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4日，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近世传统中的仪式、文本与图像”讲谈会，通过腾讯网络会议在云端举行。本次讲谈会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陈引驰教授与中文系许蔚副教授共同召集，汇聚不同学科背景和研究方向的学者与专业人士，就近世以来宗教仪式、文本与图像发表讲演，展开争鸣。
会议首先由陈引驰教授发表引言，介绍中心自成立以来所做的工作以及未来的发展规划。陈老师提到，举办本次讲谈会的目的，是希望通过相互间的激荡刺激，提炼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核心议题，以讲谈会、工作坊、学术会议以至正式出版的方式，逐步推进与扩展。陈老师进而对本次会议的主题——仪式、图像和文本，以及背后蕴含的关键词“宗教”、“宗教性”做了简要说明。
上午第一场，报告人为“空间站”艺术中心总监付晓东女士，题为《地天通：当代艺术中的仪式性转化》。报告介绍了空间站去年曾经策划的展览 “地天通——时空的神圣秩序”。当代艺术是建立在西方的艺术观念和艺术史体系下的，所以它的一些范畴和展览形式都是以西方的线性逻辑体系为主的，而东方的仪式与宗教空间在对神圣性的塑造和空间秩序的排列方法上和西方博物馆进化论体系下的空间权力关系区别很大。该展览是利用以道教为主的，也结合其他民间宗教形式统合在一起的策展上的尝试。报告具体细致地介绍了该展览的空间格局观念、展览和作品如何呈现宇宙观的秩序排列，呈现身体与世界一体化的关系。指出从历史上看，大量图像都是嵌入在仪式里面的，成为了一个具有功能性的图，跟器具和仪式一起建构了一个内外连接的神圣空间。
第二场，报告人为道心宗教人文影像工作室郑超道长，题为《道教人文摄影的发展现状》。郑道长首先回顾了人文摄影的历史，随后介绍了道教人文摄影的性质和特点，指出道教人文摄影对道教的宗教思想、人文精神、宗教故事都有非常好的记录，所以在研究历史文化、宗教、社会学等方面都有价值。报告的重点在道教人文摄影的现状。郑道长还介绍了当下优秀的道教摄影集和道教人文摄影师，以及有关于道教的摄影书籍，最后也对道教人文摄影存在的一些问题做了探讨。
第三场，报告人为绘真堂王琛道长，题为《当下道教绘画的发展状况》。王道长首先向大家讲述帝制时期道教绘画的创作团体——道士居士、宫廷画师、文人画家、民间匠人，并分别介绍其画作和风格特点，进而介绍了现在的道教绘画情况：因为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导致道教绘画的从事群体数量不足；现在的民间画师对专业的道教知识不够了解，创作太依赖于粉本；当代道士群体对道教绘画的发展传承重视不足，等等。王道长也向大家展示了当代民间画师和道教团体的绘画，提出了一些创作中遇到的问题，如经文对神像的描述不一致，古代流行的神像画不适应当代道教科仪的追求等，并对道教发展做了期许。
第四场，报告人为复旦大学中文系许蔚副教授，题为《道教文献研究中的图像“遭遇战”》。这一报告主要讨论我们在道教文献研究中，与图像“遭遇”时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及应对方式。许老师首先提出值得我们思考与讨论的几个问题：借由文献描述形成的想象，与文献所附及该文献以外流传的图像是否匹配？文字对图像是否有唯一对应性？我们应该站在图像还是文字的立场来认识这些文献？等等。随后，许老师用“倒栽柏”榜题与图像不匹配、西山万寿宫关帝殿和三清殿的档案照片与文字描述不匹配、“蟾光图”文字描述与实际图案不对应以及“刘海戏蟾”图像演进中“双刘海蟾”图案与榜题的形成这四个案例，来解析他遭遇这些问题时的思考与应对。
第五场，报告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杂志社姜子策编辑，题为《作为她者的自身——道教视觉中女仙与武将的书写》。报告指出，道教中女性的地位是比较高的，我们要打破过去封建社会中道教叙事都是以男性视角为唯一模式的做法，而应该有更多非男性的视角来讲道教女性、女仙的问题。道教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女仙形象，与道教的男性神仙多以群体形象为背景出现、呈现秩序感的特点不同，道教女仙的个体感更强。女性之外，道教的武将的形象也是重要的一点，道教许多神仙是文武双全的，背后很多都有武人的形象。姜老师强调，对道教女仙形象和武将形象的研究，将过去被遮蔽和潜藏的部分，从表象中还原出其本像的部分，把研究的现实性期待变成真实性期待。报告最后也对道教研究中暴露和存在的问题，图文的规范性、有效性及未来的学术评价问题作了讨论。
