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启元 复旦大学
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 副研究员
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的北岸虹口区域，今天以“北外滩”之名成为整个东海之滨最火热的土地。这片南望二水、地势绝胜的狭长滨江地带，也是上海近代化进程的最前沿。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后，黄浦江沿岸陆续设立租界，稍晚于英国人到来的美国人发现，同属上海县的苏州河北岸，有一片未开发的区域，尤其此地有虹口港下通黄浦江，上溯还可达江湾、吴淞，为开埠经营的尚佳选择。传说其中一位传教士：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1811-1864）牧师，很得到时任上海道台在此设立租界的许可（实际历史要复杂漫长得多），北外滩便在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末，全速驶入了属于自己的发展轨道。
未曾遗忘“朱家木桥”与“宋庆龄出生地”
在北外滩黄浦江河道北仅一里地的位置，民国之前曾有一条平行于黄浦江的小河港，东西贯通虹口港与杨树浦港两支水系，河名叫“新记浜”，西自虹口老街西侧的“里虹桥”（位置在今东汉阳路桥），河道分别为今天虹口区西安路、唐山路、昆明路等。新记浜流经当日的东新记浜路（今新建路）时，有一座木桥跨此路两岸。历史上的新记浜与路似乎都没留下太多印记，不过浜上的那座木桥要有名得多。桥名“朱家木桥”，大约之前这里有过一户姓朱的大家在这附近，位置即今新建路唐山路口。然而因一户近代史上重要的家族的入住此厢，“朱家木桥”在近代回忆录中成为高频词。
1918年《北华捷报》版上海地图及本文相关地点示意图
朱家木桥北有条东西走向的东有恒路，路上的民宅住了一批新教教会的神职人员。最早来沪发展的新教教会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一位华人神父，将他的家眷搬到了朱家桥一带，他的二女儿出嫁后与任监理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传道的女婿同住在这里，后来他的外孙辈走出了中国近现代史中响当当的名字：宋庆龄、宋美龄、宋子文等。他们的外祖父、伦敦会最早的华人牧师之一倪韫山（1837-1889）是川沙人，咸丰八年（1858）二十二岁的倪韫山由伦敦会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于老天安堂施洗加入教，十二年后的同治九年（1870）成为牧师。作为“麦家圈”的重要华人牧师，在英国人新建新天安堂、并将山东路老堂赠予华人传道后，正是倪韫山等负责接管；二十世纪初天安堂自立后，其幼子倪锡纯又出任首任堂议会会长，在日后翻修老堂的事业中，倪家诸婿更是慷慨解囊。可以说，倪韫山家族可谓伦敦会“麦家圈”最重要的华人柱石。1904年，伦敦会还把之前麦家圈的“麦伦书院”迁至朱家桥倪家东北面的兆丰路（今高阳路），使得北外滩成为伦敦会又一重要的聚集区。
倪韫山的夫人倪徐氏，据载为晚明天主教奉教柱石徐光启的后人，其父为徐光启八世孙徐士荣，士荣的材料非常有限，今天可以从《民国上海县续志》找到他的传记，知道他在太平军围上海时为救济难民，散尽家财，最后贫病交加，散手人寰。上海与川沙旧志书中载士荣的夫人为川沙俞氏，三十岁夫亡后守节五十年，这么推算倪韫山于光绪十五年逝世时，他的丈母徐俞氏当尚在，不过没有任何证据这位俞太夫人晚年曾跟随女婿生活。倪韫山与倪徐氏共生十子女，但夭折五人，长大的孩子是二男：锡龄、锡纯，三女：珪金、珪贞、珪姝。倪家二代的出生地有两说，一说全部出生于老家川沙，一说则为老县城；不过可靠的是他们后来都来到了朱家木桥生活。倪家三女分别嫁留美归来的牛尚周（江苏嘉定）、宋嘉树（海南文昌）、温秉忠（广东新宁）其中牛、温不仅是表亲，还分别是晚清第一及第二批留美幼童成员。当然，他们之中日后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二女婿宋嘉树。
宋嘉树、倪桂珍夫妇及子女
其实，新婚的宋嘉树一开始并不那么顺利，不仅不怎么会说国语与上海本地官话的他，在监理会的传教生涯也不太顺利，他与著名的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不睦，并最终辞“巡行传道”，改“本地传道”，放弃教会薪水。不过他终生为此不安，甚至希望自己的儿子能继承传道事业。转而投身实业的宋嘉树，竟在印刷、面粉等领域斩获颇丰，一下子从普通的传教士成为一方巨贾。原先仅得与丈母（时丈人倪韫山已殒）及连襟（牛家）麇集倪家老宅的宋嘉树，在长女霭龄出生后的1890年左右，于朱家木桥老宅后兴建全新的豪华住所；这里也诞生了一群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宋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