表了题为《霍乱与英国公共卫生体制的演进》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详细讲述了英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及各个阶段的发展特点。在对英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反思中，他认为是霍乱的发生极大的推动了英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由于传统的公共卫生体系无力应对在当时传染性特别强、死亡率特别高的霍乱，地方事务部获得大量的中央拨款，补助地方建立医院和建立疾病预防体系，也有了公共设施，因此促成了1875年卫生法案出台。另外，传染病研究和疫情防疫的人员调拨，直至1919年成立卫生部，中央在这一过程中水到渠成地确立了主导地位。
之后是上海社会科学院赵婧老师发表的《日常防疫与卫生观念之演变——近代以来的经验》，报告从国家公共卫生防护网、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四个主题探讨了新冠疫情防控与历史经验。主要以洗手为例探讨“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赵婧还梳理了“洗手小史”，中国古代典籍中，《礼记》就有相关记载。而洗手和医疗行为的连接可能要到19世纪中叶以后，从医疗人员开始，双手和器械的消毒才真正成为整个治疗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和19世纪的消毒学等思想和实践的确立有关。20世纪初，“病从口入”又加入了手的概念，手被认为是最容易传染疾病的一个媒介物，对它进行清洗，消除看不见的病菌才成为了必要。
人们遇到的每次疫情都会推广一个更为科学的洗手法，尽管如此，时下中国人正确洗手的比例只有约百分之四。近代以来的经验也提醒我们，瘟疫会一直伴随人类，“洗手”仍然在不断演进和变化当中。
最后，上海社会科学院潘玮琳老师发表了题为《美国大选年的疫情》的报告。报告从美国防疫的现实出发，认为目前美国发生第二波疫情，情况比第一波更严重，明年春天可能迎来第三波疫情。2020年恰逢美国大选，公共卫生议题不可避免地被政治化，美国国内舆论的讨论中，往往会鉴往知来，联系到美国现代历史上的公共卫生危机。潘玮琳细数了过去百年美国历史上的总统及其任期内发生的重大疫情：伍德罗·威尔逊与1918年大流感、罗斯福与20世纪50年代脊髓灰质炎、福特与1976年猪流感、里根与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小布什与2003年天花、奥巴马与2014年埃博拉以及特朗普与2020年新冠。她特别将1976年与2020年这两个选举年的疫情进行对比，着重分析了政府、专家与公众舆论在疫苗研发和社会化接种的政策制定、实施中的角色和关系。
发言结束后，还举行了综合讨论，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的章可副教授进行了会后总结。本次会议的讨论展现了来自多学科、多国别的观察视角，疫情和社会是一个很重大的话题，不管是从学理上还是社会发展上，今年世界范围内的应对疫情的经验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并揭示了将来可以继续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