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流社会：旧问题，新思路
——第二届长江与莱茵河历史文化比较研讨会在荷兰成功召开
为进一步探讨和比较长江与莱茵河流域的异同，并针对共同面临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继2017年10月于上海复旦大学举办的第一届研讨会之后，第二届长江与莱茵河比较研讨会于2019年5月23日-25日在荷兰鹿特丹和莱顿召开。本届研讨会由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莱顿大学和复旦大学共同主办。共有来自中国、荷兰、德国、法国等国的近30位学者与会，围绕经济和商业、劳工和社会、文化和宗教、政治和司法、环境与生态等议题，对长江和莱茵河的历史与现状展开讨论。
23日的会议在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举行。开幕式由会议主要召集人之一、伊拉斯姆斯大学历史学系Hein Klemman教授主持，伊拉斯姆斯大学大学校长Kristel Baele女士，和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天纲分别代表荷、中主办方致辞，对与会学者表示欢迎，并介绍了会议的背景、缘起和意义。最后，中国驻荷兰教育参赞孟庆余先生致辞，强调了河流对于荷、中两国的重要性，充分肯定了开展莱茵河和长江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并祝会议圆满成功。
上午的研讨会围绕“河流流域的经济方面”展开，涉及议题包括：航运、驳船和根据航运需要调整航道，沿河的商人及其联系人，与其他运输方式的竞争等。
复旦大学王振忠教授的报告以《明清徽商与长江流域的木材贸易》为题，通过对新见徽州文书等民间文献的研究，指出明清时期的木材贸易一直是长江流域一项重要商业活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长江上游与下游的经济联系。其中，徽州木商凭借南宋以来木业经营积累的经验和雄厚财富基础，在皇木经营的刺激下不断壮大，成为整个长江流域的干支流（特别是长距离的木材运输中）最为活跃的商帮。
法兰克福大学Ralf Banken教授的报告题为《莱茵河沿岸的贸易与贸易者》，他介绍了阿姆斯特丹对法兰克福的Brentanos、Guaitas及其他意大利贸易公司的重要性，并展示了荷兰这个贸易大国在将法兰克福及整个德国腹地与18世纪的大西洋世界经济体相连接的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以及德国贸易公司是如何在荷兰市场上购买更便宜的殖民地货物和其他国际货物以便从中获利的。
厦门大学陈瑶教授以《河流脉动：长江中游的木帆船与市场网络（1550-1850）》为题，介绍了长江中游流域包括干流和支流上的木帆船之多元化形制，估算了不同时代木帆船的数量和吨位；分析了长江中游流域的船工人数与社会组织，考察在当时的时空状况下，流动的船运组织在多大流域空间中形成了共有的经济秩序和纠纷解决机制；最后，将长江中游的情况与长江上游、长江下游的船运组织和河道秩序加以比较，并对长江流域与莱茵河船运秩序进行了简单比较。
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Hein Klemann教授的报告以《荷兰船长与德国船主之间的竞争以及向蒸汽船的转变》为题，分析了19世纪莱茵河的船主为何，以及如何适应新蒸汽技术、更大规模的运输，以及随之而来的关税崩溃的。莱茵河运河的完工导致小型驳船的消亡，而莱茵河下游地区的自雇人员和通常为荷兰人的船长必须在这样一个竞争性极强的运输市场中生存下来。因此，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他们放弃了岸上居所，携家带口移居海上，这对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的报告以《明清运河运输市场的考察》为题，指出大运河自明代永乐九年（1411）全线贯通后，直到18世纪后期运河淤塞的将近4个世纪中，始终是全国最为重要的物货大通道，南北运输畅达，盛况空前。大运河自身不仅是最为重要的南北物货大通道，同时还是苏杭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大运河及苏杭内河水系关乎苏杭经济发展，城市经济因运河流通而盛衰。正因如此，全国各地地域商人藉助运河等商品通道在苏杭展开商业竞争。
下午的会议围绕“河流社会的劳动和社会史”展开，讨论议题包含：沿河的社会和文化融合，传播运输中的童工和女工，河居生活。
莱顿大学博士候选人徐冠冕（Victor Guanmian Xu）的报告以《运至长江和莱茵河的殖民地商品：一段交织的历史》为题，论述了至17世纪30年代，台湾从阿姆斯特丹的糖产业“前线”，发展成为荷兰商业体系下的蔗糖生产殖民地，而郑氏家族和清朝政府又相继挪用了该体系，这些转变共同促成了台湾的“糖革命”。而到18世纪20年代，台湾已成为世界上最具生产力的“糖岛”之一，此时支撑它的市场已不再是莱茵河下游的阿姆斯特丹，而是长江下游的商业中心苏州。
