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期嘉宾
徐国琦，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曾任美国密西根州Kalamazoo College历史系讲座副教授，现为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是西方研究中国国际化历史的知名学者。徐教授的研究兴趣包括中国国际化的历史、体育史以及中美关系史，其代表著作为“国际史三部曲”，即《中国与大战》、《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和《一战与华工》，目前徐教授正在从事“共有历史(Shared History)”相关方向的研究，其中《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一书已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以往对中美关系的研究，往往集中于两国之间的对抗与冲突，但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出发也可以有更多的收获，那就是考察中美历史的共同之处。虽然中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中美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多的共同点，比如中美对于外交的态度，中国之前是没有设立外交部的，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孤立于当时的国际关系体系，而美国也奉行“门罗主义”和孤立主义，与国际社会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共有历史的研究方法，是一种打破从上往下看的学术方法，强调非政府实体、民间个人的文化跨国视野与人员之间文化碰撞。其内涵具体包括四方面：一是共有强调共同经历，包括正面负面。二是强调跨国家、文化及不同社会制度。三是打破界限，强调全球视野、全球档案。四是侧重于文化方面，强调文化的作用，看文化如何影响人的视野。
在这一过程中，可以用中美关系发展中的一个个故事，演绎阐述出共有历史的概念，用一个个关键的人物，串联出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以个人实体的所作所为为对象，做出了客观的分析判断，勾勒出中美从早期交往到当代交往之中实体之间的来往。
在19世纪60年代，中美两国都面临着“内忧外患”。中国政府面连着“太平天国”运动和西方列强侵略的双重威胁，而美国正在进行南北战争，国家面连着分裂的危险，同时南方得到英国的支持，美国的国家独立受到冲击。相似的国内国际背景之下，中美在当时并没有直接的国家利益冲突。在1861年，西方国家在中国设立公使馆，美国人蒲安臣是第一批入驻北京的外国公使之一，在1867年11月，即将离任回国之时，蒲安臣受任中国首任全权使节，代表中国政府出使美、英、法、普、俄诸国。这是在深思熟虑之下做出的决定，由于《天津条约》的规定，中国需要向外国派驻公使，但是中国当时的官员普遍不愿意承担这项工作，再加之蒲安臣对中国一无所知，因而对中国也没有成见，美国与中国也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蒲安臣成为了最合适的人选。虽然理论上蒲安臣任命书的有效期为1年，但是直到去世蒲安臣还是中国的公使。
在就任中国公使的期间，1868年7月28日，蒲安臣与西华德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首个对等条约《蒲安臣条约》。条约规定中美两国人民可以自由往来和求学，是一个比较平等的条约。根据条约的规定，1871年，在容闳的倡议下，清政府派遣第一批留美幼童。但是当时美国的高等教育并不发达，到美国留学并不是上策，但是清政府还是派遣124个学生到美国，其中可见中美当时之间的友好关系。这些留学生学会了西方的技术，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精英和栋梁，同时，这批留学生也与美国的中产阶级寄宿家庭保持了很好的关系，成为中美交流的民间使者。从中美共有历史的角度出发，可以很好地理解这一段历史。
第二个对中美交流和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是戈鲲化。在中国科举考试失败后，戈鲲化开始教洋人英文，并且在英国领事馆工作。1879年，戈鲲化成为第一个在西方教中文的人。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并不感兴趣，没有“汉学”这个学科，而且往往是归国的传教士担任汉语教习，因而汉语教师都是洋人，学生招生也非常困难。在哈佛大学聘请戈鲲化为汉语老师之后，关于汉语怎么教和教什么的问题，引起了全球学术界的争论，哈佛大学的决定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戈鲲化赴美的行程也是一波三折。但是，戈鲲化在哈佛大学教学的过程中，不仅传播了汉学，展示了中华文化之美，带去了哈佛燕京图书馆的第一批书籍，而且还培养出了一些中美的顶尖学者。戈鲲化不仅非常有尊严，在所有场合着官服，要求学生毕恭毕敬，而且非常亲切，讲课的时候会说一些笑话，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固有印象，也传播了中华文明有修养、有道德的一面。
