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工作坊第二十二期】海客谈瀛洲

   2015年6月20-21日，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访问学者工作坊“海客谈瀛洲：近代以来中国人的世界想像，1839-1978”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701会议室举行。本次工作坊由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马钊教授和复旦大学邹振环教授共同召集，邀请来自海内外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围绕近代以来中国人的世界想象进行讨论。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金光耀教授、召集人马钊教授分别致开幕词。

  20日上午，第一场的主题是“异域认知”，由香港中文大学王宏志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叶隽教授发表《文史田野与现代中国精英的德国认知——以若干文本与作家的多重侨易为中心的考察》，从侨易学的理论视角，以曾朴的《孽海花》、彭家煌的《Dismeryer先生》到刘盛亚的《小母亲》、陈铨的《死灰》等考察“德国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文本里的塑造形变过程，尤其凸显留德作家因为其地理位移过程而导致的精神变易现象。复旦大学司佳教授的《从<日记言行>看梁发宗教文本中的思想生发》通过伦敦会案卷中仅存的一部相对完整的梁发日记（1830年3至11月），并结合梁在1830年前后创作的主要中文作品，分析梁发在宗教文本创作过程中的理念与思想。芝加哥大学张泠博士以《火山情血》与《母性之光》为例，说明在这两部电影中“南洋”不仅是实在存在及被影像建构的历史时空，更成为某种政治象征，暗示着光与热与火，蕴藏着原始的自然的韵律与革命爆发力。

  下午，第二场的主题是“地理想像”，由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韩子奇教授主持。香港中文大学王宏志教授的《“前之所谓弃土者，今成雄镇”：19世纪中国大陆的香港论述》从香港在中国历史论述上出现的情况入手，发现香港最初指的是一个被称为“香港村”的村庄；通过研究鸦片战争中双方往来谈判的文书看出中英双方对“香港”的理解是不一致的，当英人全部认定香港是一个海岛的时候，以琦善为代表的中方却以为香港只是岛上一隅；并通过大量文献剖析了19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化人及官员对香港的描述。复旦大学邹振环教授的《开拓世界地理知识的新空间：清末中国人对澳洲的想象》以梁廷枏、徐继畬关于澳洲的描述为起点，讨论《海国四说》和《瀛环志略》等文献是如何利用和修正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关于澳洲这一空间的叙述，并通过国人就澳洲实地考察与咨询外人所得的澳洲知识信息，清理清末中国人对于澳大利亚的想象和认识的线索，揭示了国人关于澳大利亚知识的主要来源管道，以及关于澳洲知识和信息是如何被创造、复制和改变的，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晚清中国人通过关于澳大利亚知识的摸索和整理，开拓了对第二次世界地理大发现之后地理知识新空间的了解，并建构了世界新图像的想象，完成了关于世界地理知识新空间的深一步认识。

  第三场的主题是“再现西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叶隽教授主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马学强研究员的《曾朴与他的“法兰西”》围绕曾朴的法文基础、曾朴搬到法租界、曾朴与他的法国文化沙龙几个方面展开分析，认为他从法国作家的作品中找到了自己，在关注法国文化与社会的同时，实也隐含着自己对中国社会的深切关怀与期待。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章可博士的《构想西史：“文艺复兴”概念在近代中国（1837-1919）》，试图从一个基础性的史学史和概念史的角度进行探索，即作为史学概念的“文艺复兴”在近代中国是如何形成的，对其理解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进而说明自“文艺复兴”这个概念进入汉语历史书写以来，它逐步具备了多重面向，在史学领域内对“文艺复兴”的探讨，已经为作为公共知识的“文艺复兴”概念的符号化和涵义重建提供了基础。

  6月21日上午，第四场的主题是“跨国论述”，由斯坦福大学王斑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文楠副研究员的《以“外国”为鉴：新生活运动中蒋介石的外国想象》指出在蒋介石对新生活运动的话语构建中，“外国”并非仅仅起到作为思想资源的信息性(informative)作用，同时也在其中起到了构建性（constructive)的作用，当蒋介石在宣传新生活运动时提到“外国”时，往往在不同语境中有着不同的涵义。即：作为真实存在的“外国”、蒋介石理解中的“外国”、蒋介石在构建新生活运动言论时所利用的“外国”形象。而“外国”作为他者的存在也有两重涵义，一方面是中国应该效仿的对象，另一方面又是中国的竞争对手。这些意义和作用各异的“外国”形象并存于蒋介石对新生活运动的言论中，勾连成一张错综复杂的意义之网，对该运动治理逻辑的构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复旦大学马建标教授的《“想像的友邦”：20世纪初的远东危机与中美关系》从国家利益与文明观念的双重维度，去思考20世纪初远东危机影响下中美关系的复杂变化，指出与欧洲列强不同，美国的远东政策带有强烈的宗教观念和文明竞争的意识，美国在中国的友邦形象，是双重想像的结果。

  第五场的主题是“革命诉求”，由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董玥教授主持。北京大学李杨教授《“记录历史”与“创造历史”——<西行漫记>的历史诗学》，从文学的视角阐释《西行漫记》的意义，作者指出该书的主要内容是斯诺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但显然不是一本纯粹的罗列事实材料的“见闻录”，里面包含着文学的想象与组织，解释和推论，以至“议论”和“抒情”成为了这部作品的基本元素。《西行漫记》的成功，得益于“文学”手法的运用，不仅是“文学修辞”或“文学形式”的层面，还指向“历史”的“诗学”特性。对于斯诺的成功，不仅在于他通过图文互证的方式完成了充满历史“光晕”的魅像创造，还在于他终身未曾改变的自由主义立场。同时，作者进而指出，《西行漫记》确立了中共党史写作的基本范式。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马钊教授的《革命战争、性别书写、国际主义想象：抗美援朝文学作品中的朝鲜叙事》通过对抗美援朝宣传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文艺创作活动的研究，指出在众多朝鲜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化”叙事，纠正了“高丽棒子”的历史记忆，塑造了朝鲜盟国新形象，也确立了中国在革命战争中的领袖地位。同时，文学作品中的朝鲜叙事，不仅强化了中朝两国友谊与军事同盟的战争宣传主题，也建构了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中国想象世界、输出革命的大众文化基础。女性化的朝鲜对建构革命中国的国际主义想象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