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4日至5日，由本中心主办，新加坡国立大学、上海纽约大学协办的第九期访问学者工作坊“中印关系研究的视野与前景”在光华楼东主楼0701会议室举行。本期工作坊的发起人是纽约市立大学柏鲁克分校历史系的沈丹森（Tansen Sen）教授，共有近20位国内外学者前来参加。工作坊期间，学者们就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情况从多角度作了报告并进行了讨论，按其内容的相关性共分为七大部分。
第一部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杨斌教授报告了《清迈法典、海贝和亚洲的文明交流》，报告主要讨论的是古代云南用贝的来源和路线问题。有关这一问题，学术界早有研究，此次杨斌教授旧题重谈，根据对尚未引起注意的外国文献特别是清迈法典的研究，提出从清迈到云南的商贸路线可能是古代云南贝币最重要的来源之一。沈丹森教授报告了Maritime Southeast Asia between India and China，主要考察的是东南亚在中印两国关系中的作用。首先谈到的是东南亚这一概念的界定问题，指出其并无固定的边界。随后着重谈了东南亚在中印海上贸易及佛教传播中的作用。东南亚贸易网络、船只、政治等因素促进了两地间贸易的繁荣，但在佛教传播中的作用相对较小，甚至可以说在5世纪以前无太大作用。四川大学的段玉明教授通过《“西方”的漂移——以元代来华的印度高僧指空为例》这一报告，指出“西方”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它在中国文化史上被赋予了高于中国文化的想象。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关于“西方”的想象由一个虚幻的概念变成了以印度为中心的佛化区域。但宋代以降，伴随印度佛教的衰落，中国佛教的自成体系，中国人关于印度的文化追慕逐渐减弱。指空作为最后一位来华的印度高僧，其佛教思想和形式都是中国禅宗的翻版。自此，中国人关于“西方”的文化追慕移向了更远的“泰西”（欧美）。
第二部分的话题集中在声音与语言的联系方面。上海交通大学的范慕尤博士的报告Is Gāndhārīthe Underlying Language of Zhi Qian’s Translation of the Vimalakīrtinirdesa，通过对支谦所译《维摩诘经》中受到犍陀罗语影响的梵文的考察，指出支谦的翻译可能受到了犍陀罗语的影响。范慕尤博士还为因故未到场的复旦大学严耀中教授代读了报告《印度宗教中声音的作用及在华土之影响》，语言具有宗教功能，语言的复杂性可萌生出宗教的神秘性。以梵文为代表的印度文字，以表音字母为基础，在密教和婆罗门教的形态构成上发挥了连接点的作用。而中国文化的根基在于非表音的汉字，这一差异正是密教在华传播受局限的原因之一。汉语大辞典编纂处的徐文堪先生则从宏观的角度谈了印中语言接触史中的几个问题，包括古代中国和说印欧语群体开始接触的时间、汉语音韵学中的梵汉对音方法、“佛教汉语”、悉昙（Siddham）之学等方面。
在第三部分中，三位学者均是基于文本所作的研究和探讨。复旦大学的刘震教授在《<象腋经>初探》的报告中分析了中文译本和藏文译本中经名的意义和可能来源，指出象的隐喻象征着文本的力量及传播者的所能获得的力量。北京大学的陈明教授通过对十几种一角仙人故事的图像史料的搜集和研究，为印度文学的对外传播和分流作了具体的例证。一角仙人故事流行的时间长达一千五百年以上，流传载体多种多样，既有以经书为载体的图像，也有石雕、壁画、纸画，借助宗教的桥梁（如《本生经》或佛本生故事等）而广为传播，影响了东南亚、中国、东亚等地的文学和艺术。复旦大学的许全胜教授通过重新检讨《荀子·大略》、《礼记·内则》、《楚辞·招魂》等先秦古籍中的“蜜”字，以及包山竹简等出土文献中的“蜜”字，推测蜂蜜很可能在公元一千年之前已传入中国。
第四部分，京都大学的麦文彪（Bill M. Mak）教授和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李辉博士从天文学和星占学角度谈了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麦教授在其报告Planetary week, Pseudoplanets and Horoscopes: Reception of Indian Astral Science in China and Japen中，主要对比了印度的星占学在日本和中国的接受情况，认为与日本不同，中国虽有吸收一些成分但从未真正接受过。李辉博士的报告《汉译佛经中的“二十八宿直日术”——兼谈印中文化交流研究中的数术进路》，依据《大方等大集经》第四十一和四十二卷，复原了汉译佛经中的“二十八宿直日术”体系，并指出可将数术史料用于论证印中文化交流，甚至更大范围的中西交流。
