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21日，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道教文献学三人谈”讲谈会，通过腾讯网络会议在云端举行。本次讲谈会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陈引驰教授与中国语言文学系许蔚副教授召集，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孙齐副研究员和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曹凌老师以及许蔚副教授共同参加讲谈。
讲谈开始前，首先由许蔚副教授发表引言，简单介绍了中心近期工作规划，并对孙齐、曹凌两位老师表示欢迎。
第一场报告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孙齐副研究员发表，题为《中古道教碑刻研究概说》。孙齐老师首先对中古道教碑刻材料的现存状况予以概要介绍，认为现存碑刻材料的数量虽然相对较少，比较零散，目前也缺乏比较完整的汇编，却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孙老师接下对汉唐各个时期碑刻的特点和研究路径进行概述：汉魏碑刻虽然留存数量较少，但是对研究汉代的仙道传统、五斗米道的发展、地方上的道教信仰有着重要意义。而永嘉之乱后出现了一批道教买地券，透露出了天师道从北向南传播的迹象。《杜子恭墓志》则展示了当时在江东零散分布的天师道祭酒组织的情况。进入南朝之后，经过陆修静对道教的改革，使得南方的天师道逐渐灵宝化了，内部发生了从祭酒制度到道观制度的转型，以宫观碑铭和高道碑志为主的碑刻材料大大增加了，这些碑志的作者大多是王公贵族或知名文士，显示了南朝道教和国家政权前所未有的紧密关系。北朝的道教碑刻和南朝有很大的不同，无宫观碑铭而多造像，这可能与北朝道教主要依托基层社会传播的发展方式有关。北朝造像在五世纪后大量出现，集中分布在关中，现存有一百余种，其中有三十余种是佛道混合造像，体现出了基层信仰重要而特殊的形态。从北朝造像题名的变迁中，可以发现北朝道教也逐渐灵宝化。隋唐时期，南方的道观体制在全国普及，道教的组织形式从领户住民转变为出家住观，这种变化使得道教碑刻集中在宫观碑铭和道教碑志，具有明显的官方背景和上层色彩。这些碑刻在考察宫观个案、丰富和纠谬高道生平，乃至探究唐代政治史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结合这些唐代的相关碑志材料，孙齐老师还对唐代道士是否结婚这个话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唐代道士虽然与家庭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不一定入道之后可以结婚生子。
第二场，上海师范大学曹凌老师报告的题目为《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他在报告中先是对敦煌道教文献整理的现状进行了梳理。在敦煌道教文献整理的进程中，大渊忍尔所编的《敦煌道经目录编》和《图录编》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目录和图录配合的方式非常便于研究者使用，他根据敦煌道经的特质，创造了新的目录体系。之后目录编著的主要成果就是王卡的《敦煌道教文献研究》。该书的综述部分可以让研究者大体了解敦煌道经的基本情况，收录的范围也比大渊忍尔有所增广，收录卷子的数量多出三百余号，在考订和缀和等方面后出转精，在目录体系上也进行了全新的创制，兼顾了传统“三洞四辅”的分类体制和敦煌道经的特质。但该书也存在一些诸如文献失收、因分类从全而掩盖文献原始体系状态等问题。除了目录之外，对于敦煌道经图录的整理也是值得重视的，主要有大渊忍尔的《敦煌道经图录编》和《敦煌道藏》，而近年来也有各种不同形式的文献整理成果。此外，曹凌老师还介绍了两种即将面世的研究成果，分别是《敦煌子部文献合集》和王卡先生的遗著《敦煌道教文献合集》。其中《敦煌子部文献合集》的宗教类道教之属非常有利于初学者了解敦煌道教文献的情况；《敦煌道教文献合集》以增补后的敦煌道经目录为纲，包括了目录、释文、图录三个部分，还收录了部分王卡先生遗稿中的研究性笔记。在概述文献整理现状的基础上，曹老师提出了自己对于新文献形势下的研究思考，他认为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面对如何实现既有模式的持续、如何将敦煌道典与其它文献结合、如何把握敦煌道教文献的独特价值等新挑战，这需要学者具有更全面把握道经情况的能力和充分利用其他资源活化相关文献研究价值的能力。曹老师最后还就他关注的敦煌道教文献与敦煌写本学对接、敦煌道教仪式性文献在展现地方上宗教特色的独特价值、从道教文献观察中古佛道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和展望。
第三场，由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许蔚副教授发表，题为《北平图书馆藏善本道教文献研究举例》。他首先介绍了北平图书馆藏书目前分藏两岸的基本情况，然后又以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国版刻图录》、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为例对有关道教版刻、版本的早期研究进行了说明，并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道教文献所在目录日本编》、《藏外道书》为例对研究中所用到的目录、复制品这些工具类书籍进行了介绍。许蔚老师指出，将《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旧京书影》与目前两岸的收藏情况对比，可知这批北平图书馆所藏善本道教文献虽然分处两岸，但几乎没有流散，具有一定的完整性。而《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所著录的子部道家类有五十五种，加上集部小说戏曲类、史部地理类中和道教有关的书籍，大概有八十八种。许老师根据自己调阅与研究的情况，以《周易参同契释疑》一卷（明洪武刻本）、《真诰》二十卷（明万历刻本）、《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元刻本）、《新刊足本类编全相启圣实录》（明永乐刻本）、《徐仙翰集》十四卷（元抄本）、《许旌阳事迹图》一卷（明刻本）、《云门传》一卷（明刻本）、《太岳太和山志》十五卷（明抄本）、《仙传外科集验方》一卷（明洪武刻本）、《鹤林类集》（不分卷，抄本，怡王府旧藏）等文献为例，对明代藩府刻书、天师参与文献刊布的情况、道教仪式、北平图书馆藏书分藏多地的情况、寻找善本的意义、道教文学、元明文人与道教关系等问题予以解说。最后，他还对北平图书馆所藏的一些据称出自内阁大库的文献，如《金箓御典文集》等嘉靖皇帝斋醮的相关纪录、十八种明内府道法抄本的相关情况作了简要解说。
在讨论环节，参与讲谈的各位学者就刘宋时期道教与佛教的飞速发展的状况及两教交涉的相关文献记载、道教买地券中的佛教因素、道教文献学研究入门指导等问题展开了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