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今天，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陆续有许多珍贵文物重见天日。它们反映了历史上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盛况，是这种交流最实在的见证。在笼聚和展示这些文物之外，我们应该是想通过它们，更清晰地开显这些器物后面所蕴蓄的“道”。这个“道”除了真久的伦理之道与深邃的哲理之道外，就是华夏文明的发扬传播之道，东西方文明与文化的交流融通之道，还有全球化时代，符合当代知识论共义的人类文明的植基创构之道。
根据王国维的研究，“礼”在殷墟甲骨和两周金文中已可见到，先秦典籍中就更多了。古人称“礼者，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它从“示”、从“豐”，因为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故从“示”；而祭须有凭借，才不至落空，故又从“豐”。这“豐”字指的就是行礼之器，它从“豆”象形，为古食肉器，其上部分状器大，内有双丰，象艸盛丰丰，寓意丰盛。
以后，“礼”由祭祀扩展及于日常生活，讲究日盛，具体设定无所不包，并被推尊为“天之经”、“地之义”与“民之行”。欲谈政治与制度必溯源于“礼”，此师服所以说“礼以体政，政以正民”（《左传·桓公二年》），孔子所以说“制度在礼，文为在礼，行之其在人乎”（《礼记·仲尼燕居》）。也因此，中国人从来好言“礼治”，并以“礼仪之邦”自居，既将此尊礼之心落实于冠、婚、丧、葬等俗世日常，又将此隆礼之意凝聚为斝、鼎、鬲、甗等物态家常，以至有“器以藏礼”之说，即认为有形的器物中凝蓄着丰赡而无形的礼的符码。
事实确乎如此，历史上这些有形之器在尽现我华夏民族物质生活之丰富的同时，足以让人回思其文明传承与精神信仰之真久。古人受此启发，遂制定出国君营室当以宗庙为先居室为后，大夫制造当以祭器为先养器为后等种种制度，并要求大夫与士去国，祭器不得逾境，“大夫寓祭器于大夫，士寓祭器于士”。他们最不忍见的就是“毁其家庙，迁其重器”（《孟子·梁惠王下》），因为“家庙”有祖先的神位，“重器”是国家的象征。此外，又规定宗庙之器、圭璧金璋、命服服车、戎器甚至牺牲等都不得鬻于市，以为“君子虽贫，不粥（鬻）祭器；虽寒，不衣祭服；为宫室，不斩于丘木”。这一系列讲究均见诸《礼记》一书。各位可能知道，《五经》中的《礼》本指《仪礼》而不是《礼记》，之所以到三国魏时让位给了《礼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对“礼”的施用对象与原则有更直接简切的宣示。我在这里特别揭出这一点，是想提请大家注意，在对广义的示礼之物一例予以尊崇的同时，《礼记》的《曲礼》《王制》篇特别强调了这些器物的不可流通性。当然，这一强调也间接告诉人，对于各种礼器，是从来有人想藉以生财或恃财占有的。但古人崇器是为了尊礼，所以《礼记》特别强调其不得进入流通领域。这一说法看似拘谨执拗，其实含义深厚，它似乎在告诉人千百年来中国人之所以热衷收藏，而收藏的目的又绝不是为获利的原因。我很想问问各位，你们之所以爱好收藏，或你们之所经营的收藏事业，是不是也是如此？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礼既起于日常，就决定了它不可能仅用为权力的象征和尊卑的符号，也可用为个体人格与德性的象征，这就是所谓的“比德”，即拿某种器物来比方比况，古人于此每行之。如上古时代，璜、琮、璧、圭、璋、琥等在国家祭祀大典中常被用来祭祀天神，古人规定须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青圭礼东方，赤璋礼南方，白琥礼西方，玄璜礼北方。其中璜、琮、璧、圭的使用历史尤其悠久，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故《周礼》有“六器礼天地四方”之说。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自《诗经·秦风·小戎》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开始，它们就被古人用来比配人格了，此尤为物性的器注入德性与人性的意味。
同样是《礼记》，其中《聘义》一篇记载了孔子与弟子子贡的一段问答。子贡问：君子为什么贵玉而贱瑉？是不是因为玉少而瑉多？“瑉”是一种似玉的美石，但不是玉。说到子贡，勇不如子路，德逊于颜回，但用今天的标准，却是孔子弟子中特别聪明、又特别有经营头脑的一个。孔子善于因材施教，对此的回答是：“非为瑉之多故贱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是因为玉可用来“比德”:“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故君子贵之也。”各位看到，他的这一长串申说都是着眼于玉本身固有的性状展开的。譬如,他说玉“缜密以栗”，即它的质地缜密而坚实，所以可用来象征人的知性；又说玉“廉而不刿”，即它虽有棱角，却不伤人，所以可用来象征人的守分寸、知所当行与不当行，因为所谓“义”者，“宜”也。可见，君子之所以喜欢佩玉，甚至“无故，玉不去身”，诚如孔疏所说，是因为“君子于玉比德，故恒佩玉，明身恒有德也”。
