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5日下午，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听觉经验与大众文艺”工作坊在复旦大学智库楼209会议室举行。本次工作坊由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员康凌召集，邀请到了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刘欣玥博士、澳门大学历史系王雨博士、嘉兴学院中文系周敏博士共同参与。
工作坊第一场为康凌老师发表的题为《“大众化”的“节奏”： 左翼新诗歌谣化运动中的身体动员与感官政治》的报告。其中，康老师对1930年代的左翼新诗歌谣化运动进行了介绍。通过对左翼诗学理论与诗歌文本的分析，他认为，歌谣小调的音响结构与节奏模式被视为“大众化”的左翼诗歌创作的形式模范，而左翼诗歌对歌谣音响节奏的承袭，应被视为一种主动地争夺身体记忆、塑造大众的身体感知的尝试。因此，歌谣化新诗对其读者/听众所进行的革命动员，不仅指向他们的思想意识，更致力于召唤一个集体的、感官的革命主体及其身体性共鸣。这一过程不仅激发了各种诗歌形式的实验及其对应的评价体系，同时也伴随着持续的自我批评与焦虑，并成为伴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始终的“民族形式”问题的先声。
在对本场发表的评议中，王雨老师认为，康凌从听觉的角度理解左翼文学与大众动员的关系，给这一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议题增添了新的意涵。更具体地说，左翼时人承袭了五四运动时期知识界对歌谣的高度重视，但其重视的方面则由歌谣的“内容”转变为歌谣的“形式”。但这里的形式，又不仅仅是对某些音响节奏的沿用，而是一种声学上的实验。这种针对声音形式的实验意在激发对身体的改造和规训，并指向特定的感官反应，意图达到动员与指导大众的目的。这篇文章最出彩的一个地方是对歌谣（以及歌谣化新诗）的音响节奏的讨论。这些讨论内在地指向了诗歌影响、呼应、乃至塑造听众的生理运作与身体感官的可能性。不过，后文在讨论大众的感官反应，尤其是身体愉悦这一点上，或许需要更多的史料支持。同时，王老师认为，群众对新词旧调的歌谣的传唱或许因为后者带来了感官上的愉悦，但有也可能是对某种情感的认同，因此，将传唱称之为对某种情感表达方式的继承或者挪用，或许会相对更加恰当一些。同时，虽然穆木天等人认为愉悦的感官体验会伤害政治的严肃性。但王雨老师指出，有一定的必要将愉悦的感官体验会伤害批判以及政治的严肃性这一观点历史化，并认识到这一观点的历史局限。
工作坊第二场，刘欣玥老师发表了题为《延安新说书与地方听觉传统改造——从盲人说唱的“神授之声”说起》的报告。这篇报告以声音政治为视角，探讨了1944-1946年间陕北说书改造运动对地方听觉传统、盲说书人声音的征用与改造。刘老师认为，“盲人说书”的声音权威包含两个面向，其一，是通过“讲故事”进行宗教/道德劝诫的口头文化传统，其二，是对盲艺人声音的某种“神授”属性的普遍认知。对说书人的驱逐、解禁与与改造，可以被视为对某种具有民间道德权威的发声位置的争夺。在这场运动中，与其说共产党介入的是一场有声的旧曲艺形态的转轨，毋宁说是介入了实践这一形态的盲说书人的民间肉身，和一套围绕特定感官经验所生长出来的地方信仰秩序与文化认知。在“破除封建迷信”的旗号下，共产党如何利用这一在地的权威声音传播新的阶级革命话语，涉及到“旧神性”与“新神话”的权力置换与复杂辩证。
周敏老师在评议中指出以往有关新曲艺或大众文艺的研究中，对形式与内容、旧瓶与新酒往往做简单的理解和机械的区分，刘欣玥的研究从盲人说书的“声音权威”角度在此方面有了新的突破。通过阐明“声音权威”的两个来源，即从“俗讲”开始的以讲故事进行宗教/道德劝诫的口头文化传统以及对盲艺人声音的某种“神授”属性的普遍认知，刘欣玥进入了更为复杂的民间口头文艺的“形式”分析，而摆脱了那种只把“形式”理解为讲演技巧和风格要素的固有认知。“声音权威”成为阶级革命话语改造的对象以及传播的载体，更能凸显改造与被改造、“神性”与“反神性”之间的互动辩证以及暧昧与紧张关系。此外，周老师也指出文章上存在的一些瑕疵和可以商榷的地方，一是文章在结构安排上还需要更加协调统一；二是部分论述逻辑（主要是第一部分）稍有缠绕之处，还需要做微调；三是文章对贾克•阿达利的“噪音”理论的引用和实际的表述和材料之间似乎不是特别妥帖；四是对口头与文字互动的思考还需要进一步深入。