第三个人物是古德诺，1912年，步美国与法国的后尘，中国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中国共和体制的建立受到了美国的极大影响。由于当时中国有“立宪”的需要，经由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引荐，古德诺来华担任民国政府的宪法顾问。古德诺在共有视角具有特殊的地位，这是因为，他作为哥伦比亚学者，观察中国政治历史现状，将第一手信息反馈到了美国精英社会。美国精英又通过他将美国的经验介绍到中国来。他与中国上层社会交往密切，成为了中美两国上层社会之间的使者。1926年古德诺还出版书籍《如何理解中国》。在中美关系的历史中，古德诺主要发挥了三方面的作用，一是增进中美两国的理解和交流，二是直接参与到中国的宪法制定，三是对中国的政治变革作出贡献。1914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聘任其为校长，古德诺提前回国。但是回国之后，古德诺仍然关心中国政治，给袁世凯写过一份备忘录，讨论君主和共和政体的问题。古德诺与中美两国的高层人士都保持了密切的信件往来，研究中国美国历史，可以通过研究古德诺的信件、报告，来解读不同的中国美国。
第四个人物是约翰·杜威，1919年，胡适等人邀请杜威到中国讲学，已经90多岁的杜威到达上海，本准备只待数星期，但是之后被卷进五四运动，直到1921年7月底才回国，在中国各地进行演讲，其中杜威五大讲演最为畅销。在五四运动期间，杜威作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代表，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因为杜威不会讲中文，胡适等杜威的学生帮助翻译了他的演讲。由于杜威本人不善言辞，胡适等人往往会通过杜威之口，将自己的思想传播给中国人。而杜威自己，在《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中也表示，他通过自己的学生，也更了解了中国新的状况。作为美国的著名教育家，杜威通过学生，或者学生通过他，都影响了中国美国的历史进程。从杜威的经历之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独特的中国人与美国人的交往史。
第五个事件是奥运会与乒乓外交，从乒乓外交中，我们可以探寻中美之间的体育交流史。从奥运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国际体育引进中国与美国密不可分。1895年，中国被日本打败，基督教青年会在天津设立第一个峰会，将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介绍到了中国。1908年，基督教青年会在天津杂志《天津青年》上发表奥运三问：中国人何时参加奥运会？何时赢得奥运金牌？何时举办奥运会？
对于“奥运三问”中的第一问，1932年，在美国洛杉矶中国人第一次参加了奥运会。刘长春参与奥运会的背景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满洲国，当时中国上海媒体谣传满洲国要派运动员，因而中国精英们王正庭、张学钊等决定派人。美国当时一方面宣布不承认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同时对中国一个人的运动员代表团表示欢迎。刘长春的参加，不仅是实现了奥运第一梦，关键是通过西方媒体，把中国反对日本侵略的声音带到了国际社会。
对于“奥运三问”中的第二问，五十二年后，1984年，同样是洛杉矶奥运会，许海峰得到了第一块金牌。当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享受了极大礼遇，这是因为1980年美国抵制莫斯科奥运会时，华国锋第一个表达支持，当年中国没有参加奥运会。在1984年，苏联和东欧国家抵制洛杉矶奥运会，但是中国派人参加，这对美国具有一定的宣传价值。
对于“奥运三问”中的第三问，2008年百年梦实现，北京举办奥运会，西方很多元首抵制北京开幕式，而美国总统小布什却参加了开幕式，这是美国在任总统第一次参加美国国土之外的奥运会开幕式。
中美乒乓外交的故事更是众人耳熟能详，尼克松毛泽东在1969年同时意识到应该改善中美关系。尼克松上任之后向基辛格表示计划改善中美关系，并且向《纽约时报》发出希望访问中国的想法，同时尼克松是第一个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红色中国”来称呼中国的美国总统。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其语录中表示：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中国人的朋友。但是由于中美两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猜疑和隔阂太多，虽然有改善双边关系的想法，但是都不愿意迈出改善关系的第一步。这时候，乒乓外交的出现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良好的时机。
1971年3月底到4月初，世界第三十一届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举行。1971年4月6日闭幕式前一天，毛泽东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员访华。1971年4月10日，中国运动员庄则栋主动与美国运动员科恩握手，小球转动大球，“乒乓外交”一词由此诞生。乒乓外交之后，1971年北京返回联合国。1971年7月15日中美宣布尼克松访华，世界格局由此一变。实际上，乒乓外交是由两个外交构成，一是1971年美国乒乓运动员访华，二是1972年中国乒乓球队回访，两者缺一不可。从乒乓外交中，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历史，比如中美乒乓球比赛中的结果被设计成为平局。
之前的中美关系研究，往往是从政府与政府之间的角度开展的。从历史人物的角度研究中美关系，为现今中美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视角，从非政府实体的交往来考察民族国家历史，关注个人在外交关系与两国历史中的重要作用，这对于国际史和中美关系研究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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