第六场，报告人为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尹翠琪副教授，题为《从道经到神像画：神祇形象的功能和意义》。本报告讨论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很多神像的容貌相似难分，其容貌有没有宗教性，图像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报告以南京高淳的一系列神像为案例，指出这一系列神像来源多样，既有来自道教，也有源自民间对《封神演义》中神祇的崇拜，进而分析了高淳神像画中的神谱结构，指出高淳斗牌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可分五组，尊卑地位有别，而《封神演义》来自民间信仰的神祇虽然引人注目，但却是神谱中位阶较低，且处于具有弹性、可变动性较大的位置。尹老师进而指出那些身份独特而待考的神祇往往是神系中的低级神祇，属于道教“体用”中“用”，而对于主神和仙班，其实是属于道体——宇宙本体的体现，他们没有明显的个性和图像特征，主要凸显的是他们的位阶、在仙班中的类别，而非个体的特殊性。或许基于这个原因，从现在的人看来，他们就难以分辨。
第七场，报告人为美国芝加哥大学神学院陶金先生，题为《庭壇与神居：中国传统仪式空间的两个身体》。报告以保国寺大殿独特的建筑形态作为起始，有三个要点，一为如何通过身体和仪式行为去理解宗教建筑的空间属性；二为如何关注宗教建筑本身的非物质性；三为中国宗教中的“共享”的营造现象。陶先生在报告中指出身体有两个轴，垂直的轴是垂直于地面的，平行的轴是随着人的视线与运动来呈现的。人的这两个身体特性使得我们在理解神的时候出现了两种类型：一种是神在人之上的，另一种是神和人处于平行世界。因此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建筑空间。民间宗教中的“活偶”属于平行轴上的身体，是神的身体，但却是拟人化的。随后陶先生对保国寺大殿内由藻井与拜石所定义的垂直轴上的身体进行了阐释。垂直轴是人的身体，但却是宇宙观化的。相对应地，这两种不同的身体观分别对应了两种对于神明不同的认知，一种是抽象的天，由宇宙观化的身体去感应；一种是拟人的帝，由拟人化的神偶（或拟人化的神居空间）去感知。这两种身体看似悖论，但保国寺的规划设计者将其关联起来，使得大殿变成了一个确保人的祈祷可以和神有双重感应的装置。
上午最后一场，报告人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邓菲副研究员报告，题为《仪式图像：宋金墓葬中的葬礼片断》。这一报告是由宋金墓葬之中和丧葬礼仪有关的图像来探讨礼仪、图像与文本间的互动和关系。报告的两个关键词即“仪式图像”（images of ritual）和“礼仪化图像”(ritualized image)。对于宋金墓葬图像，以往的研究多将其视为世俗生活的写照，但近年来的许多研究都说明了宋金墓葬中许多常见的场景，它虽然很日常化，但都与供祀和祭祀有关，即这些图像使墓葬被塑造为一个重要的礼仪空间。另外，宋金墓葬图像中常常会呈现一个正在进行的仪式场景。而把丧葬仪式的场景转化为图像，其实是永久地保存仪式的一个重要手段。它是出于为了更好地供奉死者的考虑。这使得近世的葬礼仪式、祭祀活动，凝固成了一个静态的、可视的和永久的存在。在这个过程中，图像的角色不再是被动地去记录和再现，它凭借着这样的创造力，把丧、葬、祭这些复杂的礼仪环节，更加紧密地跟墓葬，跟墓址的所在联系为一个整体。
下午第一场，报告人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李天纲教授，题为《祭礼：王官还是民间》。报告首先介绍了儒教制度的宗教性和民间宗教的关系，儒者的来源于祭祀制度，而“作为春秋战国以后诸子百家中异军突起的中国信仰的“系统神学”，先秦儒学有“非宗教”的倾向，但不是“反宗教”。清儒对于上古儒家宗教性的一个证明就是对“明堂”制度的考索，明堂制度是王官与民间的分离，导致儒家制度的起源，也结束了各种门类知识的民间状态，造成了儒学的中央集权，因此汉代和清代的经学家，都对儒家的“明堂”制度很感兴趣。而儒教民间性的一面体现在《仪礼》、《礼记》的萨满教特征，和其他学派相比，“孔儒”的理性特征或许是存在的，但也不能说孔子学说就是“非宗教”的，相反是很宗教的。报告又对作为官祭礼的儒教“三大礼”——祭天、祭孔、祭祖，以及儒教的民间祭祀和礼仪做了讲解。
