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6至17日，本中心举办了“中国近世地方社会中的宗教与国家”工作坊，该工作坊由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佛罗里达大学的王岗教授发起，旨在讨论道教与民间宗教对近世地方与国家的影响与意义。工作坊讨论热烈，不同学科背景下的学者，产生了很多思想碰撞，也为各位学者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与帮助。
第一部分，香港中文大学的劳格文（John Lagerwey）教授报告了徽州地方社会的考察研究《State and local society in Huizhou》（官方与地方的徽州）。在研究中，劳格文教授为大家展示了地方社会生活中，一直存在“两个中国”的概念，一个是出于血缘上相近的族群组成的中国，一个是来自信仰上趋同的群落聚合的中国；而信仰与血缘两大因素，一直同时影响着徽州族群，从未有一方被另一方取代。在信仰的“国家”秩序里，儒释道合力，明清时便为徽州地区构建了祭祀与崇拜的对象。复旦大学李天纲教授报告了《江南镇乡地方宗教生活的秩序》，以上海市金泽镇为例，讨论了江南基层地方信仰的发展轨迹，以及现在保存的遗迹。明清以来政府参照周礼“祀典”而定的国家祭祀传承有秩，井然有序，但是地方宗教在正统儒教坛庙之外，也容纳了大量民间祭祀。民间祭祀自成一体，有很多神祇为当地民众自己信仰，并非都来自中央，也不与别的地方民众共享，因而具有地方性，这些“淫祀”顽强地与“秩祀”体系构成互为借鉴相互交流的共同体系。李天纲教授从金泽地方祭祀中“一朝阴官”、“烧十庙香”等民间信仰习俗中，找出其信仰本身的理性逻辑，并由金泽一地朝圣祭祀的信众来自苏嘉各县，考证整个金泽辐射圈的信仰区域。
在第二部分中上海社会科学院龙飞俊研究员与复旦大学郁喆隽博士都讨论了有关上海本地信仰的话题。龙飞俊的《上海龙王庙的“太太”们》中提到上海市区所存几家龙王庙内的龙王信仰。“太太”为龙王中高年辈的代表，这一信仰类型经历解放后诸多运动后已经有所衰落，这也表现在“太太”信仰的表述者——“香头”的口述、演唱等表演之中。郁喆隽博士《民国时期上海地方政府的宗教管制政策及其效果——以城隍庙三巡会和浦东迎神赛会比较为例》报告，为大家介绍了民国上海城隍庙“三巡会”与浦东迎神赛会的社会影响。尽管作为民国政府上海市的管理层，不希望民间有如此大的信仰行为出现，但作为地方上的管辖者，却成为纵容“三巡会”等宗教节庆最大支持，其中涉及信仰、经济、帮会等各种因素交织，使得“三巡会”、“迎神赛会”等活动成为民国上海地方信仰的一大标志。
在第三部分中，山东师范大学赵卫东教授的《明清泰山东岳庙道士基本状况探》除了介绍明清时期泰山地区的道教团体教派性质的情况之外，还为大家提供了丰富的现存道教文献状况，不仅裨益道教研究，对明清之际佛教、民间宗教的研究也很有帮助。佛罗里达大学王岗（Richard G. Wang）教授的报告《Daoist Patronage and the Fortunes of the Liao Principality》（明代辽藩崇道考），着重考察了明代藩王辽王与道士的关系，指出历代辽王都有此种信仰爱好，辽王在荆州的藩府与道教场所有密切关系，而嘉靖间废辽王朱宪（火+節）因族中信仰，遂亦皈依道教。隆庆登基后，辽王遭到辟道集团的政治迫害，这是明代中叶因皇位更替导致宗教势力升降的典型一例，而废辽王事与世传张居正侵占辽府等记载，没有其根据。
第四部分，来自巴黎高等研究院的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教授与浙江大学何善蒙教授一起报告了杭州民间信仰的问题。高万桑教授的《The local politics of festivals: Hangzhou, 1850-1950》（近世杭州的迎神赛会），展示了晚清至解放后，杭州迎神赛会的信仰特点与信众表现，这种民间信仰与杭州的佛教信仰也有所交织，灵隐寺上天竺会也成为迎神赛会的场所。何善蒙教授则针对杭州三台山东岳庙会这一个案，报告《“迎神赛会”还是“普通烧香”？》，分析民国时期政治社会变迁下的民间信仰形态。据档案保存的民国三十五年七月，在杭州发生了三台山事件，八位乡绅联名上书杭州市长，以维护地方治安为由，呈请查禁西湖三台山东岳庙朝审，但在各级官员的周旋下，东岳庙迎神赛会式的“朝审”，终被淡化成“普通烧香”来看待，此事被不了了之。虽然民国政府与民间信仰一直采取不相容的态度，但地方政府因庙会经济的税收以及祠庙缴纳款项来补充财政，经济因素成为民间信仰与当局斡旋的筹码。