第五部分中卡迪夫大学的宁梵夫(Max Deeg)教授和佛光大学的周伯勘教授都谈到了“边地”（Borderland）问题。宁梵夫教授的报告题为”Borderland Complex” Reloaded: Coming to Terms With India in Chinese Buddhism，在佛教世界中印度是中心，中国则被视为边地，中国的僧人具有中国的文化身份，但同时其宗教身份则受印度宗教的影响。透过玄奘等僧人对几个关键词（madhyadesa，dasyu, mleccha）的特殊翻译看中国如何在佛教世界中寻找中心位置。周伯勘教授在From Bordrland to Heartland: An Explanation of the shift of the Buddhist Center from India to China中主要讨论了佛教中心在何时以及如何从印度转移到了中国，认为宗教的繁荣除了强大的政治以及繁荣的经济因素以外，也应当从宗教本身去探讨。
第六部分，复旦大学孙英刚教授作了《转轮王与天子：佛教对中古君主概念的影响》的报告，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是“天命”，而佛教的传入为君主们提供了将自己的统治神圣化的新理论。转轮王（Cakravartin）是佛教王权观的核心内容，将君主描述为转轮王的传统贯穿整个隋唐时期。前代学者多强调武则天以弥勒下生为其统治进行宣传，但孙教授认为转轮王才是其政治宣传的核心内容。复旦大学余欣教授在其《鸟占源流考：唐、吐蕃、印度占书的比较视角》报告中根据写本学特征，在对俄藏敦煌文献《占鸟法》进行文本复原和结构分析的基础上，考察了汉藏鸟占文献的源流，认为中国本就有鸟占术，后与藏、印传过来的鸟占术相融合。复旦大学的王启元博士就《明代文学想象中的印度》作了报告，中古以降，中印两国间的交流慢慢衰落。但在明代文人的笔下印度并未消失，想象的印度存在于《西游记》、《西湖二集》等作品之中。印度元素对明代政治亦有影响。
第七部分中四位学者谈到的是殖民时期中印两国的联系。复旦大学李天纲教授报告了《“华梵融通义自圆”：近代唯识论与中印文化关系重建》，近代中国的学者如杨文会、章太炎等人虽然对印度哲学兴趣浓厚，但是并没有真正到过印度，中印文化交流的桥梁是欧洲的“印度学”（Indology）。受“印度学”的影响，二十世纪中国“新佛教”用“惟识论”取代了“鬼神论”，“性寂”和“性觉”被认为是印度和中国文化的差异。为直接与印度佛教进行对话，章太炎、梁启超等学者做出了很多努力，如推动“世界佛教运动”。新德里大学Madhavi Thampi教授的报告India-China Interactions in the Colonial Era 试图通过中印两国在殖民地时期的交流来解释两国关系为何会从历史上的友好密切变为现代的复杂紧张。其中涉及的因素包括贸易、移民、港口城市的发展、政治交往及二战的影响。深圳大学的郁龙余教授总结了殖民时期中印关系的伟大智者谭云山的七大功绩，包括创建中国学院、建立印度首个中文图书馆、成立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组织中印学者、政要交流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徐启轩（Brian Tsui）教授的报告From Enthusiasm to Skepticism: Hu Yuzhi’s Views on the Indian Freedom Movement通过胡愈之先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有关印度独立运动的文章来看胡先生对该运动的态度，同情之心不变，但最初的狂热逐渐转为怀疑。
工作坊第一天晚上七点在本部3108还举行了一场对话“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和印度——沈丹森对话陆德伟”，两位学者除了就中印两国的历史交往进行了对话还对未来进行了展望，提出两国的关系不应局限与彼此或东南亚地区，应当在世界范围内就更多方面有所贡献，包括环境保护等。当晚的对话也并不只存在于两位学者之间，许多同学踊跃提问，与两位学者交流交换了彼此的意见，对话气氛十分热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