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账》自序
《流水账》（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本小书是我继《耳顺六记》以后编定的第十六本编年体文集。从1989年起，我发心每隔一两年编一本新写文章的集子，不论厚薄，只是对自己的写作生活做个督促，记录一下自己的脚步痕迹。在当时的出版状况下，这种既不是学术专著也不是专题论集，更不是轻灵散文的杂乱文集，很难受到市场欢迎。我对于这个奇怪的念头没有任何把握，第一本《笔走龙蛇》还是台湾的朋友帮忙在对岸出版的。第二本是自费出版，印数很少。到第三本《鸡鸣风雨》的时候，我办了火凤凰出版基金，开始顺利起来，到第四本以后就没有再遇到什么困难。这样不知不觉已经二十几年过去了。当初的自我督促已经融化到我的生命过程的内部肌理，我的一生几乎就在笔墨键盘中度过。以前我读周氏兄弟的文集，暗暗感佩他们在风雨如磐的环境里，无论多么险恶，无论是人生的高潮或者低谷，他们都能够坚持不停地写，著书立说，褒贬人生。这样的生命状态，看上去有点苦涩，我们从“坟”、“而已”、“苦竹”、“药味”等关键词里都有所体尝。但是从另外一面来说，笔耕不辍本身也是一种对心力毅力甚至体力的考验，体现出中国文人在暗淡乏味的日常岁月下，向着内心丰富一路的找寻。过了六十岁以后我经常地想，如果我的生活中没有一副笔墨一个电脑陪伴着打发无数光阴，那么这几十年的岁月究竟会怎样走过呢？真是无法想象。
这并非是说，我的日常生活实在太闲，才需要用写作来填补时间，恰恰相反，我从年轻时期走来，一路上一直感受到时间的紧迫与混乱。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会打理时间的人，不会有心计来安排时间及时完成手边的工作。相反，时间在我的生活里永远不够，永远是千头万绪，杂乱无章。它仿佛不是带着我线性地往前走，而是像一团混沌包围我窒息我。我刚刚拼命挣扎出一点空隙，却发现它已经把我裹挟到另一个空间。我经常想起毛泽东诗词里的一句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六个短句里，我只感受到“天地转”（无尽头地转），“光阴迫”（生活中永远有事在催促）。生活像一个被抽打的陀螺，不停地转，走不出直径几米的圆，却不知老之将至。这也许就是当下社会的悲哀，也是当下社会中努力做事的人的悲哀。我做事缺乏只争朝夕的精神，什么重要的事情都会被杂乱的生活节奏所打断，无法安静下来专心做好一件事。学会拒绝也没用，因为拒绝了一件事马上就会有另外一件或者更多的事情插入，结果总是离开自己的既定目标更远。
在这种环境里，写作就成了我的精神慰藉。不管怎么忙乱，我总是不停地用文字留下点痕迹，每一篇文章写成，无论长短好坏，都好像我的挣扎有了效率，捅破混沌伸出头来透一口气，接下来又是被埋没在暗无天日之中，直到下一篇文章完成。所以，写下每一篇文字的时候是我的精神最开朗的时候，我仿佛能够从这些文字中感受到生命的活泼与跳动。为了反省自己，我为自己这两年不到（2015年1月到2016年9月）的生活做了一个流水账，排除了日常工作、会议、教学、交际、吃饭、杂务，以及偶尔的旅游和其他休闲，只把写作的时间罗列出来，大约留下了二十五万左右的文字。与我前两本编年体文集的篇幅相比，还是要少了一些。而且这些文字中，几篇较长的文章都是未最后完成的半成品，还不宜收入文集。所以我干脆把十多万字的研究论文暂且放在一边，只收取那些比较短小的文字，编成这本小书，奉献与我的读者。也许读者拿到这本小书感到很轻，我的心却变得沉重，丝毫也没有那种完成了任务可以透一口气的轻松感。
《未完稿》后记
在编完《流水账》时，我做了如下的说明：“为了反省自己，我为自己这两年不到（2015年1月到2016年9月）的生活做了一个流水账……但是这些文字中，几篇较长的文章都是未最后完成的半成品，还不宜收入文集。”这里竟无意中交待了我现在编《未完稿》（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由来。所谓的“未最后完成的半成品”，主要是指收在本书中的前四篇文章。其中《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概述》和《有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几个问题》是我为正在杀青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写的导论第一、二两部分，都作为独立的论文发表过；《重读有关〈新青年〉阵营分化的信件》也是计划中的一组系列论文，只完成了两篇，作为上下篇发表在《上海文化》杂志上。当时觉得意犹未尽，如果认真写下去，这个题目还是会有许多新的发现。但是我手边的工作多而且杂，好好的一篇论文，写了一半被其他事情打断，再要捡拾起来就不容易，但是又不甘心就此放弃这个题目。于是就决定把这些文章抽出来，另外放在一边，等以后有机会续写了。