第五部分为两个佛教话题。华东师范大学的唐忠毛教授的《佛教中国化的民间化与民俗化向度》，介绍了佛教义理在宋明以后的中国化与民间化的表现，着重提出佛教的民间化，与后世所谓的民间信仰相互交融的关系，引发了大家对佛教华化以及民间宗教来源的激烈讨论。复旦大学孙英刚研究员报告的《从“众”到“寺”：隋唐长安佛教中心的成立》则从中古佛教与政治结合的过程，解构了早期佛教史叙述中，宗派叙述的问题，指出隋唐初期为政治需要，集聚关东高僧于新建之大兴城（长安），当时僧团组织的名称为“众”，主要僧团分“六大德”及“二十五众”，但绝无“天台”、“华严”等宗派的区别。而报告中提到的隋文帝分舍利建塔是亟欲仿效阿育王之为，是对转轮王信仰政治的模拟，都是很有创建的想法。
第六部分复旦大学张伟然教授报告了《晚清至抗战前的上海香市》，着重以上海龙华寺香市在近代的变迁，介绍上海地方社会的信仰状况。张教授对上海南郊龙华香市规模的考察，香期的时间跨度与影响，以及交通变迁，从水路、步行到火车的通车对龙华香市的促进，都是对上海地方宗教研究很有卓识的视角。此后复旦大学魏明德（Benoit Vermander）教授报告了《Millet-based Rituals and Ethnic (Re)Construction Among Taiwanese Aborigines》（台湾土著民间重兴的“小米”信仰）。魏教授的报告集中在台湾的原住民社会出现的“小米”崇拜，是如何映射到族群的宇宙观和社会生活之中，并介绍了这种宗教式崇拜的仪式形态；通过认识这种民间信仰，解释这些物产符号是如何被重新解构，并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原住民在台湾地区的政治立场。
第七部分由两位专家讨论了明代宗教政策对近世中国的影响。北京大学张广保教授报告的题目是《明代的国家宫观与国家祭典》，报告试图纠正当今学界对明代道教作用及影响的低估，指出道教在明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宗教统摄力，道教在明代国家政治体制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为历代国史所不及；国家祭祀机构“神乐观”中的道士，终明一朝都有极高地位。学界注意到明代连续出了六位道士礼部尚书，这在道教产生之后的中国历史中绝无仅有；通常的解释归结为皇帝个人的佞道行为，其实不得要领；张教授将之解释为神乐观在明代承担国家祭祀大典，所引发的道士大宗伯现象，正是由于神乐观主持国家祭祀大典，因而它在政府体制中地位非同寻常。上海社会科学院王健研究员的《明代中国的毁淫祠问题（1368－1644）：基层官员角度的探讨》，讨论了明代帝王对毁淫祠的态度，指出毁淫祠作为一个重大的社会事件，其实施与王朝的政策取向、社会经济的发达、理学的兴盛、仕途的竞争以及地方利益群体的存在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往往是由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个人，基于不同动机的行动所共同造成的。
第八部分中，复旦大学白若思（Rostislav Berezkin）副研究员《探讨文本、仪式与表演的关系：以<香山宝卷>和常熟地区 “讲经”为例》，为大家介绍了明清以来流传于民间的以妙善菩萨故事汇集的《香山宝卷》，在当今常熟地区的流传。白若思田野调查中得到的资料，以江苏省常熟市及张家港市周围地区的“讲经宣卷”活动为例，分析了《香山宝卷》在民间宝卷表演中的地位、其与仪式的关系，以及其在当地社会生活表演的角色，试图解释这部宝卷在当地特别流行的现象。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王启元博士做了《晚明士大夫信仰的微分——以冯梦祯为例》的报告，以晚明重要禅学士大夫冯梦祯及其《快雪堂集》为例，讨论这一时期士大夫多元信仰的构成。报告指出万历士大夫的生活中，不仅存在常见的儒、佛元素，还有道教、方术、各种民间信仰的成分，甚至当年南方鲜有的藏传佛教也是冯氏的兴趣之一，证明晚明人士信仰构成本身是一个复杂的集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