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8世纪欧亚政权的自我调适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21-07-04浏览次数:1


2021年6月24日,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15-18世纪欧亚政权的自我调适”学术工作坊在复旦大学复宣酒店五号会议室举行。本次工作坊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邱轶皓副教授召集,邀请到了十余位学者在线上线下共同讨论相关问题。



Diez Albums, 学习中的蒙古王子


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中心主任陈引驰教授做开幕致辞,他简单介绍了中心的相关情况,并对与会学者表示欢迎。本次工作坊分为四场讨论会:


第一场讨论会“帝国形象与历史书写”由湖南大学毛海明教授主持。上海外国语大学王献华教授做了题为“帝国史研究中的帝国主义问题”的报告。王教授以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乌鲁克石刻等图像材料为切入点,对艾尔森(Allsen)关于欧亚皇室狩猎的研究进行了补充,并指出皇室狩猎的符号学表现可以上溯至公元3600年的两河流域。王教授认为,在讨论帝国主义问题时,应当考虑到“思想抽象”以外的“事实抽象”。


上海外国语大学程彤教授的报告题为“‘正统观念’与伊朗什叶派——伊朗什叶派官方信仰的建构”。程教授首先介绍了什叶派的基本特征:即什叶派主张以血缘关系作为正统的传承,和伊朗社会中以王族血统的传承作为正统的观念相结合。使得什叶派在伊朗逐步获得较为广泛的认可。而在蒙古时代,什叶派的正统观念又正好迎合了当时陷入汗位传承危机的伊利汗的需要,从而一度被确立为官方信仰。而在萨法维王朝建立后,新的政治环境也使得萨法维君主需要以立什叶派为国教的方式,人为地与周边同样以突厥族裔为主的奥斯曼帝国进行切割。


民族文化图书馆米吉提教授的报告题为“近代早期中亚史学”。米吉提教授指出,近代早期中亚的历史编纂学沿着伊利汗国的史学传统不断发展壮大。随即他对于帖木儿王朝以降的主要中亚历史学家及其著作的内容特点和政治倾向进行了简要分析。


中山大学白云天老师的报告题为“当代阿拉伯人对奥斯曼-萨法维之争的‘卫教’叙事”。报告人指出,一些为奥斯曼帝国辩护的阿拉伯史家,为证明奥斯曼征服阿拉伯地区的合理性,强调奥斯曼一朝对抗什叶派萨法维王朝的卫教之功。近年来,阿拉伯对奥斯曼帝国的评价两极分化严重,但对萨法维王朝却普遍敌视。这背后反映出阿拉伯地区逊尼派正统思想与民族认同的结合。


第二场讨论会“欧亚视野下蒙古帝国的诸层面”由湖南大学刘海威教授主持。北京大学付马老师的报告题为“西州回鹘时代的伊西路”。付老师借助近年刊布的《蒙古山水地图》,考证了吐鲁番地区出现的几座新城市,并指出这些城市均兴起在连接哈密与吐鲁番两地的要道,即唐代伊西路上。这些聚落的形成受益于回鹘时代经伊西路展开的东西交通和沿线的绿洲开发。中山大学陈新元老师的报告题为“大蒙古国火儿赤领兵制度钩沉”。火儿赤指大汗身边的弓箭侍卫。陈老师通过对蒙古各个战区将领的分析,指出自窝阔台时代起,蒙古军中实行一种火儿赤领兵制度,即由火儿赤担任战区主帅与大多数高级将领。报告人指出,可从三个维度解释这一制度的形成原因,分别为蒙古时期君权独尊与家臣执政的权力格局、窝阔台与拖雷家族的斗争以及蒙古人格外重视射箭技能的传统。这种制度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分封制度中兵权分散的弊端,维护了汗权,同时确保了中上层蒙古军官有着较高军事素养。湖南大学毛海明教授的报告题为“张易与阿合马遇刺事件关系再探讨”。毛教授分析了元人王恽的两首七律,指出二者实为哀悼张易所作。通过爬梳史料,毛教授认为张易应是阿合马遇刺事件的主谋,而促使张易策划此事的原因有三,分别为阿合马权力的过度扩张、张易汉人同僚故旧的凋零以及张易个人的性格与经历。


