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6至17日，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三十三期访问学者工作坊“近代东亚国际视阈下的基督教教育与文化认同”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701会议室举行。本次工作坊由日本福冈女学院大学的徐亦猛教授和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司佳教授共同召集，邀请了不同专业背景下的海内外学者围绕近代东亚地区的基督教教育问题展开讨论。
会议开幕式由司佳教授主持，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天纲教授和日本福冈女学院大学徐亦猛教授先后向与会师生介绍了本次会议的主题和目的，并发表了欢迎辞。
16日上午，日本福冈女学院院长寺园基喜教授以题为《日本接受巴特神学与大学的战争责任、战后责任告白》的发言开启讨论，他向学者们介绍了日本基督教会与基督教大学如何在接受卡尔·巴特的神学之后告白了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随后，华中师范大学的马敏教授和吴和林博士发表题为《哈佛燕京学社与华中大学人文学科历史关系考述》的讲话，以华中大学的包鹭宾、游国恩、阴法鲁、魏明经、徐嘉瑞等杰出学者为例，介绍了哈佛燕京学社对教会大学人文社科研究的资助，勾陈出一段令人感佩的历史。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徐以骅教授则以《基督教神学教育中国化的回顾和展望》一文梳理了从近代到新世纪以来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的脉络。
下午，首位发言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段琦教授，她立足于1925年至1930年间中华基督教教育界创办的《教育季刊》，考察了这一时期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对基督教教育、教会学校与国民性、爱国主义、国家主义等议题的探讨。之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李天纲教授的发言对传教士林乐知在创办中西书院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进行了深入辨析，揭示出它在原初语境里的真正含义。复旦大学历史系高晞教授的讲演《中文还是西文：教会医学教育的用语争论》回顾了19世纪教会医学教育中的语言之争，试图剖析教会医学教育的价值取向及其对中国医学教育结构与走势的影响。日本明治大学学院的徐正敏教授以韩国新教传教时采取的三角方法，即建立学校—医院—教会整套设施的方法，为切入口，发表了题为《韩国的近代教育与基督教》的讲话。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王立诚教授则从语言文字角度入手，考察了近代欧美新教传教士在韩办学中的文化认同问题。韩国延世大学的李惠源教授通过比较尹致昊与安昌浩这两位受到基督教影响、但却走上不同道路的知识分子，分析了基督教教育对韩国近代思想的塑造。
17日上午，日本明治学院大学的渡边祐子教授以该校第二任校长井深梶之助为中心，反思了近代日本基督教教育所面对的问题。日本立命馆大学的金丸裕一做了题为《日本战争时期所谈论的中国——神职人员眼中的他者镜像》的讲话，致力于探讨为培养拥有和平使命的学生所推行的基督教教育，应该如何讲述“中国”、“和平”、“战争”等概念。紧接着，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赵中亚教授的讲演，由英国浸礼会档案中的李提摩太书信入手，还原了李提摩太的中国高等教育构想以及他为此做出的努力。马建标的论文《霸权中的道义：美国宗教力量与民初“东亚政治”》将重点落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道义外交”，剖析了这一策略背后的多方面原因和它造成的远东地区政治秩序的变动。
下午，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杨卫华教授以题为《国家、宗教与性别：民初基督教教育与中国基督徒知识女性的身份建构》的发言开启了最后一场的讨论，他认为民初基督教知识女性的身份认同乃是女性认同、宗教认同、国家认同的复合体。上海大学人文学院的朱虹教授的讲话通过深入探讨同志社在1935年至1937年间爆发的诸起风波，阐明了民族国家观念的宣扬和国家权力的干预对近代日本基督教会学校的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与历史遗憾。最后一位发言的是日本福冈女学院大学的徐亦猛教授，他以自己任教的福冈女学院为例，展示在二战期间，日本教会学校如何克服严峻的危机，持守基督教教育理念。
在此之后，会议进入圆桌讨论环节，学者们就参加此次工作坊的体验进行了深入交流，分别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出发，阐述了深入开展东亚基督教教育研究的路径和应当注意的问题，并展望了研究的前景。最终，本次工作坊在热烈而活跃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