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李天纲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
利玛窦徐光启对话研究中心学术主任、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
欧洲已在江南：早期全球化
“江南文化”最近很多人讲，选大家没有讲过的，就想到了“江南文化与欧洲世界”。其实也讲过，学术圈不少讨论会在谈这个事情，不论在上海、北京、广州、澳门、德国、意大利。学者埋头做研究，外界也有自己的话题。舆论是舆论，学术管学术，两不相犯，但是两者都不能太违背。学者掌握的文献资料和研究结论，跟外界媒体、影视节目的宣传，可以有点落差，有点时间差，但两者总归要统一起来，而且应该统一在学术研究上。
现在把“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并列，两者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差别。一般都讲“海派”是鸦片战争以后才发展起来的，所谓“海纳百川”，国际化，全球化，向世界开放，这完全正确。讲“海派”是一种大都市精神，Metropolitan spirit，有一个暗指的意向，似乎是说清时期的“江南文化”是传统的，是地方的，是属于中国，意思和外国不搭界，都是自己的。我们好几个研究群体都觉得这样说不对劲，需要纠正，全球化早就开始，欧洲已经在明清到达江南。比如，今年6月份在鹿特丹大学开会，我们就是把江南文化和莱茵河文化做比较，发现很多经济、政治、文化问题都连在一起。欧洲在十七世纪已经来到中国，你不出去是你自己的事情，这不改变江南已经是全球世界一部分的事实。明、清时期的江南文化并不仅仅就是传统的、本土的，它也是全球的。江南早就进入欧洲，有些事实和结论，即使在学术界也还没有被认识到。这里想和大家分享，和读者、听众等一般人士讨论，反过来也敦促学者解决这些问题，一起来澄清一些困惑和疑问。
明朝万历年间上海已经达到繁荣的高峰，是登峰造极的江南文化，这个状况可以看卜正民教授写的《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2004，三联书店）。万历年间松江府的繁华和1930年代上海的“黄金时代”是江南社会发展的两个高峰。万历年间，江南从海上和韩国、日本、东南亚这些民族都联系在一起，“倭寇”大家都知道。但是，和“大西洋”、“泰西”的欧洲有没有关系呢？有的，今天就是来讲这个问题。
上海确实是近代才崛起的国际大都市，“五口通商”后，1843年11月17日开埠，英国、美国、法国商船第一天就冲进来，急吼吼地从舟山群岛起锚，抛在十六铺。很多人从此讲“上海（原来）是个小渔村”，鸦片战争以后，才开始通商、传教，传教士进来传教，商人来做贸易，才开埠发展成大都市，成为一个“大上海”。我一直在纠正这个错误观念，1991年就提出上海“以港兴市700年”（收《文化上海》），早已不是一个小渔村。你说香港是小渔村，人家也不开心，但是还必须接受，因为鸦片战争以前港岛只有赤柱一带住有3000居民。上海在鸦片战争以前是“南吴壮县”，人口几十万，十六铺一带早已“五方杂处”，决不是一个小渔村，而是大码头。过去殖民者说上海原来是小渔村，是夸耀他们的功绩；今天外界贬称上海渔村，是打压自信心。作为新、老上海人，不自大骄傲，不妄自菲薄，但不能接受没有事实的说法。上海不是小渔村，上海历史博物馆藏一幅“丹凤楼下”画卷，万樯林立的景致。一季有几千条船从福建、广东、东南亚进到黄浦江，“南货”中夹带着很多“西洋货”，怎么就是小渔村？
上海和欧洲的关系早就开始了，涉及到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徐光启。有一幅《利徐谈道图》，徐汇区土山湾博物馆藏版本，画中的徐光启是一位了不起的上海人。徐光启（1562-1633）边上是利玛窦（Mateo Ricci, 1553-1610）意大利人，老家在马切拉塔。利玛窦在1598年到达了南京，他是马可波罗以后再一次发现江南的人。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描写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是欧洲人初识江南。300年之后，终于有另一位意大利人利玛窦进到南京，看到了苏、杭以外另一个江南大都市。利玛窦是1582年到澳门，1583年到肇庆，1589年到韶州，这些地方地理上叫做“岭南”、“华南”。