以后，《管子》提出玉有“九德”，《荀子》以为有“七德”，刘向以为有“六美”，《说文》则归结为“五德”，也大体如此。如果不能体认玉有德象道，在古人看来是视玉为瑉，糟蹋了玉。不知各位是否常从这样的意义上把玩玉、乃至把玩其他珍宝的？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
受历史语境的规定，“器以藏礼”可确定是制度性社会的一种文化符号，“君子比德”可视为一种伦理性社会的道德象征，并且诚如钱穆所说，“礼虽表现于外，而必属于心”（《晚学盲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7页），所以两者是一体。但正如《周易》所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礼器作为展现礼意的工具终究偏在形式方面，以玉比德君子有时也不免落于牵强，所以在古人看来，关于器物，还有更值得探究的方面，那就是它背后所蕴蓄的“道”。这种对道器关系的哲学沉思，将中国人对器物的崇拜推向了更深邃的境界。
这当中，宋代二程的判断尤见精辟：“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是天地之间无适而非道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四《二先生语录四》）。他们认为虽然“道”不能抽象地虚悬在物之上，但一切物不能外在于“道”却是确然无疑的事实。没有“道”贯穿的物与不能传达征象“道”的物一样都是杂物甚至废物。我不知道各位是否认可，放置于今天的语境，这样的判断很可以对今人如何持物、观物构成启发，很可以让人认识到，如果对器物仅仅持一种占有之心、亵玩之心甚或赢利之心，而没有由物观道、以物寓道、借物明道之心，是断不可能从器物中获得真正的会心的。进而言之，因为没有基于对道器关系的深刻认识，他也没可能获得一种以“物物之心”对待天下一切美物的平常心。
当然，对器与道的关系，古人也间或作别一种解会。如王夫之就认为：“天下唯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无其道则无其器，人类能言之。虽然，苟有其器矣，岂患无道哉？……未有弓矢而无射道，未有车马而无御道，未有牢醴璧币、钟磬管乐而无礼乐之道。则未有子而无父道，未有弟而无兄道，道之可有而且无者多矣。故无其器则无其道，诚然之言也，而人特未之察耳。”（《周易外传》卷五）他这样说的目的是要突出物的重要性，显示出难得的朴素唯物倾向。谭嗣同明确提出“道随器变”，认为“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圣人之道果非空言而已，必有所丽而后见。丽于耳目，有视听之道；丽于心思，有仁义智信之道；丽于伦纪，有忠孝友恭之道；丽于礼乐征伐，有治国平天下之道”。则将器奉为本体与根据，道须依器而存，是一种第二义的作用和表现，目的是为救亡图强，从器物到制度师夷之长以制夷。我们不能抹煞其所说在当时的进步意义。但必须指出，以更弘通的视野，作更本原性的追究，更多的中国人强调的是透过纷繁的表象，追原器物的本真。也就是说，他们更看重的是器物对于“道”的依从性，所以与其说他们是认可“道随器变”的，不如说更虔信“器为道用”。其间的长短得失一直以来争论不休，各位可以有自己的判断。下什么判断，全在于你把自己的基点放在哪里。这是我要讲的第三点。
最后说回到今天大会的主题：“一带一路”与丝绸之路。自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所著《中国》一书中为“丝绸之路”命名，这条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非欧的商贸线路——包括陆上和海上——日渐为世界所知。它的意义当然不仅限于物贸，时间隔得越久远，人们越发现它的意义是超越性的。它以长安、洛阳为起点，跨越陇山山脉与河西走廊，通过玉门关抵达新疆，然后沿帕米尔高原通过中亚、西亚和北非，最终抵达欧洲；或以东南沿海的泉州、福州和扬州等地为起点，经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入红海到东非，最后抵达欧洲，在开启西方世界一窥东方文明的“大航海时代”的同时，为中外文化乃至文明的交流做出的贡献，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我们试着在心里复现这条丝绸之路，自两汉以来，正是赖此，中国的丝绸、铜镜、茶叶、瓷器、药材、铁器以及四大发明传到了西方，给西方世界带去巨大的惊喜。同时，西方的植物、香料、珠宝、玻璃、金银器、珍禽异兽以及科学技术也随之输入中国，与之俱来的还有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它们有的在中国落地生根，丰富了中国人的生活。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的视野被拓宽了，许多顽固的惯常思维被解构了。
今天，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陆续有许多珍贵文物重见天日。它们反映了历史上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盛况，是这种交流最实在的见证。但我想，我们在此研讨、观展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笼聚和展示这些文物，我们应该是想通过从汉代的玛瑙杯、玻璃器、南北朝的造像、壁画，到隋唐的铜镜、封泥及元青花、长沙窑，更清晰地开显这些器物后面所蕴蓄的“道”。那么这个“道”是什么呢？在我看来，除了上面所讲的真久的伦理之道与深邃的哲理之道外，就是华夏文明的发扬传播之道，东西方文明与文化的交流融通之道，还有全球化时代，符合当代知识论共义的人类文明的植基创构之道。
