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今日的现状显然跟它的文化是有关系的，就是文化有双重性，中国的现状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文化缺乏某些创新能力。这是在其他文献里面看不到的，这些话至今读起来都非常有警醒作用。
王维江，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并获学士和硕士学位，后入汉堡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近代史室主任，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思想文化史研究室教授。
东方早报：中德莱布尼茨论坛是个什么样的论坛，图片展在此间展出有什么意义？
王维江：中德莱布尼茨论坛是由复旦大学和汉堡大学合作举办，论坛计划每两年举办一轮，每轮在上海和汉堡各举办一次。第一届莱布尼茨论坛将于4月12日、13日在复旦大学举办，本届论坛主题为“德国在中国：思想与技术”，主要回溯自明末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以后，德国思想和技术在中国的输入和影响；从历史和现实诸层面探讨德中相遇与交流，并总结当代中德的合作往来。
学术界历来把美国作为学习榜样。去年3月份，复旦大学成立了国际中华文明研究中心，中心成立后的第一项举措就是与欧洲学术界人文学科开展合作，促进人文学科的研究。为什么选择德国为合作伙伴？明末清初，近代以来中西方的第一次相遇，德国人起了很大的作用。
近代以来，德国的德语文献在历史学界很少利用，1949年以后，我们一边倒学俄语，改革开放以后又一边倒学英语，所以掌握小语种的人比较少。我凑巧去德国留学，做的题目实际上跟这些没有关系，但是看到一些书籍和图片感到非常新奇，所以一直在收集。1840年到1911年，西方各国纷至沓来，这段历史，这些国家本国形成的文献，我们基本上都没有利用。回来以后，我就选择了这样一个课题，就是希望能够尽可能多地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逐渐地恢复这一段历史。这里的图片是比较形象的，照相机是1839年一对法国人兄弟发明的。德国人和中国人发生关系是在1861年，照相机已经有了，他们来中国拍了很多照片，从照片的角度来了解中国，是此次图片展的主要目的。
东方早报：你所获得的德国的资料，是否能够填补中国近代史的一些空白？
王维江：外国人那时候怎么看待中国，实际上在这批文献里都有反映。我们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德语文献，对中国人、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的文化是有一种非常崇敬、敬重的心态。讲中国人勤劳、中国人聪明，比如德国人看到中国人的小店里面卖的一些雕刻，如木雕，让德国人觉得匪夷所思，中国的工匠能够把活做到那种程度。对于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中国人在店里面忙忙碌碌，从早忙到晚，好像就没有停歇的，但是脸上一直是很阳光的。同一时期，欧洲的工人们简直就觉得自己生活在地狱中，整天耷拉着脸，这对历史学研究者而言是非常震撼的，我们过去一般认为西方人鄙视中国人。
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一些丑陋的东西也是毫不留情地批判。比如说抽鸦片，但批判不是居高临下的，而包含着一种深深的同情。史料中说：“你看这些人，拉洋车的这些苦力，一天辛辛苦苦挣那么一点钱，到休息的时候就去把钱拿去赌博赌掉了，一般人是抽不起鸦片烟的，在黑暗的鸦片馆里面抽鸦片，把自己勤劳获得的财富败掉了。”对于中国女人的小脚，德国人也是批判的，觉得这是对人的一种很大的摧残。当时欧洲同一时期已经开展过启蒙运动，已经在讲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权利，因此对这种丑陋的一面当然是持批判态度。再比如，对犯人套着木枷甚至砍头，把人头挂在城门上，德国人都认为是很野蛮的。德国人对中国官员批评得更多一些，认为官员观念落后，出尔反尔。根据这些史料，中国的研究者可以更加细致地梳理中外关系。
东方早报：德语文献中记录的中国，和英语、法语记录的中国是否有不同？
王维江：英语版、法语版、日语版和德语版等各种版本的记录，总体区别不是很大，但是从细微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出德国人的独特思维方式。德国在占据胶州湾之前，跟中国没有很直接的武装冲突，所以德国人的描述更理性，对中华民族、中国文化有一些理性的思考。德国人看到中国工艺品的精致，老百姓勤劳的精神，德国人说过，这个民族非常了不起，这么大的一个帝国，它能够实行有效的统治，跟中国人的民族性质是有关系的。
中国今日的现状显然跟它的文化是有关系的，就是文化有双重性，中国的现状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文化缺乏某些创新能力。这是在其他文献里面看不到的，这些话至今读起来都非常有警醒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