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13日下午，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讲谈会“戏文入藏：书籍史视野下的佛教戏曲新探”顺利举行。主讲人为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海外访问学者、美国南加州大学助理教授王萌筱博士，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陈引驰教授主持，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白若思研究员、中文系李猛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王贺副教授、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王启元副研究员以及上海纽约大学全球中国研究助理教授赵梦蝶老师等人，作为与谈人进一步回应了讲座中的相关内容，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纪赟副教授等也参与了讨论。王萌筱选取了清初戏曲作品《归元镜》这一个案，探讨戏曲文本与佛教文献在内容、形制、刊刻与流传方面的因缘际会，试图对书籍史研究的学术视野进行问题与方法上的多元思考与旁径补证。
与会学者合照
王萌筱老师首先回顾了海内外关于佛教与戏曲关系的先行研究。常见的研究切入点包括佛教题材的戏曲故事，宗教仪式与戏曲形态的关联，佛道寺庙作为戏曲的表演空间以及佛门弟子对戏曲的论述等等。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王老师希望引入书籍史与阅读史的研究方法，重点探讨佛教戏曲《归元镜》独特的书籍分类、传播以及读者的接受和阅读方式。
王萌筱博士
《归元镜》作为迄今发现唯一一部由僧人单独撰写，并在后世收录《大藏经补编》的传奇戏曲，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明末清初，以戏曲比拟释道经典的风气盛行，所谓“以戏为佛事”、“《西厢》可以入藏”的历史土壤，促成了这部全名为《异方便净土传灯归元镜三祖实录》作品的诞生。它以净宗三祖庐山慧远、永明延寿和云栖袾宏的修行故事为核心，展现其生平传法事迹以及最终往生净土的经历，在内容上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其形式上虽采用传奇戏曲的文体，却又声称“切莫认为戏”，后世更是被诸多目录收入“子部·释家类”，体现了佛教文本的特点。
王老师认为，《归元镜》自诞生之初即对神圣与世俗的畛域之分提出挑战。作者智达是清初杭州报国寺僧人，他对戏曲文体持有相当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智达曾多次强调《归元镜》并非世俗戏曲，而是“真经真咒，真法真理，真祖实事”。与此同时，他在《戏剧供通》等副文本中，又将戏曲的各表演环节与佛教教义有机结合，将演员的扮演行为喻为开悟者的修行状态。这一观点实为对晚明清初高僧戏剧论述的一种综合表达，百痴行元、雪浪洪恩、云栖袾宏等大师都有过类似的阐释。
通过对几则副文本的细读，王老师进一步指出，智达不仅通过规约、发愿文等模拟佛教文献的形式，还强调了《归元镜》在阅读效果方面所具有的宗教功效。附文《问答因缘》中称，阅读《归元镜》可达到四种层层递进的净土宗修行境界，而“一脚踢开三祖灯光，一槌击碎归元镜影”的读者，方能达到最高超的境界。对至高阅读境界的标榜，对应了禅宗关于“唯心净土”的论述。在智达笔下，要求读者击碎文本与提醒修行者超越我执的实践合而为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的禅宗公案，转换对为阅读过程和阅读效果的描述。
在对史料的记录与分析中，王老师发现，历史上《归元镜》的阅读与使用情况，也具有类似于神圣文本的性质。其刊刻流传之处多为寺庙，其存版与流通过程还具有类经书特征，如择时在吉日刊刻，附捐资刻印功德名录，代为家人先祖祈福功用，以及部分存本增刻佛说法图、龙牌、韦驮像等佛经常用图像等等。在受众群体的阅读评点中，可见高僧对《归元镜》启悟众生之功的认可，居士群体孜孜传抄并强调此书对精神修行的作用，以及昆曲界的行家里手鼓励谱曲以发扬佛法。《归元镜》的圣书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数百年来诸多信众不断刊刻、阅读、传抄等活动的积累。或许受到《归元镜》的启发，其后如弹词《九品莲台》等作品也对文体自我指涉的方法进行追仿，甚至直接将自身比附为“大乘经典”。