工作坊第三场是王雨老师的报告《革命的复调：播音员与社会主义播音风格的在地化》。王老师认为，播音员与播音事业在革命时期的出现为中国共产党发展自己的说话风格（vocal style）并在1950年代演变为国家的声音奠定了基础。但这种“国家的声音”并非如既有研究所展示的那样稳定、一元和一成不变。本文借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强调社会主义播音风格不断在具体的地方的语境中被挪用、改造、重新定义并因此而呈现多声部的状态。通过考察自延安以来不同元素对播音员发声风格的形塑，本文认为，在对社会主义播音风格貌似持之以恒的追寻背后，事实上存在着各个层级、各个方向的力量与意图，尤其是无法为自上而下的中央意志所涵盖的、地方自身的情景和要求，后者与中央意志的协商，不仅不断重新定义着社会主义播音风格的意涵与实践，更为我们理解社会主义技术政治内部的复杂性与多元性提供了新的视野。
在评议中，刘欣玥老师指出，在王雨的研究中，“播音风格”既是一套可供传授的知识，也是一种发声技术与情感训练的结果。所谓“爱憎分明，刚柔相济，严谨生动，亲切朴实”的“无产阶级播音的独特风格”是今天对社会主义时期广播风格的常识性想象，但王雨的论文试图指出，标准固然是标准，但在标准的形成过程与标准的具体实践环节中，所谓的“国家声音风格”并非稳定，平滑，一成不变。王雨将“地方视野”引入讨论的价值在于，揭示了在播音风格在层层推广、下沉的地方性接受与消化中吸收了诸多异质性的元素，制造了新的口语和口音空间，这些都为理解“播音风格”在地化实践的整体样貌提供了细节、张力和可供讨论的问题空间。刘老师肯定了王雨使用“复调”的创见性与有效性，指出这篇论文的生产性正在于同此前流行的自上而下的、国家如何驯服广播的叙述进行反拨、对话的意图。但如能在结构上首先对主调/主旋律是什么给予锚定，即准确阐明奠基于延安时期的相对固定的播音风格特色，对于“复调”的讨论将更具说服力。此外，刘老师将“国家的声音”理解为国家形象的听觉化，它的实现既依托于广播网等机械技术媒介的铺设，也有赖于发声源头即广播员对于广播作为一种特定的口语技术、口语艺术乃至特定的口头表演形式的掌握。但“国家的声音”指向的是国家之于国家公民/人民的统摄性声音，还是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作为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声音形象？和“国家的声音”的问题一样，文章中“自然语气”“声音人格”“听觉上的辨识符号”等富有启发性的关键概念，也需要更清晰的理论界定与阐释。
工作坊的最后一场，是由周敏老师带来的报告《群众文艺的“声”与“情”：以1960年代上海及其周边的新故事活动为例》。报告讨论了196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辐射周边乃至全国的“新故事活动”。周老师指出，作为群众文艺的典型形态，这一活动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得以大力发展，是因为它能够以更为简便和灵活的讲演方式展开持续不断、见缝插针的思想教育，契合、缓解了与“千万不要忘记”有关的持续焦虑。同时，这种口头、声音的艺术形式所呈现的集体性、对抗性、行动性等特征与其时的政教话语方式也保持了一致。他认为，新故事之“新”正体现在这种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上，从而使自己上升为一种“声音的政治”。而声音天然具有一种亲切的感情，并经由“有情的声音”通向对主体的询唤，这又与革命所倚重的把群众组织起来的情感工作相联系。在新故事活动中，“声”与“情”具体表现为讲故事时要以是否能激发出说听双方爱憎分明的阶级情感为关键，这一点又内在规定了故事员的选拔原则，并演化为一整套发声机制以及在讲演时更加精微的感情运用程式。
在评议中，康凌老师认为这篇论文对新故事活动的基本面貌和形式特征的论述，不仅有助于我们还原一次群众文艺的特定实践，同时对我们理解群众文艺的发声技术所具有的文化政治潜能，尤其是其中新旧古今形式之间的挪用转化提供了新的思考。此外，康老师也对论文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本文对新故事活动的展开背景、发展历程的描述中还存在一些线索上的凌乱之处，尤其是各级组织的介入方式和程度，需要更细致的梳理。其次，论文对沃尔特·翁的口头性理论的使用还有待斟酌。翁在口头传统和书写传统之间所作的清晰的二元分析尤其自身的议程和语境，并不适用于描述群众文艺背景下的口头与印刷文本之关系。第三，“新故事”之“新”是在与旧文艺的对立中被定义，还是在与启蒙式的印刷文本传统的对立中被定义，需要在论述上进一步进行分疏。最后，康老师建议在修改突出新故事活动展开过程中对“业余性”的考量，其中蕴藏着群众文艺实践一些最富辩证色彩的历史特征。
在论文的发表和评述之外，报告人陆续回答了到场的老师和同学们的一系列问题，就大众文艺实践在接受端的状况的研究、地方性的文艺实践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的推广和挪用所遭遇的问题与限度、声音与情感动员技术的研究路径、拓展大众文艺研究的史料范围的方向等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