第二场，报告人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李小荣教授，题为《敦煌佛教邈真讃研究的新动向》。报告首先对敦煌邈真讃的已有研究做了介绍，包括文献整理、历史学研究、佛教美术角度的研究、文学研究四个方面。在这些成果当中存在几个问题：一是文献基础的研究方面没有哪家的校录是完整无误的；二是美术方面的研究可以成为将来研究中的一个新动向、新亮点；三是敦煌图像的制作过程中受到画工和其他人的影响，怎么用、怎么变也需要进一步考虑。李老师认为，目前敦煌邈真讃的研究是以邈真讃中的邈真为中心的研究，即画的研究，而对赞的研究还不太充分，对于未来的研究动向，报告提出四个建议：一，概念辨析；二，进行跨文本的文学解读；三，要关注应用文体；四，把美术研究和思想研究结合。
第三场，报告人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曹凌老师，题为《唐宋行香礼仪的嬗变》。报告首先介绍了行香仪的基本情况和在历史上涉及的重要问题，并基于9世纪撰作的日本仪式书和日人求法行纪中对行香仪仪式程序的纪录，对晚唐行香仪式加以复原。进而以此为基础，对唐宋之间行香仪的演变过程进行了说明。曹老师最后提出了几点想法，一是现在很多仪式研究跳过了仪式复原这一基础性的工作，因而缺乏对仪式本身发展脉络的把握，而有夸大外来因素影响的倾向；二是仪式复原工作应当以记录仪式程序的第一手文献为基础，并且注意到文献的时代分布问题；第三是日本的仪式资料不仅对研究中国的仪式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以打开东北亚仪式交流的研究面向，是将来仪式研究中需要特别重视的一类资料。
第四场，报告人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侯冲教授，题为《宝卷的仪式解读》。报告通过《十王宝卷》、《意旨了然集》、《销释金刚科仪》等文献例证，讨论在解读文本的时候怎么样跟实践结合的问题。侯老师认为，我们看这些宝卷，最重要的其一是要收集更多的资料，其二是在解读的时候要知道，所谓宝卷其实有多种名字，包括道场仪、科仪等各种叫法，但我们不能因为它有这样的叫法就去想这个概念背后对应什么，我们要看它的实际应用。不管是科仪、宝卷还是道场仪，它们都是用来举行法会的，而举行法会是配合斋意来的，如果一个法会没有斋意，这个法会就不知道如何做，就没有意义。所以解读宝卷和收集宝卷资料的时候，如果不跟前面所说的《意旨了然集》，跟斋意联系起来，其解读是不全面甚至错误的。
第五场，报告人为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王启元副研究员，题为《从<九莲观音>到<进呈书像>：明清之际宗教图像中的权力与应验》。这一报告首先讨论了慈圣皇太后与九莲菩萨的关联，报告认为慈圣皇太后最早进入宗教与政治话语之中的形象是观音，慈圣皇太后等同于九莲菩萨是在晚年，而最早与观音的衔接是在万历14年。报告进而梳理了从万历年间开始的本土信仰和西来宗教的交往，九莲信仰在当时代表本土信仰，而随着崇祯皇帝主观上对天主教产生兴趣，宫廷上层开始对天主教有一种信仰，这种信仰的产生和相关文献之一即是《进呈书像》，本土信仰九莲菩萨显灵和《进呈书像》的冲突持续了两个多月。崇祯皇帝最终选择重新迎回九莲菩萨，并且在北京几座大寺庙中重新挂起九莲观音像，并把自己的母亲也奉为菩萨，这意味着明清之际菩萨和耶稣之间的斗争就此告一段落。但往后从南明开始直到清初，佛教本土信仰和西来信仰一直在政治势力斗争中抢夺话语权。
下午最后一场，报告人为复旦大学中文系郑土有教授，题为《刘猛将信仰中“神榜”的解读》。郑老师首先介绍了刘猛将是中国农耕社会民间信仰的重要神灵之一，其出现时间与原型众说纷纭，猛将信仰自明清以降广泛流传于江南地区。本次报告重点关注的是“神榜”的问题，刘猛将祭拜中神位有三种情况，即庙堂中的神灵塑像、家堂中供奉的小神像和庙会期间临时祭所的“神榜”。神榜的样式有规格不同的四种，神榜上的神灵组合为“上界、中界、下界+三界符官”，神灵数量民间相传有108位，现找到最多的是103位。神榜以图像形式体现出民间信仰的特点，如杂糅性、生活化、重视祖先信仰和地方神灵等。其中为什么中界神灵最多、为什么会出现“八将”、为什么有的神灵在同一“神榜”中会重复出现等问题是值得讨论的，可以弥补文献、文本和口述资料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