阿姆斯特丹大学的Tamira T.J. Combrink博士，做了题为《基于奴隶经济的莱茵河商品贸易，1730s-1830s》的报告，她指出，虽然莱茵河作为通往德国腹地的门户，通常与鲁尔地区的工业活动有关，但它的起源在18世纪与咖啡、糖和烟草等殖民商品贸易有关，大多数再出口商品都是以大西洋奴隶劳动力为基础。她的研究旨在评估基于奴隶的商品贸易和加工对18世纪荷兰经济的重要性，同时研究其重要出口目的地，即通过莱茵河与荷兰相连的德国腹地。
莱顿大学的Marlou Schrover教授，以《鹿特丹的德国和他国移民与鹿特丹的商业》为题，讨论了鹿特丹在同一背景下的临时和永久移民问题。她认为，这两种移民对于鹿特丹社会和商业的影响程度几乎一样大，而且临时移民的数量远远大于永久移民。她简述了鹿特丹移民人口的变化，并介绍了从欧洲东部迁往美国的移民。虽然这些移民仅在城市短暂停留，但为他们建造的基础设施却长久地保留了下来，成为城市特征，在许多其他港口城市也是如此。
复旦大学的冯贤亮教授，以《城乡之间：明清江南的水运环境与社会生活》为题，考察了水运环境、城乡之间的沟通与社会、士人的移居与定居、舟船交通的便利与发达、水乡生活实态等几方面的内容，从而论证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极富文化意义的“江南”，内蕴的水域环境与城乡社会，既有其地方性，也具有链接全国的重要作用。江南地区处于弱边带的水运网络，对于地方民众与日常生活，可能更具重要性；而就全国性意义而言，太湖水体、运河、吴淞江、白茆港、娄江等，显然具有强连带的意义，并拥有核心性的地位，形塑了地方生活与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利益关连。
24日的会议在莱顿大学举行，上午的会议主题为“河流社会下的政治和司法事务”，议题涉及现代市场关系及其制度，以及堤防建设、河流整治、水域管理和渠化。
特文特大学的Nils Disco博士，以《跨国河流的监管——马斯、莱茵河和斯凯尔特河》为题，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努力从许多世纪的工业滥用中“解放”欧洲河流，并将它们恢复到原初面貌。几年前，他开始研究国际河流的“解放”（emancipation），发现其中包括与水污染作斗争、恢复河流生态、通过重建海岸线形态来管理洪水风险和建立“气候保护”河流这四大阶段，而在他的研究中，莱茵河似乎比任何其他河流更早地经历这一进程。
中山大学的吴滔教授，以《华洋杂处下的西津渡: 19世纪京口江岸区域的社会秩序》为题，讨论了位于长江和大运河转弯处的镇江，因河岸地区的发展深受长江和大运河贸易格局的影响，在传统时期，河岸地区逐渐形成了“东港西渡”的空间分布格局。随着英租界的建立与外国商人的进入，这种格局被打破重组，逐渐走向“江岸区域的一体化”。同时，英租界的设立与外逃商民的回迁刺激了对西津渡区域土地的重新整理，“华洋杂处”格局形成：中国人可以在租界内经营活动，外国人也越出租界生活居住。而中西法律制度的差异，对中国地方政府管理和改造江岸区域造成了新的挑战。
乌得勒支大学的Joep Schenk博士，以《国际河流的政治监管》为题，通过他在斯特拉斯堡的莱茵河航运中央委员会（CCNR）档案中的新近发现，揭示了19世纪30年代，CCNR在缺乏执行措施的专业知识的情况下，为担当莱茵河自由航行原则保卫者所付诸的努力。通过测量莱茵河以及1849年组织外部专家调查莱茵河的航行路线这两项举措，该组织成功地协调了信息流动，并建立起了一套可遵循的机制。
下午的会议内容围绕“河流社会下的文化、宗教事务”展开，讨论议题涉及宗教或民族主义的河流崇拜及其影响，关于河流的歌曲、诗歌和绘画及其传达的信息。
德国美因茨大学的Pia Nordblom博士，以《自18世纪末以来的莱茵河浪漫主义和旅游业》为题，论证了莱茵河沿岸地区特定的“文化适应”使得当地人们在洪水来临时可以幸免遇难，这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一是如“岛屿”一般处于高位的定居点，能在洪水来临时为人们提供重要的临时避难所，并充当起灾后重建中心的角色；二是建筑及自然景观中的隔间（内堤）为人类和家畜在灾情时撤离提供了重要的缓冲时间；三是该地区以水路为主的运输方式为人和家畜提供了较好的撤离方式。
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的Ben Wubs教授和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Werner Plumpe教授，以《韦伯、新教伦理及莱茵河沿岸的资本主义》为题，指出宗教和由此产生的制度创新在莱茵河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通常是以一种矛盾的方式，而非马克思韦伯所预测的那样线性。新教伦理以及由此产生的“资产阶级美德”尽管能够表征自17世纪和现代资本主义开始以来的经济动荡时期，却不能为莱茵河沿岸经济结构转变提供因果解释。莱茵河三角洲崛起成为欧洲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中心，并非宗教改革的结果，而是由于众多历史偶然因素将莱茵河毗邻地区的有利地理结构和优良的交通状况转变为经济现代化的实验室，并最终辐射到整个欧洲甚至全世界。
