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雷家琼 通讯员 徐佳贵）7月6—7日，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第5期访问学者工作坊，以教科书为中心，探讨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与文化政治。
教科书与近代中国
复旦大学教授邹振环分析了晚清留日学生的英语教育与日本英语教科书在华译刊情况，指出近代中国对西方语言的学习，亦曾同样通过“东洋”管道，日本人所编英语教科书对在日中国留学生乃至后来中国国内的英语学习，都有一定影响。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韩子奇探讨了晚清地理教科书的全球图像问题，着重分析了晚清地理教科书的文字与图像表达。台湾大学的韩承桦梳理了1902—1935年社会学作为一类知识与一门学科在中国的引介与传播过程，尤其是其中所谓“心理倾向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脉络，认为心理倾向社会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有一段“由面至点”的过程。台湾“中原大学”助理教授皮国立考察了民国时期的中国医学史教科书与医史教育，提出民国时期中医史教科书的编纂一方面受当时中医学界的重视，一方面又普遍存在抄袭、知识内容低水平重复等问题。
新名词、新概念的传播
学者还以教科书为主体或重要史料，爬梳某些语词、概念、学说或历史叙述模式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情况。复旦大学教授章清论述了晚清以降“新名词”的浮现对“中国历史”的重塑，指出近代中国所谓“新名词”，并非仅仅包含新的知识内容，它们也深刻影响到教科书的书写框架，乃至使之越发趋于“政治化”与“意识形态化”。安徽财经大学副教授刘超聚焦于民国历史教科书中“清朝史”的表述问题，认为民国教科书表述清朝历史，前后尚有基于“共和”立场与汉族立场之别，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需关注中国内部因素。南京大学特聘教授孙江主要依托教科书等文本的内容，分析了“人分五种说”在日、中等国流传与变异的情况，重点回应和修正了冯客（Frank Dikotter）的相关研究。复旦大学的章可博士、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生陈建守则分别考察了“现代”、“启蒙运动”两词的引介、传播与“本土化”的使用情况。
近代知识转型的物质化与制度化形态
其他学者则更关注“观念的社会史”的思路，探讨近代知识转型的物质化与制度化形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林郁沁（Eugenia Lean），以民国“媒体人”陈蝶仙所编的《家庭常识汇编》为主体材料，揭示出实验与鉴定“指南”之类的书刊编纂在当时工商业与物质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美国巴德学院（Bard College）副教授高哲一(Robert J. Culp)以王云五的出版理念与活动为中心，分析民国知识分子与商业出版合作、并由此将新知推介给“一般读书界”的情况。复旦大学副教授张仲民考虑了清末的“广告”论述及实践，认为近代上海报刊上的广告“论述”与“实践”之间差距甚为明显，研究者必须对此有足够的警觉。复旦大学讲师孙青考察了清末科举改制时期的新学课艺，以两个地方在1901年科举改制后的课艺为个案，分析科举在将废未废之际地方教育中新旧杂陈、中西互渗的复杂情形。复旦大学的徐佳贵以晚清浙江瑞安县一名普通地方士子的日记为主体材料，发现与废科兴学相伴随的“四民社会解体”在地方上尚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远较过去研究者所认为的复杂。
最后的综合讨论中，学者一致认为，近代中国新知识观念的产生是一个牵涉面甚广的问题，不仅要关注词汇、概念与知识思想结构的次第影响，还要考察经济、社会、文化资本在其间的作用，并关注相关信息的流通扩散，以及知识“权威”的形成过程、“权力”的运作机制等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