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孙过庭好友王绍宗的一方石碑
《书谱》中的“夫”字
我与孙过庭及其《书谱》的结缘，应追溯到2000年我在杭州念书的时候，已经17年之久了。当时，我以公费留学生的名义赴中国美术学院进修书法。有一天我站在杭州解放路新华书店对面的车站，看见杭州市政府为推广中国传统美术，在一个玻璃棚里安置的《书谱》复制品，效果非常好，从此难以忘怀。
我2004年考上了东方大学的博士之后，还并没有打算把孙过庭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当时，我关注的是六朝书法文献，试图通过早期书法文献的梳理和研究，让西方汉学对书法有个客观的认识。为了全面地搜集书法文献资料和了解中国学者的基本情况，我到浙江大学学习，慢慢地对中国美术文献和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还记得当时买到《中国书画全书》第1、2册的时候，我感觉非常兴奋，终于对书法文献的研究探索出了一条规范的路径。同时，我也全面搜集了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张天弓先生和刘涛先生的论文。通过阅读六朝书法文献和当代学者论著，我开始对书法史有了一个客观的认识，并且发现了一些自己觉得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比如说书法文献对技法论述的描述。所以，我开始分析《笔阵图》的版本问题。就像我后来发表的论文所论述的那样（《张绅法书通释考》《玉堂禁经探考》等），我认为对笔法的描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尤其是中国古代对书法形体描述的论著可以给西方人提供解读书法作品的基本方法。就在研究六朝书法文献的时候，我发现了好多问题，特别是《笔阵图》，都跟《书谱》有关系。因此，我开始慢慢地认真阅读《书谱》，越读越觉得有意思，印象最深的是文本折射出的孙过庭的独特性格。我对当时的导师福安顿先生（Antonino Forte，1940—2006）说，这幅书法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马上鼓励我以“孙过庭其人其事”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不用说，我立刻同意了。
作为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做研究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西方学者在使用文献的时候，需要把汉语原文的词语翻译成自己母语或者其他通用的学术语言。也就是说，中国学者可以当作理所当然的词语，对西方人来说需要做详细的解释。《书谱》这个题名也不例外。可是我开始搜集以《书谱》为中心的各种西方专著的时候，发现了《书谱》这个书名翻译得相当笼统（要么把它解释为“essay”，要么解释为“treatise”），对其题名正确的含义几乎没有论述。因此我关注了对“谱”的历代解释，结果发现，可以把它理解为“手册”，就像《汉语大字典》第4285页所描述的那样，“谱”是指“供人研习观摩而汇列成的籍录”。同时，我又仔细阅读了《书谱》的文本，并且把它与先唐的书法文献进行了比较，发现《书谱》有许多特殊之处。首先，孙过庭在《书谱》当中，明显强调它与之前的书法文献有所不同，甚至对以往的论著给予“多涉浮华，莫不外状其形，内迷其理”的负面评价，并且强调“今之所撰，亦无取焉”（第154～156行）。《书谱》中类似这种话还有几处，好像孙过庭有意识地提到《书谱》与其他书法文献有本质上的区别，并且宣称其以“务裨学者”为宗旨的论点（第203行）。另外，我们还可以发现《书谱》讲到很多学习书法的具体问题，也许今天在我们看来讲得相当抽象，好像更像美学范畴的论述。其实，放在中国古代社会来看，《书谱》的确与六朝书法文献描述外在的形象有很大的不同。典型例子如，孙过庭明确讲到用笔的核心规律，笔锋的微妙“起伏”（即为提按），用笔端来表现汉字形态的无穷（第62～64行）。与先唐书法文献相比，这种解释确实有革命性，更像北宋后流行的《玉堂禁经》之类的书法技法论著。《书谱》作为练习书法的模板，不光在文本中有所提及，从其书写的笔势来看，也可以算是王羲之系统的草书典范。就对笔锋的起伏运用而言，满篇都是相关的示范，其中非常精美的例子是“夫”字（见右图），体现了提按细微而流畅的笔法。