王萌筱老师认为，《归元镜》的书籍史个案，启发了戏文“入藏”的一条观察门径：剧作者利用副文本重新界定文体和文本形制，刊刻人与捐资者将戏曲包装成类似经书等可供祈福之书籍，而阅读、传抄和谱曲等中介也同时将其视为特殊的佛教修行方式，逐渐形成新的仪式行为。这一研究案例能够促使学者进一步思考佛教的书籍崇拜传统，重新检视神圣文本的边界，并补充明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主流方法。
讨论环节中，陈引驰老师首先关注到，作者在副文本中的反复申说仅作为文本自我指涉的一端，而一般读者大众和观演群众是否仍用观看戏剧的眼光予以观照，将成为文本指涉的另一重要考量。对此，王萌筱博士补充介绍了相关材料，表明《归元镜》在被当作神圣的案头文本之外，同样存在丰富的戏曲演出史，从清初及民国均存在抄本记录和观剧诗评，佐证其演出活动环节。
白若思研究员则提及，佛教戏文经典可以追溯到印度大乘佛教时代，而晚明以降，曲艺文化尤为发达。佛教题材戏曲虽然种类丰富，但是大多娱乐性很强，难以“入藏”。同时，佛教题材的小说研究成果丰硕，而宝卷讲唱亦长期被视为佛教文学，同样承载了禅宗的思想内容及传教功能，但始终被定位为与佛教经典存在很大区别的文体。《归元镜》在此种历史语境之中的特殊性，亟待由对比而突显，进行不同文本形制的讨论，将有利于对作品本身，书籍分类方法，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教和世俗娱乐文化产品之间的关系产生更全面的思考。
李猛副教授对研究的后续进展也提出了进一步期望，认为定义作品“入藏”与否尚需更严密的描述，例如是否以《大藏经》的著录为“入藏”标准。此外，与佛家其他“入藏”文本记载的关联、《归元镜》听众中的信众比例和演出日期、增补佛经图像的拼接和产生时期等详细信息颇值得关注。在文本流通层面上，如能讨论僧院弟子的誊录是否对作品产生编次、角色的改动，以及可能存在增补作注行为，也将丰富对《归元镜》宗教文本化过程的阐述。
王贺副教授表示，王萌筱博士选取的“圣书化”案例分析，《归元镜》的流传个案，可能对古代以至近现代以来的书籍史、阅读史方法产生启示。圣书化不同于神圣化和经典化的过程，其关键转捩点何在，书籍的阅读场景即物质化、空间化过程如何发生，同样值得进一步的追溯与刻画。
王启元副研究员注意到，《归元镜》的书籍历史上存在诸多耐人寻味的物质和文化空间。例如，僧人智达所处的报国寺地址经历了神圣空间的功能转移，杭州作为《归元镜》创作、刊刻、阅读与表演的发生地点，具有对文学和宗教关系的独特孕育可能；发愿文等佛教回向文本对佛经和佛教主题戏曲都存在内容与形式补充的作用，汤显祖、晚明四高僧等僧俗互动与《归元镜》“入藏”同样成为文学与宗教创作线索下不容忽视的思想文化现象。
赵梦蝶老师认为，《归元镜》流传过程中，文本实践是否体现在刊刻方式上，寺院对信众采取何种文本传递手段，文本内容是否有针对不同读者群体的线索，演出和保存场所是否具有特殊性，种种问题都关涉到佛教信徒如何控制作品的文本内容，使之不至于继续世俗化，将是一个具有深入探讨空间的切入点。
纪赟副教授补充道，一般佛教文献学对“入藏”之定义有一定的时空限制，须民国以前之文献方得纳入藏经范畴，民国之后则不在此列，因其文本性质发生由崇拜性向学术性的转变。同时，佛教的发展特色即在于必然吸收并运用各种新颖文体以进行宣教活动，捐资印刻行为在其他经学主题的俗文学中也属常见。《归元镜》文本虽渐具神圣性，与真正的神圣文本相较或仍存一定差距，后续研究还需在文本的自我指涉与学理的入藏体系间寻求平衡。
与会学者
讲座尾声，王萌筱博士对与谈老师的意见反馈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并简要回应了关于“入藏”用语的问题。她表示，报告旨在展示作者、刊刻者、读者、传抄者、谱曲者等如何将传奇戏曲比附为神圣文本的多方努力，以及揭示文本内部的矛盾张力（如禅与净土、戏与非戏等），而并非试图论证《归元镜》已经获得藏经地位，以后会更严谨地进行界定。报告希望于传统的佛教文献研究路数之外，重视民间文艺与草根实践，将信众围绕《归元镜》这一独特文本的一系列活动纳入讨论，并希望通过这一跨学科研究个案，丰富常见的学术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