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7日下午，“图画对国体及其结构的历史表现”主题讲座第二场在复旦大学智库楼209会议室举办。该讲座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广州美术学院李公明教授主持，主讲人包华石（Martin Powers）为美国密歇根大学荣休教授，其研究领域为中国人文历史中的艺术功能，注重其与社会正义的关系。
包华石教授对前现代欧洲与中国作品背后含义进行了延伸讨论。17至18世纪初期，欧洲的一些雕塑作品表现君主对敌人的征服，这实际上是一种和平的寓言。然而，这是属于君主的和平，与人民无关。而中国画作对和平的体现则与欧洲不一样：以芝加哥博物馆馆藏的“太平风会图”为例，该画以太平为名，但图里并没有出现贵族或皇帝，反而呈现出了一副繁荣的市井图。图内既描绘了商品买卖、服务、娱乐等市场活动，也体现了平民百姓在物质，甚至是精神上的富足，比如表现了百姓的恻隐之心。在画中，人物穿着随意，与不同身份的人们平等交流，这一点也与欧洲有所不同——在欧洲贵族统治的社会中，服装是重要的身份象征，而身份带来了特权以及社交上的严格阶级划分。
“太平风会图”局部
所以，欧洲作品对和平的核心表现是“征服”，而中国作品，无论是市井场景还是山水画中所体现的“国体”观念一般都是以老百姓为重心。百姓更多的是作为独立存在的个体，而非《利维坦》封面中君主的附属。包教授以北宋晚期至南宋初期的《蔡文姬归汉图》作为佐证：该图以洛阳被匈奴攻陷的混乱时期开始，以归汉后妇人孩童可以自由行走，已经恢复了正常社会秩序，一派太平盛世的洛阳作为结尾，前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欧洲国家如荷兰同样会用市井和山水画来反映他们对国体的看法。例如维米尔（JohannesVermeer）在其1662年的作品《德尔夫特远眺》（View of Delft）中展示了港口的忙碌情景，出口的商品，以及周围情况良好的建筑物。通过贸易的发达来反映国力的强大，这是中国与欧洲作品的相通点。
Johannes Vermeer, View of Delft, c.1662
比如《清明上河图》中出现的游船、茶馆，食肆等人流最为集中之地，可以发现出没之人并不都是高官显贵，而一般以较为富足的百姓为主；大茶坊张挂了名人书画来招揽客人，又有所谓的“人情茶坊”。其非以茶汤为正，而是根据不同的社会需要细化为“有一等专是娼妓弟兄打聚处”，又“有一等专是诸行借工卖伎人会聚行老处”，从侧面反映了宋代商业模式的高度发达和现代化。包教授强调，虽然绘画作品不能代表完全的真实，但是至少代表了当时社会的典范。上述的图画内容看似和国家上层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却通过表现百姓对于自己私人时间的掌握和生活状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国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另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特征是，在《清明上河图》以及其他中国市井图里，百姓都表现出言论和交流上的自由，而且这种交流是跨阶级的。
“清明上河图”局部
在宋代的山水画中，公与私的问题也表现得较为明显：官营和私营的建筑差异比较容易辨别。有一些利民设施很显然是在朝廷的主持下建造的，比如利用水力来辅助种植的设施，或者为了百姓安全而建造的栏杆等。同时也有官私合作的项目。这个可能和中国士大夫受孟子思想影响对仁政有所追求有关。而这题材在欧洲相对罕见。包教授举了意大利锡耶纳城邦共和国的市政厅壁画为例：壁画上的三类，田园山水画、市井画和寓言，都与“国体”有一定的关系。虽然前面两者都倾向于写实，画家用转喻以及实录的方式表达“和平”，但主要的表现形式还是带有浓厚的寓言色彩，比如，他们将对公共安全的保证具象为一个手持犯罪者人像的女神，并以一个美丽、悠闲、富裕的女子形象来象征和平。画家使用寓言等方式描绘市政结构，包括贵族、市民、农民等，这是宋以后中国画作中少有的。至于田园山水画，也是通过佣人可直面贵族等动作上的安排，侧面表达出当时是社会阶层相对松散的状态。荷兰画作同样会出现类似的情景，但在法国画作中，直到18世纪这种现象都是罕见的。此外，共和国的市井画也与欧洲的其他绘画并不一样，它的“国体”概念较开放，修辞方式更接近于宋代，画中的平民也能在街上自由走动和交易，并进行娱乐活动。