第三次讨论会“蒙古帝国遗产的继承者们”由北京大学付马老师主持。刘海威教授的报告题为“蒙元帝国的海外知识与郑和航行——以《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为例”。刘教授重点分析了一通斯里兰卡南部伽勒港所发现的石碑。该石碑刻于永乐年间,以汉文、波斯文、泰米尔文书写,记载郑和停留锡兰,向当地宗教设施布施之事。蒙元时代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鄂多立克等均对于斯里兰卡的宗教情况有所描绘。刘刘海认为此碑体现出了这些蒙元时代海外知识对于郑和西行的影响。其背后反映出永乐帝试图超越某一具体宗教,成为庇护多种宗教的“普遍君主”这一政治理想。这种理想与蒙元时代的宗教理想一脉相承。圣安德鲁斯大学徐伟杰博士的报告题为“以法律促一统:萨法维王朝法律制度的调适”。徐博士考察了萨法维王朝法律制度中最高礼法总监、伊斯兰长老以及最高司法总监三个官职职能的变迁。报告人认为,在继承了蒙古—帖木儿时期法律体系的基础上,萨法维王朝进一步调整自身法律制度,改变官员互动关系。这种调整促进了法律文化的合流,缓和了社会矛盾,也让法律制度成为了巩固王权统治、维护国家统一的有力手段。民族出版社阿卜拉江·玉苏普老师的报告题为“从《史选·胜利记》看察合台汗国的世系”。报告人指出,《史选·胜利记》为昔班尼朝的重要察合台文著作,主要分三个部分: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的历史、帖木儿系诸王的历史、昔班汗殁后钦察草原的动乱及昔班尼汗入主河中和费尔干纳等地的历史。报告人以其中所记载的察合台家谱进行校勘研究,梳理了《史选·胜利记》各抄本的关系。邱轶皓副教授的报告题为“以重塑忽必烈汗来拯救合法性叙事(Rescuing Legitimate Narrative by Re-imaging Qubilai Qa’an)”。报告人指出,朱元璋在建国后重新调整了历史叙事,将前朝忽必烈汗与之前的蒙古大汗相割裂,并且试图凸显朱元璋本人与忽必烈汗在道德品质上的共性。为达成这一目的,明人不惜杜撰事实,以元顺帝事迹安置于忽必烈身上。其背后反映出明代面对东亚政权时,试图继承蒙元的地位。东亚传统中有三种权力的过渡模式,包括合法性让渡、合法性继承、对于先例的模仿。在元明鼎革之际,三者都可以体现出来。



Maqmat《玛卡梅》插图(哈利里(al-Ḥarīrī)的导引仪仗,叶海亚·本·马哈木德·瓦夕底(Yahyā ibn Mahmūd al-Wāsitī, 13世纪,伊拉克)


第四场讨论会“东方世界的联结和破碎”由邱轶皓副教授主持。上海大学戴海斌教授的报告题为“东亚国际体系瓦解后清和江户日本的不同道路”。报告人首先分析了东亚国际体系的形成过程,指出中国是东亚国家的孵化器。在东亚秩序的形成中存在两组动力,分别为中原国家对周边政权的影响与塞外力量的东西消长。以此理论为基础,报告人进一步分析了东亚国际体系瓦解后清和日本的不同道路。上海外国语大学金镛镇博士的报告题为“朝鲜通信使使行录《扶桑日记》刍议”。报告人首先简单介绍了《扶桑日记》的产生背景,即朝鲜第六次江户使行团的出使始末,随后分析了《扶桑日记》的流传过程及经手的诸位作者。最后,报告人讨论了《扶桑日记》的收录内容和史料价值。上海外国语大学陈琰璟博士的报告题为“巴达维亚首任华人甲必丹的权力交接及荷兰人的考量”。报告人指出,荷兰人在攻下雅加达后即设立华人甲必丹一职,以期高效地组织华人。首任甲必丹苏鸣岗为当地华人社区奠定了发展基础。报告人随即通过梳理荷兰语文献的记载,探讨了华人甲必丹权力交接的模式以及荷兰人的考量,并借此厘清了华人甲必丹的职责及其同巴达维亚当局的合作关系。


最后,邱轶皓副教授主持了圆桌讨论,并提出希望借此机会出版专题论文集。程彤教授、王献华教授、戴勇斌教授就世界历史中“东方-西方”观念对立背后的欧洲中心主义世界观,以及中国学者在进入国别-区域研究时如何树立自身的主体性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