这当中，如何在继续学习西方的同时，弘扬自己的文化，尤其是一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这是一个绝大的题目，没法在这里详细展开，但结合各位从事的事业，我想说，中国人附着于器物上的高雅的趣味、深至的情感、隽永的哲理，都是这种文化最好的体现。所以，我特别希望各位能基于体恤、保护这样一种传统的立场，爱物惜物，从事收藏，从而使收藏本身成为播扬中国文化的最好平台。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荀子所说的“端然正己，不为物倾倒”的态度。收藏是甜蜜的事业，我如果有钱有时间，也会入行从业。但不无遗憾的是，我看到有些收藏者并不快乐，他们栖栖遑遑，不说整天想着牟利生财，至少常常为收益回报这样的念头所困。这个世界就是如此，没有钱会非常悲惨，但有了钱却不一定快乐，更不要说甜蜜。譬如说，他前要对付日益猖獗的造假和赝品，后要提防只想着拿宝贝去获利的不肖儿孙，结果弄得身心俱疲。有人说，我的收藏迟早归孩子，以为“多留财货，以长子孙”本是中国人的传统，殊不知古人早说过，“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你营求太过，心心念念只想留财子孙，想没想过如果儿孙“贤而多财”，这样做会“损其志”；如果他“愚而多财”，这样做又会不会“益其过”？我有时候真觉得遗憾，对这种传统文化，懂的人似乎不多，接受的就更少。
20世纪以来，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人们深信技术革新与经济成长足以消除痛苦，带来幸福。但事实是，在世界许多地方，经济增长并没有让人的幸福感同步提升。相反，随着物质的丰富和物欲的抬升，人们普遍感到奢华的生活正在变得越来越平淡。据英国新经济基金会对世界178个国家的调查，发达国家的幸福感反而低于如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不过各位且慢高兴，据荷兰伊拉斯谟大学和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的调查，自1995年短暂上升后，中国人的幸福感也开始下滑了。此即所谓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因此，在全球范围内，人们开始越来越体认到一个事实，即经济的增长并不等同于发展，因为后者还包含生态休闲、社会福利与公平正义等一系列指标；幸福也不仅仅指物的充盈和感官的享乐，因为后者还关乎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的确认，对基于这种文化传统的生命意义的体验和评价。
收藏原本是可以对中国人幸福指数的提升有所贡献的。看看今天民间日渐兴起的收藏热，还有各大电视台鉴宝类节目的热播就可以知道，许多国人已经从这件事情中感受到了幸福，而更多的人正在将自己的幸福与它联系在一起。但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要强调收藏之道的重要性。因为只有理解了这种“道”，收藏才有可能灌注进文化，去发扬传统，既陶冶性情，又显现品位。此时，你或许所得不多，甚至两手空空，但同样可以带一颗“物物之心”，因体悟到物背后的“道”而感到充实和富足，乃至以一种“楚弓楚得”和“物经我眼即我有”的通达认知，领受到“于万物为一，无所窒碍“（《朱子语类》卷三十一）和“心泰则无不足”（周敦颐《通书·诚上第一》）的无上的快乐。因为你是把收藏看作体察天地间至要妙道和人世间心性存养之道的最好媒介，所以能将这种快乐的精神发扬周彻，既轻物重道，又扬公去私，不求一己之独乐，而能与天下人共乐，并真的做到“乡无君子，则与云山为友；里无君子，则与松竹为友；座无君子，则与琴酒为友”。（元结《丐论》）要之，大自然的一切都可以给君子带来快乐。所以，我希望收藏能成为大力弘扬和有效输出这种中国智慧与中国趣味的朝阳产业，成为润物无声地培养熏染中国气派与君子人格的崇高事业。
一直生活工作在北京的德国学者裴德思（Pattberg Thorsten）说，目前中国最大的挑战不仅在于以自由、经济和人力资源等东西与西方竞争，也在于能否用中国人的方式重新参与到世界历史当中。我想，各行各业都可以有自己用来张大“中国人的方式”的办法，如果我们认真去做的话，这种承传与创新交至的“中国人的方式”，一定能够推动我们的文化介入到全球化时代世界历史的创造过程中。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称华。在华夏文明的开拓成长期，通过丝绸之路，中西文明有过非常频密的交流，它们既凝聚为活态的文化，也留下许多物化的遗产。如何经由“一带一路”这条“新丝路”输出与传播我华夏文化，应该成为收藏界拓展与提升自己的努力方向。而要觑准这一方向不放松，不使物性汩没天性和德性，进而还能培养出往来天地间的气性与诗性，认真汲取传统中国人所倡导的“藏礼”与“比德”很是重要。
（作者汪涌豪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管理委员会成员）
文章来源：《文汇学人》2016年12月23日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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