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缫丝工场
缫丝工场：这是一个工场，中间有个水池子，这个是在缫丝，这个应该也是在湖州南浔什么地方，就是欧洲的商人、传教士，当时江南不开放，有机会进入长三角的欧洲人就会记录下来，或者画下来。当时没有照相机，他们就是用绘画，这种绘画是写实的，注重真实性。我们不能照抄萨义德“东方学”理论，说是一种“想象”和“捏造”。这些图画刻成了铜版画，流行于欧洲，普及了关于江南的知识。
画家描绘出江南形象，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外交家文字记载中的江南文化就更多了。看《利玛窦中国札记》综合了许多在上海生活的传教士经历，他们对上海的描写很生动，也非常真实。其中有一个说法是错的，他说万历年间“这个省份的这一地区（指上海）盛产米和棉。棉可以做各种布，据说此地织工有二十万。布匹出口到北京皇宫和其它省份。”这段话显然就是对“衣被天下”的翻译，这没有错。错误在“织工有二十万”，上海一县的织工没那么多。现在还不能确认是利玛窦、金尼阁的笔误，还是在葡萄牙、拉丁、法文、英文的版本转译中的错误。最近周士良翻译高龙槃《江南传教史》（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2008）把这个数字订正为“织工二千余人”，似乎又少了。按耶稣会士的数字，上海县人口三十万，两万人在织布是可能的，否则难以“衣被天下”。上海之外，还有宝山、嘉定、南汇、奉贤，都是“男耕女织”。欧洲人对上海记录得很清楚，虽有误计，但并不是想象，更不是萨义德式的“凝视”（gaze）。
《利玛窦中国札记》对上海人的描述也很有意思，他们说：“这里的人，特别似乎城里人，都非常活跃，不大稳定，头脑聪明，出过很多学者文人，因而也出过很多大官。他们从前身居高位，现在退休后都很有钱，居住在富丽堂皇的府邸里。”（第598页）上海有“潘半城，徐一角”的传言，“府邸”这一条是指潘允端“奇秀甲于东南”的“豫园”，不是徐光启宅。另外，欧洲人发现上海人“头脑聪明”却“不大稳定”，说的应该就是“精明”、“头子活络”的意思，《上海县志》里的说法是“民风浮华”。耶稣会士不是笼统地说“国情”，他们记录的民俗已经下沉到县一级，说的是对的。开埠后，英、美商人真的就发现上海人勤奋、动脑、实惠、性格温和，不排外，还喜欢做生意。
欧洲人还发现，上海是长寿之乡。“这里天气温和，可以说明何以这里的人要比国内别处的寿命更长些。在这里，人们不以六十岁为老，有很多人到八十或九十，有些甚至活过一百岁。”（第598页）这一条观察又是很仔细，比一般的游记准确多了。上海人确实长寿，2019年平均预期寿命达到83.63岁了，全国第一，世界领先。长寿有很多因素，经济发达、文化和谐、地理环境、医疗条件都是重要的，江南宜居，名不虚传。还有一条观察也是可以核实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提到上海“每年向国库上交十五万金锭税款，是以同等价值的银子缴付的。粮税与货币税相等，两项总值为三十万金锭。”（第598页）这里的中文回译没有做好，“粮税和货币税”，其实就是“本色和折色”。上海县除了上缴稻米“本色”之外，还要把另一部分的粮食税折合成等价的银两、布匹、器物上缴，称为“折色”。这个话题，就是昆山人顾炎武（1613-1682）在《苏松二府田賦之重》讲到江南人不堪重赋的事情。为了挣到银子交税，上海人必须努力纺纱织布，贩卖到外地，以致“衣被天下”。
江南特殊论：孟德斯鸠的评价
我们知道，欧洲启蒙思想家，特别是十八世纪德国、法国的学者如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人对中国文化兴趣浓厚，极力赞美。孟德斯鸠比较冷静、客观，有一些值得重视的评价，我们就以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55）做例子。孟德斯鸠写《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严复翻译成《法意》，在中国的戊戌、辛亥到五四期间影响非常大。孟德斯鸠反对伏尔泰，认为对中国文化不能太赞美。他说“中国人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第313页）这是有问题的。他分别世界上的政治体制有三种：共和、君主和专制。他划分三种政体的时候，把“腐化、奢侈、懒惰、逸乐”（第103页）作为专制政体的特征，而“勤劳”、“节俭”是共和政体的特征。根据他获得的中国历史“二十二个连续朝代”的研究，中国是介于君主和专制之间的政体。孟德斯鸠对中国政体评价不高，但对江南文化的评价不低，近乎是赞美。
孟德斯鸠
孟德斯鸠不但是一个政体论者，而且还是一个地理环境论者。十八世纪的时候，还没有“民族-国家”概念，他是按“地域”来分析文化的老祖宗。其实，按地域差异来分析文化是非常有道理的，并不是“地域”不正确。“后现代”学者提出那么多的新理论，性别、阶层、阶级、民族、信仰、身份等等，就是很少再去深入研究地域差异，这是很奇怪的。可能正是因为“地理环境”太有道理了，天经地义，“后学”家们都要别出心裁提出反对意见，才能引起注意。《论法的精神》分析地域，比分析政体更犀利，它明确提到长三角，用的就是狭义的“江南”概念。不是比较珠三角、环渤海，他是把江南文明和另外两个地区文明相比较。他说人类历史上有三个地方，是突出的富裕、发达和文明区域。在古代，最发达的地区是尼罗河三角洲。在近代，是荷兰地区的莱茵河三角洲。
