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市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印度裔学者沈丹森眉头紧蹙。这个始终困扰他的问题是，中国和印度何时才能建立彼此间的信任，迎来“中印大同”（Chindia）。作为历史学家，他对中印自古以来的密切交往和共同铸造的辉煌文明再熟悉不过，而这一切如今只能掩藏在历史文献中、成为当代的“海市蜃楼”，令他心有不甘。今年夏天，他作为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来到上海。而这也成为复旦的一次机会，来推动中印关系的前进。
昨天，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工作坊第九期“中印关系研究的视野与前景”在学者们热切的交谈与憧憬中结束了。印度裔历史学家杜赞奇遗憾地因伤缺席，沈丹森固然是其中的主角，而包括复旦大学宗教系主任李天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主任陈明、台湾佛光大学教授周伯戡等人在内的一众专家学者，亦从中印交流的考古证据、声音语言、文本、天文、宗教、政治和近现代交流等各个方面切入，令这次会议颇具分量。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不仅仅是一次纯粹的学术会议，更带有几分文化交流的色彩。学者们殷切地期盼着两个文明古国重拾当日辉煌。
漂移与想象
中国和印度最早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甚至更早，大多是考古证据。而最早的文献记载则是《史记》中提到的张骞出使西域。从公元1世纪到9世纪，佛教始终是中印交流的主要方式。在这个阶段，不仅佛教哲学从印度传到中国，佛教也以更加生动的方式进入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从街头讲述因果报应佛教本生故事的说书人，到敦煌的壁画、连云港的佛雕，再到天文学、医学各个方面，佛教文化的传播令中国对印度产生了美好的想象。
四川大学佛教与社会研究所教授段玉明在会上重提“西方”的概念。他指出，“西方”作为一个特别的概念，被赋予了高于中国文化的想象，是中国文化追慕的源头。早期是东海仙山与昆仑想象，而佛教的传入接续了中国人关于“西方”的文化想象，使西方从一个虚幻不实的概念变成了以印度为中心的佛化区域。“天竺被称为西天、印度洋被称为西洋，祖师西来、西天取经都承载了更丰富的意义。”历来以中心自居的天朝上国把中心地位让给天竺，甘愿居于佛教宇宙观为其安排的东胜神州。然而八九世纪开始，伴随印度佛教的衰落，中国佛教开始自成体系，中国对印度文化的追慕逐渐减弱，印度佛教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已不再对中国具有实质意义，中国人关于“西方”的文化追慕，从此移向了更远的“泰西”（欧美）。
英国卡地夫大学教授寜梵夫和台湾佛光大学教授周伯戡都指出，中国经历了从佛教的“边地”成为佛教的“中心”的过程。这一宗教现象最早被沈丹森所提出，他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菩萨在唐朝的在地化，“当五台山被供奉为文殊菩萨住的地方，连印度僧人也要到中国来朝拜，这一转变真正完成了。”而周伯戡认为，这一过程甚至更早，在北魏文成帝时昙曜重建佛教时已经完成。不管怎样，佛教的衰落令印度不再成为圣地，而是中国人心中的异域。
8世纪到15世纪，商业和贸易成为中印交往的主要方式。“13世纪以前，大多都是海外商人到中国做贸易，而13世纪以后，中国也有去海外的了。但中国人只是把印度当做做生意的地方，对印度的了解也不如从前多了。”沈丹森说。至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后，明代实施海禁，连中国与印度的海上贸易也中断了。
然而，交流的减少未必可以证明中土人对印度的淡忘，相反，明代文人的记录里仍有许多印度元素。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博士后王启元在会上提出“明代文学想象中的印度”，那是一个“遥远未知的异域”，印度的实际印象逐渐淡出中土视野，取而代之的是中华文人对之再创造。《西游记》固然是其中佼佼者，而对印度佛教造像的改造更为直观，“开口大笑的弥勒佛、婷婷淑女的观音菩萨尊容是近世中土想象的杰作。”王启元说。
扭曲与断裂
李天纲教授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题目是“‘华梵融通义自圆’：近代唯识论与中印文化关系重建”。“华梵融通义自圆”是中国近代著名佛学家杨文会所提出的学术理想，他认为中国人的佛学一定要和印度宗教对话，重建联系。然而，这个学术理想一路上始终磕磕绊绊。
李天纲指出，在杨文会、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下，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印度文化保持了长期兴趣，然而他们对印度文化始终未能深入研究，将印度文化简化为佛教，进而简化为“唯识论”。“这个流传下来的印度观是，印度是宗教的国度，婆罗门教导致了印度社会的分裂，而佛教是印度宗教之精华。比较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国是有物质文明而无宗教信仰，印度文化有宗教信仰而无物质文明，西方文化则是两者皆有之。”李天纲说，“如此偏颇的印度观，至今还在左右中国人。”
然而，即使是对印度文化狭隘理解的情况下，今天与印度宗教的对话仍然比不上当初了。在19世纪维新气氛中兴起的“佛学复兴”，一直有着与日本、印度、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佛教交往强烈的兴趣。20世纪初，章太炎在上海推动“世界佛教运动”，此后到1930年代，一大批僧人从上海出发，南下前往印度取经。然而这个传统在今天也丢失了，李天纲说，“今天的佛教界和印度宗教的对话基本中断了，越来越少有僧人能够掌握梵文、巴利文。”
沈丹森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了中印文化交流的扭曲与断裂。他认为，鸦片战争以后，英国通过殖民地印度向中国输出，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印的交流受制于西方国家，“中国人对印度的印象是鸦片、茶叶，大量印度裔巡捕在上海被称为红头阿三。康有为在印度待了6个月以后，总结印度已经是‘亡国’，这也是当时很多人对印度的印象。”沈丹森说。
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泛亚洲主义”，将中国、印度和日本文明视为共同体，作为对抗西方殖民地文化的一种手段。尽管这更多是出于政治考虑，但在梁启超、章太炎、泰戈尔等人的真诚呼吁下，“泛亚洲主义”为中印日的文化交流带来更多可能。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印关系一度更加紧密，一方面中印共同对抗日本，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也需要英国来帮忙，这种合作关系一直保持到新中国成立后。沈丹森告诉记者，“这期间国民政府经常派人去印度学习交流，被甘地夫人称为“伟大学者”的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的谭云山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中印文化交流使者。”
然而，中印文化交流的真正断裂很大一部分是当代政治原因。由于在边界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1962年中印之间的一场战争令双方都心灰意冷。“尽管战争只有两个礼拜，但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沈丹森说。此后甘地访华，在邓小平的决策下双方贸易往来大大增进，然而两国文化交流却与曾经的传统发生断裂，再也不能彼此信任。
沈丹森说，“我和杜赞奇都认为，中印问题最重要的是信任问题。”在他近日与杜赞奇合写的一篇文章《中、印建立信任的文化之路》中，他们指出，中印双方的不信任增强了彼此的负面形象，“印度人两千年来对中国关注不足的旧趋势看起来还在延续”，而“中国学生有条件学习印度不同地区的方言，但相关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课程却是缺失的”。如何改变？沈丹森说，或许这次会议便是一个契机，“让更多中国人了解印度，印度人了解中国，这样的会议就是在学界先互相了解，推动中印交流来往，只有这样的了解才能重新建立信任和中印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