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必要先谈谈16世纪以来葡萄牙人头脑中对中国的理解和印象。自15世纪后半叶起，在发现新世界冲动的感召下，葡萄牙人开始了漫长的航海旅行。在讨论葡萄牙对中国学研究的贡献时，我们不能忽略“东方”和“印度”这两个关键词。因为它们将亚洲描绘成沟通大西洋和印度洋边界以外的广袤的地理大陆，而有时它们又可以用来指一个具体的国家或地区，比如中国、印度、日本、马六甲、锡兰，或者有葡萄牙商人或天主教传教士进驻过的任何其他地区。 更多的是关于亚洲地区的整体概观 由于葡萄牙人在亚洲散落的足迹从印度一路延伸至日本，影响波及范围甚广，因而其对亚洲的描述和历史记录更多是关于亚洲地区的整体概观，而非对单个亚洲国家情况的条分缕析，加之文献资料也因作者的兴趣偏好不同而各有侧重。其中比较典型的有皮莱资（Tomé Pires）所著的《东方简志》（Summa Oriental, 1515）。皮莱资是一位葡萄牙药剂师，他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搜集了许多关于植物和药草的信息，以及商贸港口方面的重要信息，尤其是对计划探访东方世界的葡萄牙人所感兴趣的商品交换，均做了准确的记录。 作为首位游历亚洲的葡萄牙人之一，皮莱资留下的丰富历史文献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中国的重要信息。此外，我们不得不提到的著述还有《巴尔博萨书》、《印度传奇》、《发现与征服印度史》、《亚洲旬年史》、《中华风物志》、《寻找契丹》和来华葡籍耶稣会士曾德昭的《大中国志》。这些著作中有对每个具体省份的细致描写，也有涉及中国当地风土人情、教化法令、徭役与治理、宗教信仰、商贸交通的描述。当然我们还不能忘记那些寄往里斯本，而后又被抄送往欧洲各大宫廷的信件。这些信不仅包含葡属印度在贸易、收益及与当地掌权者共同实施的政治和军事行动方面的机密文件，还包括散布于整个亚洲的天主教传教士的所有信件往来。 这些文献资料中不乏关于中国重要信息的精确记载，内容涉及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尽管大体上它们都是从历史视角出发记录葡萄牙人在亚洲所创造的功绩，却也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中国历史、传统及民俗的大量信息。这些记述除包含有对主要贸易港口、房屋庙宇、建筑服饰的细致描写外，还对中国传统的国画和书法艺术做了详细记载。实际上有些作者的记叙并不仅仅停留在纯粹的客观描述上，而是在著述中融入了其自身对中国艺术、哲学、宗教、科学及常识的批判性思考。 近来有学者对葡方历史文献研究开展了批判性调查，结果发现当下公认为汉学先驱的学者中，大多数都得到过葡萄牙历史学家、制图家、路行者、商人和传教士的极大支持。因此，对于葡萄牙中国学研究的过去，我想现代汉学家必须铭记笛卡尔的这句名言：“如果我看得更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致力于向西方世界宣传中国的正面形象 19世纪末20世纪初葡萄牙人侵占澳门后，揭开了葡萄牙近代汉学研究的帷幕。18世纪期间浪漫主义带来的影响，促使西方对东方的态度在新帝国主义时期发生了改变，西方世界逐渐开始以全新的视角看待东方文明。 在这一时期居住在澳门的部分葡萄牙人成为名声显赫的文化使者，他们致力于向西方世界宣传中国的正面形象。与此同时，中国也进入了欧洲普通民众的视野，旅居澳门且颇具影响力的葡萄牙人开始有意识加强自身对中华文明的了解，关注中国文学、诗歌、哲学、艺术和人类学研究。专业记者出身的安东尼奥·费利西亚诺·马奎斯·佩雷拉（1839-1881）出版了多部有关澳门历史和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的著作，还负责整理了19世纪末保存于澳门的东亚历史档案。庇山耶（1867-1926）是一位葡萄牙诗人，与澳门葡澳社区中许多其他颇具影响力的名人如洛伦索·佩拉雷·马奎斯医生（1852–？）一起，不仅对中国文学、诗歌和艺术发表解读评论，还收藏中国艺术品及物质文化遗产。文第士（1867-1931）是20世纪上半叶澳门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他是澳门高校的教授和院长，毕生潜心于道教与中国艺术的研究，收集有大量中国瓷器。此后，葡萄牙耶稣会士戈振东（1908-1993）神父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翻译了儒学经典《论语》，还创建了方便葡汉双语转换的一套复杂的罗马拼音系统。与戈振东相仿，高美士（1907-1976）也因其在广东文化和粤语方面的极深造诣被人称道。此外，高美士还是澳门档案馆馆长，凭借档案馆中的资料进行了大量有关澳门地区历史和中国历史的研究。而在整个20世纪，文德泉（1912-2003）或许是澳门最有名的历史学家和天主教神父，他开展了大量中国学研究，特别是关于澳门历史及澳门天主教教堂历史的研究。文德泉还创立了《澳门教区报》，后成为国际知名出版物，登载了包括博克塞（Charles R. Boxer）在内诸多著名学者的文章。 在过去数十年中，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后，葡政府开始致力于推动葡萄牙海外历史的研究，并于1983年创立了葡萄牙海外发现纪念委员会（CNCDP），由国内多所大学顶尖学者领导。