莱顿大学包乐史（Leonard Blusse）教授，以《下风板在中国和荷兰帆船上的使用》为题，他指出，地理可能会影响但不会决定人类生活，人的生命取决于人类利用生理条件改善生活水平的方式，长江和莱茵河浅水河口航行者处理水生自然环境的方式证明了这一观点。比如，由于其生存环境决定了水运比陆地运输更为经济和方便，他们就设计和制造了各种可以适应此环境的船只。其中，下风板（leeboard）这一独特的设计，极大提高了平底帆船在江南地区和低地国家三角洲地区航行的能力。
上海社科院的王健教授以《棉业、海运与元代以降江南地区的黄道婆信仰为题》，主要讨论了作为上海乃至江南地区最重要的地方信仰之一——黄道婆崇拜兴起的背景及其发展历史，他认为，黄道婆信仰最初产生于元末明初，在此后的数百年中影响一直不是很大。直到清道光六年，江南漕粮海运事件后，上海地区部分绅商联合申文请求将黄道婆列入国家祀典，这是它在该地区真正获得广泛重视的转折点。但是，根据牛津大学所藏《募捐黄婆祠捐疏》，该次请祀却因个别官员的阻挠而作罢。不过，参与道光六年请祀事件的地方人士都与漕粮海运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进一步的考察表明，这一人群在开埠前的上海地方社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社会经济变迁的背景下，绅、商合流的趋势尤其明显，而黄道婆正是可以将他们联合在一起的粘结剂。
25日的会议在鹿特丹海洋博物馆举行，内容围绕“人类的河流利用”展开，主要涉及的议题包括：河流管制及其后果、全球变暖和河流。
莱布尼茨社会与空间研究所（Leibniz Institute forResearch on Society and Space）的Christoph Bernhardt教授，发表题为《河流作为一种资源和威胁：19世纪和20世纪莱茵河沿岸的环境问题和水资源管理》的报告，讨论了河流转型的长期趋势，和跨国合作对环境政策的作用。在20世纪初期，水污染问题在莱茵河沿岸国家不断激化，直到1945年起，跨国条约和环境保护组织才建立起来，但很快环境污染摧毁了河流一些最重要的基础功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莱茵河的污染逐渐减少。为了改善河流的化学和生态状况，政府建立了大型监测计划，扩大了控制范围，并引入了强有力的法律标准。从长远来看，这些对抗莱茵河污染的环境政策的成功实施是欧洲跨国合作日益加强的结果。与此同时，以20世纪70年代的环境保护为转折点也标志着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进一步加强。
中山大学的谢湜教授，以《17世纪江南基层水利的社会与政治语境》为题，对比了17世纪莱茵河三角洲和长三角的基层水利运作机制异同：一、两者所面临的基层水利困境乃是基于某些相似的社会背景，即是或强或弱的朝廷（王室）及地方政府、强劲有力的商人及乡绅）。二、在基层水利机制改革中，两者所依靠的社会组织则不尽相同，前者是区域水利委员会，后者是地方政府与市镇乡绅互动的新格局。三、两者所依赖的外部经济环境和大的财政体制不仅相同。四、技术及工具层面。五、随着基层水利治理方式发生变化，市镇商业水网也逐渐形成。
莱茵河航运中央委员会的Nobert Kriedel博士，以《2018年莱茵河的低水位及其对内陆航运业和德国工业生产的影响》为题，指出莱茵河航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自由流动部分的水位条件，而2018年下半年的极低水位时期更是证明了这一点。低水位期对船运具有多重影响，由于运费上涨，对驳船所有者收入状况的积极影响不容否认，但不应低估对宏观经济和社会造成的以下负面影响：运输总量减少，生态友好型运输方式的市场份额损失，河流相关产业和国家的工业生产减少等。由于内陆航运是一种相对生态友好的交通方式，从社会和整个行业和国家来看，其运输水平、市场份额和运输服务活动的减少是不可取的，因此，内陆航运部门应该直面气候变化和相关问题。
南开大学的余新忠教授，以《清代长江流域城市水环境问题研究》为题，列举了20世纪有关城市水环境的论述中所出现的看似矛盾之处，以及产生的原因和解决方式。对史料的解读和运用提出了对策和建议，并对清代水污染的问题做了辨析和解答：第一，流经很多城市的大江大河多较为浑浊，但水质并不恶劣，只要经过适当的处理（比如明矾沉淀），饮用应该不会危害健康。第二，城河淤塞造成部分水域污染的情况很早就已出现，在清代同样存在，而且随着清代中后期人口的大量增加，状况日趋严重，范围扩大，程度加深，但这应该是局部和不时出现的问题；第三，城市中由于排水设施不良，污水横流和存在污水沟、污水潭的现象在清代的城市中应该是多有存在的，但这也具有时间性和局部性；第四，绝大多数城市的水环境的变坏还是由于人口增加带来的生活垃圾无法及时有效清除造成的。与后来的有现代工业污染造成的水质恶化有着根本的不同。
为期两天半的会议，除了精彩的专题报告，与会学者们对每一环节的议题都进行了充分而热烈的讨论。此次会议中，与会学者也对下一届研讨会的形式和内容进行了商讨，并初步确定研讨会两年一届，第三届研讨会将于2021年在上海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