不想刚刚编完《流水账》，东方出版中心社长郑纳新来电话说，希望我再编一本论文集，交与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于是我又想到了这些被搁置在一边的论文。除了上面说过的四篇以外，其他几篇大都与会议发言有关。2016年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学科连续举办了两次学术会议，都是郜元宝教授筹办的，我被邀去做主题发言。两个会议的议题都很有意思，一个是“从鲁迅传统看中国与世界”，另一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语言问题”，这两个话题，都让我觉得有话可说。我在会上的发言都是即兴的，没有预备提纲，也没有草稿，会后有人根据录音记录整理出来，经过我的修订，就成了现在的样子。其中第一个会议发言的整理稿，我又拿去在淮阴师范学院讲过一次，添加了一些内容。《面对现实农村巨变的痛苦思考》一文是根据2015年11日1日复旦大学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中心举办的关仁山小说研讨会上的发言重新写成的。《比较文学视野下的马华文学》成文早一些，2009年1月12日，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和复旦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马华文学教学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那时我还担任中文系主任，当天我正要出国，只参加了一个开幕式，匆匆致辞后就离开会场了。后来会议论文集要出版，主编许文荣教授要我为论文集作序，我又捡拾起当时的发言记录稿，写成一篇序文。又值香港城市大学张隆溪教授七十大寿，学生们为他庆寿要出版一本论文集，我也被邀请参与，我一时没有其他稿子，就把这篇序文再改写成论文。《新世纪以来四代作家简论》情况有点特殊。先是《山花》杂志主编何锐策划一套关于70后作家的丛书，他约我写一篇评论，收在他主编的这套书里。我写了《低谷的一代——关于70后作家的断想》一文，针对70后作家为什么被遮蔽的现象，提出了一点看法。那是2011年的事情。到了2013年，香港城市大学为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十五周年举办学术会议，议题是泛泛的：“中国文化教学与研究：回顾与前瞻”，我原来准备的是另外一个题目，关于禁忌文学的问题，但终究还是因为事情多，来不及把论文写出来，临时抱佛脚又把这篇论文找出来，扩写成现在的规模。我把这篇文章收录在集子里，算是给它最后定了名分。
只有《旅外华语文学之我见》与会议无关。那是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徐学清代痖弦先生约稿，要我为加拿大《世界日报》文艺副刊《华章》的“名家谈——华人文学之我见”专栏写一篇短文。我把文章寄去后很快就登了出来，徐学清给我来信说她看了我的文章，不同意我把北美华文文学看作中国当代文学一部分的观点，我就鼓励她把商榷意见写出来，这样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入讨论下去。她很快就写好了，而我却拖了很久——理由总不外是忙，但也是想好好梳理一下自己的思路，这就费了些时光。后来宋炳辉知道了这件事，他希望把我们商榷的文章一起放在《中国比较文学》刊物上发表，经过他的认真而不间断的催促，这篇回应文章终于能够交卷。这是我要向徐学清和宋炳辉致以感谢的。为了让读者了解我们之间的商榷观点，我把学清的文章也附在后面。这样读者可以完整地看到我们商榷的内容。现在传媒批评甚嚣尘上，学术上认真的商榷实在太少，以至于我们做了一点工作还像献宝似的在这里显摆，也是有点惭愧的。
书名《未完稿》，有的朋友觉得不喜，其实我并没有什么深意，仅仅是指以上的十篇文章，有的是可以继续写下去，有的是从会议到论文改来改去没个完，也有的是因为商榷，似乎还有待于深入……林林总总加在一起，希望读者读了以后能够与我一起思考，一起深入地讨论下去。学无止境。
（作者陈思和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文章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7年3月6日第4版。
链接：http://whb.cn/zhuzhan/dushu/20170306/8550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