该委员会组织了数次展览，创立学术出版物，并策划了多场会议和工作坊，将视点聚焦于葡萄牙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其中不少研究都涉及葡中双方在文化艺术领域的交流。 1988年成立的东方基金会致力于促进葡萄牙和澳门地区间的文化、教育、艺术、科技及慈善活动。在其开展的大量文化交流活动中，基金会在吸纳国际市场咨询项目方面采取系统性、连续性政策，积极搜寻可能有兴趣将私人藏品捐献给博物馆的藏家，并计划在里斯本修建东方博物馆，且于2008年5月13日举行了启动仪式。 随着对葡萄牙亚洲扩展史研究兴趣的逐渐升温，1999年澳门回归中国后出现了多家机构，积极构建葡中两国间的文化桥梁。在里斯本创设了的澳门办事处，通过鼓励考古研究、保护圣保禄教堂遗址、修建澳门博物馆和创立澳门科技文化中心（CCCM），促进葡萄牙与中国以及中国澳门地区间友好关系的发展。除博物馆外，CCCM还积极开展中国学研究及澳门学研究方面的学术科研活动，组织会议、工作坊，创立学术出版物，刊载了钟鸣旦（Nicholas Standaert）、普塔克（Roderick Ptak）、吴志良、高华士（Noel Golvers）等多位著名汉学家的研究成果。自其创立之日起，位于里斯本的澳门办事处（后更名为“中国澳门经济与商业协会” ）始终坚持在葡萄牙大力推行澳门地区及中国大陆文化。 除这些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外，还有不少学术团体通过在高校开设院系及组织研究团队，或通过创设学术协会的方式，积极开展中国学研究。这其中包括葡萄牙汉学研究所（Instituto Português de Sinologia）和“中国瞭望台”（Observatório da China）。葡萄牙汉学研究所每年在葡萄牙不同城市举办名为“汉学国际论坛”的学术年会。此外，为了给关注中国学研究不同领域内的学者构建一个交流平台，研究所还创立了名为《中国学研究》的同行评审学术期刊。“中国瞭望台”是一个小型学术组织，以研讨会形式就16世纪以来葡中两国间的交流为主题展开讨论，对经济政治问题给予特别关注。 近年来，针对亚洲研究，特别是中国学研究的兴起，葡萄牙多所高校纷纷开设了相关研究领域的本科及研究生项目，产生了大量硕、博士论文形式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人文类学科，如历史、艺术史、社会学及人类学，也不乏经济、政治领域的研究。 丰富资源支持不同领域的研究 葡萄牙国内对亚洲研究，特别是中国学研究产生的极大兴趣，主要得益于两国间联系的历史渊源。正因有这种历史联系的存在，葡萄牙才拥有了丰富资源，可以支持不同领域内所开展的中国学研究。葡萄牙档案馆内藏有海量资料，这其中包括之前提到的历史记录、横渡亚洲寄回的传教士的信件往来、葡萄牙商人的贸易报告、有关中国传统的历史记载报告，而这些也仅仅是档案馆内收藏的书面资料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这些资料成为研究中国文明的重要资源。葡萄牙国家图书馆、东方博物馆文献中心、澳门科技文化中心下设文献中心、阿儒达图书馆（Ajuda Library）、海外历史档案馆、国立东波塔档案馆（Torre do Tombo National Archives）、科学院图书馆及地理学会图书馆等都珍藏重要文献资源。 除档案馆内所藏的书面资料外，许多博物馆还收有展现中国艺术和物质文化遗产的宝贵藏品，为中华文明的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大多数展品为葡萄牙在亚洲留下的历史足迹提供了物质证据，再现了东西方之间的商品交换、思想碰撞、信仰交流及知识融通。而一些博物馆，如东方博物馆、国立古代艺术博物馆、梅戴洛家族博物馆、贡萨维家族博物馆及澳门科技文化中心博物馆，则藏有大量令人称奇的中国艺术品，其中包括自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瓷器、陶器、漆器、纺织品及与民俗文化相关的各种藏品。 在过去五年里，葡萄牙通过相关研究机构或国际学者组织举办国际会议，为致力于中国学研究的各国学者构建了一个展示最新研究成果的平台。 仅2013年一年就在各大高校和博物馆共举办国际研讨会十余场，针对不同领域内的中国学研究展开讨论。同年4月有来自十五个国家的四十余位学者参加了由里斯本大学美术系承办的一场研讨会，讨论跨文化对话中中国艺术身份构建的历时演进问题。2014年7月将在葡萄牙举办中国学研究欧洲协会每两年一次的研讨会。这些国际会议都为各国学者创造了绝好机会，让大家能够接触到葡萄牙图书馆和博物馆内重要研究资料，还可以与葡方学者展开合作研究。 如今的葡萄牙大学正努力将自身打造成世界一流的中国学研究力量汇集中心，积极利用其拥有的宝贵研究资源进行创新性、批判性研究。葡萄牙许多高校的学者，负责指导不同领域内中国学研究的硕博士论文，同时还与海外高校创设交流项目。这些项目目前还仅局限于本科生交流，今后必将扩展至研究生项目，并会重点支持葡萄牙、欧洲和中国高校间联合研究项目的开展。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在复旦大学创设的访问学者项目，对致力于深入开展中国学研究的学者而言无疑创造了有利条件。（复旦大学 陈宁阳译 董少新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