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是最早接触中国的几个西方国家之一，可以说，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与中国的交往主要始于葡萄牙人，无论是法国的汉学，抑或是二战之后的美国汉学，受葡萄牙汉学的影响很大。葡萄牙汉学可以说是西欧汉学的先驱。然而，由于资料、语言等方面的障碍，葡萄牙的汉学研究却长期不为中国学界所知。2014年3月13日下午，中心访问学者，葡萄牙里斯本大学美术学院艺术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罗汇（Rui Oliveira Lopes）在文史研究院小型学术工作坊上作学术报告——葡萄牙中国学研究的过去与现在，该报告向听众揭示了葡萄牙汉学的重要性。
葡萄牙的汉学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16世纪，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一批与中国相关的文献也纷纷进入了欧洲。罗汇研究员介绍了16世纪至21世纪每个阶段的主要汉学文献资料及重要的学者，并指出，虽然这些资料相对粗糙，但为当时的欧洲了解中国及汉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窗口，如皮莱资的《东方简志》、克路士的《中国记事》等，成为16世纪 欧洲了解中国的重要文献。17世纪鄂本笃的《寻找契丹》、安德拉德写自西藏的书信及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在欧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世纪以来，虽然欧洲对东方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新的变化，由葡萄牙人管理的澳门仍继续扮演着中欧文化交流的桥梁角色，以致现在有专门的澳门学出现。如今的葡萄牙，有许多学者都在从事与中国相关的研究。罗汇建议，中葡学者可以在一些具体的项目上开展合作，如大三巴牌坊、天主教文献研究等等。
讲座间隙，主持讲座的董少新研究员还解释了困扰罗汇许久的一个问题，即葡萄牙如此热衷于航海扩张，在扩张过程中搜集了大量有关中国的研究资料，这些资料除纸本文献以外，还有诸如陶瓷、青铜器等古物件，然而葡萄牙的汉学研究却始终未能与西欧的主流汉学界相媲美。董少新认为，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葡萄牙的汉学家鲜有能直接利用汉文资料进行研究的学者，二则是葡萄牙汉学的研究框架主要沿袭传统的双边关系史，并不是站在中国的角度进行纯中国学的研究。葡萄牙汉学研究的发展，有赖于研究范式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