那我们应该提问，为什么孙过庭与先前论述书法的文士如此不同，十分关心学习书法和传授书法的效果呢？我认为这与他人生经历和个人志气有关。很少有人把孙过庭一生与他的《书谱》连在一起。我认为，整篇《书谱》的意义就在于，该书和他的生平有关。虽然关于孙过庭生平的记载不算太丰富，但是从《书谱》提到或影射的事实来看，我们可以勾勒出孙过庭的基本情况。首先，按照现存记载，大概可以把他的生卒年定在约647年和690年之间。其二，我们可推知，他不是一个孤单研习书法的人。他接触了当时洛阳有社会地位的人，如秘书少监王绍宗（生活于7世纪下半叶）和为他撰写墓志铭、祭文的陈子昂（661—702）。加上孙过庭《墓志铭》提到他死在洛阳，我们可以推测他当录事参军小官的生活（至少他生活的一部分），应该是在当时武则天看重的洛阳神都里度过的。因此，我们不难想象，孙过庭一手经典的王羲之草书不是他偶然学来的。当时身为皇家图书馆副馆长的王绍宗，很可能是孙过庭学习书法重要伙伴。我们知道王绍宗善于书法和绘画（张彦远《法书要录》《历代名画记》都有相关的记载），小时候还专门在寺院抄写佛经，后来当了太子的侍读和侍书，相当于宫廷的语言文字的教师（他精致的楷书保存在他为哥哥王玄宗在686年撰写并书丹的《王征君临终口授铭》中，现藏登封历史博物馆）（见上图）。作为秘书省的少监和太子的老师，我们不妨推测王绍宗藏有许多书法作品，包括真迹、摹本和拓本，可能给孙过庭了解王羲之书法作品提供了好的条件。正因为和王绍宗、陈子昂有了来往，孙过庭能够和当时鉴赏书法的名人有所接触。可是他所接触的这些高官或士大夫未必都真正懂得书法。孙过庭在《书谱》第333～341行讽刺假装懂得书法而其实并没有判别能力的人士，可能由他受过委屈所致。为了表明自己在书法方面有所造诣，他选择了一条客观、有说服力的路，即揭开学习书法的途径，让学徒通过《书谱》的阅读，一目了然懂得如何自己去体会书法的奥妙。在门第和社会等级严格的中国古代社会，孙过庭这种批判精神实为罕见。可是他得罪了高官，可能受到了更为严重的报复。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孙过庭在写完《书谱》（垂拱三年，相当于公元687年1月19日—688年2月6日期间）后不久就逝世了。
因此，《书谱》确实是一个谜。第360～369行有结语，明确说明文章分成两卷六篇，但是“卷下”和“六篇”在文章中根本一无论及。对于《书谱》的篇幅，上世纪著名书法学者西川宁先生（1902—1989）和启功先生（1912—2005）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前者认为现存《书谱》是完整的作品，后者则认为它只是一本书籍的序言而已。在我看来，《书谱》中的几处自指描述，像“不揆庸昧，辄效所明。庶欲弘既往之风规，导将来之器识。除繁去滥，睹迹明心者焉”（第140～146行）、“今之所撰，亦无取焉”（第156行）、“粗可仿佛其状，纲纪其辞。冀酌希夷，取会佳境。阙而未逮，请俟将来”（第189～192行）等处，意味着孙过庭没有最后确定文本的内容。另外，与《书谱》上半部相比，下半部的笔势越来越急速，包括所谓“节笔”更加突出，好像孙过庭着急要把《书谱》写完，也许因为他知道身体快不行了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我们恐怕无法知道。
无论如何，虽然《书谱》好像还是一篇在进行中的文章，它仍然是一颗明亮的星，照耀着历代热爱书法的人们。
（作者：毕罗，系意大利那波利东方大学亚非研究所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