1595年，利玛窦住到了江西南昌，算是到了江南的边缘。说到江西，顺便说一说我们今天怎样来划定“江南”。江西，是唐朝的江南西道，广义上属于“江南”。顾炎武《日知录》说“（唐）江南东道理苏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后人省文，但称江东、西尔。”但是，明、清人所称的“江南”意义有变化，主要指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东道，是狭义江南。明、清实行两都制，南京附近划为南直隶，又称江南行省，包括民国后分开的安徽、江苏全省。最狭义的“江南”又排除了苏、皖两省的江北部分，倒是把浙江北部几个州、府包括进来，这样就形成了同属环太湖平原（长江三角洲为核心）的苏、松、太、常、镇、宁、杭、嘉、湖、宁、绍的“江南”。这一地区在地理、交通、语言、产业、祭祀、习俗和文化上一体化，跨行政区划，可以说是一个“文化江南”。
《利徐谈道图》
利玛窦1598年到南京，这事件具有历史意义。欧洲文化进入了江南，在中国文化的核心地区开始活动。我们说“欧洲”，不说“西方”，当时美国、加拿大、澳洲，北美、南美的文化还没有成型，“西方”还没有出现。印度、东南亚、阿拉伯的文化夹在中国和欧洲之间，自元朝崛起以后不再影响中国，佛教、伊斯兰教作为文明交流的媒介已经中断。欧洲人跨越大洋，“梯山航海”地越过横亘在欧亚大陆上的奥斯曼土耳其，跨过所有的王国、部落、村镇……，来寻找中华、日本和东方。利玛窦把欧洲带到江南，建立了“江南-欧洲”直接交往的关系，这就是《利徐谈道图》的意义。一边利玛窦，一边徐光启。徐光启戴乌纱帽，他是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利玛窦穿儒服，一般的儒生不能穿绸缎，布料只能用棉布，或者葛布，一般叫布衣。利玛窦humble，不敢穿丝绸，江南有钱商人僭越礼制，绫罗绸缎，还坐轿子，他看得惊讶，记在日记中。
从西洋名字说起：利徐谈道的意义
利玛窦客气，徐光启礼貌。利玛窦起了中文姓名，用字“西泰”。徐光启也对应地起了一个欧洲名字“Paul”（保禄）。今天华人也有两个名字的，一个中式，家里父母叫；一个西式，公司同事叫，这个风气是从徐光启开始的。有些人批评说中国人起洋名字是崇洋媚外，我说这个是弱者心态。徐光启是朝廷一品，怎么会媚外？崇洋有的，媚外没有。起个欧洲名字，一是礼貌，和洋人汉名对等；二是新鲜，称呼起来有一种异域（exotic）风情；三是亲切，互叫小名拉近双方关系。我们知道，异文化的对话，文明之间的交流，礼貌、好奇和亲切的态度都是必要的，徐光启代表了江南文化中温和、文雅、宽容的性格。
在明末的江南地区，好多人都有欧洲名字。徐光启儿子徐骥是雅各伯，孙女叫甘第大。不光徐光启家族，李之藻（1565-1630），杭州人，进士，工部主事，也是个京官。他叫Leo，翻译成“凉庵”，非常巧妙，读起来就是Leo，不露痕迹。很多外国朋友起中文名字，也是不露痕迹，我在复旦本科时有个美国人同屋，起名“孟大为”（DavidM.），看不出是老外的名字。大为每周去豫园，找书法家徐伯清练小楷，比我们班级大多数人更爱上海，更喜欢江南。另外一个叫杨廷筠（1557-1627），也是杭州人，欧洲名字叫Michael，翻译成中文是“弥格尔”、“弥格子”。他招待欧洲人，还捐出了一块土地作墓地，在西湖西北方向的大方井，安葬了卫匡国（MartinoMartini,1614-1661）等15个欧洲人，有意大利人、法国人、德国人。现在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大家到杭州玩，应该去看看。还有一个嘉定人孙元化（1581-1632），也是上海很重要的人物，在嘉定城中有一大片房子，是徐光启的学生，名字叫Ignacio。按上海话读拉丁文，就叫“依纳爵”。上海的徐汇中学（1851）原来叫依纳爵公学，改名徐汇公学，也是Ignacio。徐家汇大教堂也叫依纳爵主教堂，1905年建的。
从这些洋名字看，明末江南地区已经开了风气，“西学”流行起来，欧洲的天文、地理、历法、数学、农业、水利、造炮、练兵，包括音乐、绘画、文学等知识都有人研究，都有著作留下来，最著名的就是利玛窦、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全国只有在江南地区，在这一个群体中形成了风气，翻译、研究和出版欧洲人著作。所以，我们说欧洲文化进入中国的时候，最早是在江南扎根的，这个结论是没有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