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至7日，本中心第五期访问学者工作坊在光华楼西主楼2001会议室成功举行。此次工作坊的主题为“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与文化政治——以教科书为中心”，本期工作坊由中心访问学者美国巴德学院高哲一教授与复旦历史学系张仲民副教授共同联络，汇聚了海内外诸多知名学者与青年新进。
本期工作坊以晚清民国出版的教科书为讨论中心，复旦历史学系邹振环教授的《晚清留日学生的英语教育与日本英语教科书在华之译刊》一文指出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英语学习环境，日人所编的英语教科书对在日中国留学生的英语学习，乃至后来推动中国国内英语学习，都产生了影响。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韩子奇教授的报告《开眼看世界：论晚清地理教科书的全球图象》通过清末新政时期出版的地理教科书，揭示出晚清对世界欲纳还拒的复杂心态。
来自台湾大学的韩承桦博士发表的会议报告《从翻译到编写教科书：近代中国心理倾向社会学知识的引介与生产》，考察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学人从翻译外国教科书到编写教科书的过程，以此探讨现代中国知识转型与学科构建过程中，西方知识的译介、传述，与学科建制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与韩承桦博士具有相似关怀的是台湾中原大学的皮国立助理教授，他的报告《民国时期的中国医学史教科书与医史教育》处理了中医学门内的医学史课程进入近代国家法定知识系统的历程。安徽财经大学的刘超副教授的《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民国历史教科书中的“清朝史”叙述》认为，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对清朝历史的书写，关系到民族认同的建构，也关系到民国政权合法性的确立。
复旦历史学系章清教授的报告《“文明”与“社会”奠定的历史基调——略论晚清以降“新名词”的浮现对“中国历史”的重塑》，探讨“新名词”的出现对“中国历史”塑造的影响，提示我们关注什么因素影响历史学科的成长，反思史学的“政治化”及“意识形态化”问题。南京大学高等研究院孙江教授的《布鲁门巴哈在东亚—“人分五种说”在东亚的传布及文本之比较》，讨论了中日两国近代接受“人分五种说”的各自路径及相互影响。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林郁沁教授的《假的事物，真的声称：1930年代中国家庭与工业科学丛书中的实验和鉴定》以《家庭常识汇编》为例，探讨陈蝶仙的编辑出版对工业社会的中国家庭带去的影响。美国巴德学院高哲一教授是中心此次组织工作坊的访问学者，他的“商务印书馆与中国学术精英的合作”，认为民国时期学术创作的商业出版活动，是学术精英与商业出版机构合作关系的产物。学者将出版机构视为确立学术规范与社会声誉的重要途径，而出版机构的领导者如王云五，则将学术领域的论题视作潜在的待售商品。从而学者与“一般的读者”之间组建起了沟通的管道。
复旦历史学系张仲民副教授提交的论文《清末“广告”论述及其实践》对清末广告论述进行了概略考察，并由表及里地对广告的制作生产流程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由此管窥清末民初上海的医疗文化、广告文化乃至商业文化。中心助理研究员章可博士的题为《历史分期与时间政治：汉语“现代”概念的创出》对现代一词在汉语世界的出现作了一个概念史的考察，揭橥“现代”一词在汉语中如何从简单的时间概念转变为价值性概念。
台湾大学陈建守博士的论文《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翻译、书写及挪用》，对“启蒙运动”在近代中国的翻译、书写和挪用状况进行探讨，认为对于“启蒙运动”的历史书写与企求，其实是近代中国寻求大写或复数“启蒙运动”的过程，当时许多思想家的愿望，已转变为历史的实情。复旦历史学系孙青博士作了题为《清末科举改制时期的新学课艺》的报告，报告介绍了清末新学课艺的发展阶段及科举改制后的新学课艺，提示对新学课艺的研究或能为西学在20世纪中国的影响打开另一扇窗口。
复旦历史学系徐佳贵博士作了题为《废科举、兴学堂与晚清地方士子》的报告，通过林骏《颇宜茨室日记》的记录，表明科举废除、学堂之兴在一众地方士人那里被视作“水到渠成”，而非长时段时间之后被认为的剧烈震动，对废科举的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究。台湾政治大学庄胜全博士的报告《红尘中有闲日月》对1920年代台湾政治社会运动的参与者黄旺成的实践和思想进行了探讨，向听众介绍了《黄旺成先生日记》的史料价值。
为期两天的工作坊，日程安排紧凑，每个单元的报告结束后，与会学者和听众都会向踊跃向发表学者提问，问题面广质高，学者们的回答条分缕析，针对性、吻合度很强。
在工作坊最后的综合讨论单元，复旦大学历史系章清教授主持了讨论，高哲一教授、孙江教授以及上海辞书出版社王有朋先生为讨论引言，之后各学者谈了参加此次工作坊的感受，一致认为讨论充分，成果丰富，希望在将来能将论文结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