十六世纪以后，低地尼德兰地区首先发展起农业、牧业、商业、金融、手工业。荷兰变成“海上马车夫”，占据南非开普敦、印尼巴达维亚，通商日本长崎，一度还占领台湾。一个城市国家，在全世界建立了庞大帝国，强大辉煌。为什么荷兰人有此成就？孟德斯鸠提出的原因是说这地方的人勤劳、节俭，不奢侈，还有新教的信仰纯洁。荷兰农田、牧场都低于海平面3、4米，他们用大风车抽干湿地，三角洲民族的开垦精神是多么的了不起。马克斯·韦伯顺着孟德斯鸠，说人民的节俭、勤奋，来源于“神召”，是一种“新教精神”，首先产生了资本主义伦理。值得注意的是，孟德斯鸠对江南的评价更高，他讲尼罗河三角洲是古代繁荣，荷兰低地是近代繁荣，只有一个地方，它是从古代到今天一直繁荣，这就是长江三角洲的吴越文明。江南文化，从古至今，从吴越到明清是延续性繁荣，这是孟德斯鸠一个发现。
江南文明为什么有长期延续性？因为江南人勤劳、努力，尊重理性，结果他们在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下面，还能有出色的成果。“有的地方需要人类的勤劳才可以居住，并且需要同样的勤劳才得以生存。这类国家需要宽和的政体，主要有三个地方属于这一类的，这就是中国的江南和浙江这两个美丽的省份、埃及和荷兰。”（第282页）把江南和尼罗河三角洲、荷兰低地相比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孟德斯鸠注意到马可波罗、利玛窦、卫匡国等人对江南的着力描写，他就敏感地加以分析。他说江南人勤劳、节俭，不奢侈是有道理的。江南种水稻，水作比旱作艰苦得多，要灌水、排水、耕地、插秧、捉虫、收割，据说种水稻要比麦子多十几道程序。还有，江南的土地大部分是“圩田”，和荷兰人从水里开垦土地一样，都是从长江边上，太湖周围，还有泥泞海滩里围垦出来的。江南人固然因富裕而文雅、文弱，但从唐朝到今天一直都在开垦“圩田”，湖上如东山人，江岸如江阴人，海边如川沙人都保持勇武。
江南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生产力发达以后形成分工。不止是水稻，还有棉布、丝绸、茶叶、瓷器生产。长三角西部“低乡”湖荡地区普遍种植水稻，附以桑植（苏州、湖州、杭州）。东部“高乡”靠海，土地还没有脱去盐碱，就大量种植棉花，纺纱织布（上海、川沙、南汇、奉贤、宝山、嘉定、崇明）。丘陵地带不宜水稻、棉花，就种植茶叶，生产陶瓷（苏州、杭州、常州）。最有意思的是，明、清时期的江南和十六世纪荷兰一样，形成了地区内部产业分工，每乡每镇都有自己的出品，于是迫切需要交换，因此商业发达。十六到十九世纪，东亚、东南亚、南亚，以及非洲、美洲，真还没有三角洲这样繁荣的社会局面。
孟德斯鸠和伏尔泰都是十八世纪的“地理环境论”者，但伏尔泰看东方，仍然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整体，是一种文化。孟德斯鸠不同，他谈论中国的时候，把江南做了单独处理。伏尔泰与孟德斯鸠的差别，是笼统的博雅学者与专精的社会科学家之间的差别。孟德斯鸠对细节差异更加敏感，他说：“（江南和浙江）这两个省份的土地肥沃异常，因此给欧洲人一个印象，仿佛这个大国到处都是幸福的。”孟德斯鸠说这是一个假象。在中国，江南是特别的，“对（江南）的防护与保持所需要的是一个智慧民族的风俗，而不是一个淫佚民族的风俗；是一个君主的合法权力，而不是一个暴君的专制统治”。在中国，“人们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只有在江南，“政权就必须是宽和的，像过去的埃及一样；政权必须是宽和的，像今天的荷兰一样。”（以上均第283页）因为当地人民是“勤劳”、“智慧”的，而且并不“奢侈”。
孟德斯鸠如此精心地区分江南和中国，我认为他已经提出了一个“江南特殊论”。中国是孟德斯鸠意义上的专制社会，江南地方却发展出一个他所认定的开明的士绅社会。这里和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大家勤劳勇敢、节俭奋斗，知书达理，尊重社会规则，比较有理性，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发展出来一个有所不同的政体。孟德斯鸠认为，江南是一个宽和社会，可以实行开明政治，这个结论在今天看起来还是富有启发意义。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授权刊发，本文为“最‘艺’江南文化十讲”之第六讲“明清的江南文化与欧洲世界”，2019年7月26日于上海世博会博物馆WE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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