Ambrogio Lorenzetti, Allegory of Good Government
对于寓言和实录两种修辞方式，包教授认为后者要更进一步。原因是，寓言是为了配合贵族统治社会的需要，是一种由统治者操作的幻想，而并非事实。然而，17世纪时期，英国与国家或政治有关的图画也大部分是寓言的。当时，英国和荷兰在交战，英国利用宣传版画来争取作为士兵来源的劳动阶级的支持。其中大部分版画作品都是幻想式的，往往通过描绘带有侮辱性质的虚幻内容来调动民众的情绪：比如敌方认为自己已经胜利，或切掉了英国小狗的尾巴等。以此代替了事实的辩论。直到18世纪，才开始使用实录的方式，发布了描述敌方实施水刑的绘画作品，但是实际上这些作品仍然带有很明显的政治立场。包教授提出在分析这些城市风景画中应该注意的一点：欧洲人所施加的残酷刑法并不是因为犯罪，而是因为对方是敌对立场。
A Further Justification of the Present War against the United Netherlands,1673
相对的，中国与政治相关的绘画目的并不在于对敌国做出批判，而是为了针砭时弊，即“以助警励世俗”。例如1516年周臣的《流民图》，写实描绘了在宦官把持朝政下不堪税赋的病困百姓；又如1593年，也就是明朝万历年间，杨东明为了向皇帝说明水灾灾情真相而上疏的《饥民图说》等等。而类似的绘画题材却要在18世纪30-60年代才在英国出现。
周臣《流民图》局部
在明代，也就是16世纪时期，中国也出现了很多来自民间的市井画作品，大部分都是实景，“国体”的因素主要是官方与人民，作为官方代表的警察虽然出现在画中，但并没有实施惩罚的行为。然而在欧洲，“被惩罚的人”也是重要题材。17至18世纪在欧洲也开始有描绘市井的作品，包教授分享了弗朗西斯科·格拉蒂（FrancescoGuardi）的Piazza San Marco with the Basilica and Campanile等作品。在该类型画作中同样没有神或天使等寓言化的图像以及神秘性。但相异的是欧洲画作一般选择以建筑物作为主要题材，因为建筑物大部分都是贵族建造的，出现在街上的人民很多时候是背面朝向不露脸庞或者没有表情的，只通过华丽服装和礼仪来表现身份，人民的个体性被掩盖了。
Francesco Guardi, Piazza San Marco with the Basilica and Campanile, 1775-80
18世纪在中国的《康熙皇帝南巡图》，基本上还是市井图。无论是康熙皇帝的题跋，还是画作内容，都充分展示了对孟子思想的实践，以此表达他是个实行仁政的好皇帝。同时，当时还有一些描绘农村生活的作品，画家对于农村的生活的态度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制度。中国与欧洲在对农民形象的描绘上有差异，这反映了时代印迹。在欧洲的农村绘画作品中，农民的衣服往往不那么整齐干净，同时表情较不灵活，呈现的是画家对他们的刻板印象，这也是在贵族统治社会中所常见。但是在中国对低层阶级的描绘中，老百姓也能过着不错的日子，虽然这类型画作带有一定的宣传性质，但也表现出了中国与欧洲对“国体”观念的差异。在中国，官方有责任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类似的内容也出现在美国大革命后，以体现出美国农民生活的美好，以及生产力的提高。
《康熙皇帝南巡图》局部
包教授提醒大家，在图像和文献的对照分析中不能将图画里所出现的一些生活细节视为理所当然，因为很多场景在同时期的欧洲画作中是不会出现的，应该更深入地去发掘。在欧洲的“国体”寓言中，看不到批评官方的公民，也没有正式的分权制衡。唯一能控制政府的力量是寓言化的“德性”，而该“德性”是属于政府自己的。在中国，深受孔孟思想的影响下，“国体”的观念则以老百姓作为表现对象，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期的传统城市风景画中，中国图画里出现的往往不是早期典型的传统孝子图题材，反而是长辈照顾孩童的天伦之乐，这也是社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