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出版与近代中国的知识地理学：香港和上海双城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办。自晚清以降，香港与上海就成为中国的出版和文化中心，以此为背景，来自海内外的二十五位知名学者，从知识生产、文化交流、人员流动和商业文化等角度，对上海和香港两个城市的历史进行了深度探讨与研究。本次会议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协办。11月30日上午9时，研讨会在复旦大学智库楼209会议室开幕。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陈引驰教授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邹振环教授分别致辞。陈引驰教授表示，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一直致力于为高水平、高质量的研讨活动与学术会议提供支持，陈教授对与会学者的到来表示由衷的欢迎和感谢。邹振环教授在致辞中介绍了本次会议的缘起，以及前一年在香港大学会议的情况。邹教授希望能通过沪港高校的学术交流活动，吸引更多的海内外学者关注近代沪港两地知识生产的历史。
本次研讨会共分为七个场次。第一场陈拓、苏精、徐多毅三位老师的文章均聚焦沪港两地印刷机构的西书出版活动。陈拓老师首先从1843年开埠前上海的西书出版谈起，利用访到的13种敬一堂刻本、10种共乐堂刻本，分析其书籍刊刻与传抄活动的历史与特色，通过发掘上海西书出版的前史，追寻明清时期西方知识与信仰在上海的内在脉络。苏精老师的论文则从成立、管理、技术、产品及传播等角度，详细比较了上海墨海书馆与英华书院的异同与特点，苏老师认为，两者在印刷出版协助传教外，都衍生出新的功能，墨海以其西学书成为在华传播新知识的重要据点，英华则以其活字奠定新式中文印刷出版的工具基础。徐多毅老师的文章聚焦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主题，文章指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西书翻译活动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使中国的科学发展在方法论上开始合上世界的脉搏，后期人文社会科学图书的翻译出版则给中国知识分子输入了新的知识和思维方法，逐渐实现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启蒙，促进中国从区域走向世界。
第二场莫为、宋刚老师的研究均关涉位于徐家汇南端的土山湾印书馆。莫为老师通过梳理数种土山湾印书馆《书目表》，探讨其地理类图书的出版情况，还原了新耶稣会如何将江南地区的科学数据从地方性知识转化为本土研究。宋刚老师以清末民初耶稣会士李问渔、沈则宽等人的代表性译经文本为中心，探讨译者动机、译文语言特色和翻译手法，总结出“译注结合、图文连璧”的译注模式。谭家齐老师的论文则细致考察了前现代时期，上海的小区域内棉织产业发展的微观变化，谭老师指出，在清军入侵时华亭及嘉定等“低乡”棉布生产中心虽然惨遭破坏，但当地的棉业设备与人员应转移到相对荒芜的黄浦江以东，避过侵略的兵锋。入清以后他们便在此较宜产棉的“高乡”砂土区域落地生根，延续了松江地区的棉业传统。第三场报告均涉及近代上海地区另一个重要的印刷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高哲一（Robert Culp）老师的论文分析了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两家出版商如何将发行网络伸展到东南亚的华侨社区。高文发现，教科书是商务与中华的主要出版品，两个大出版商都发展出以上海为编辑出版中心，以分馆为发行的系统，两家的出版发行网络有轴辐模型的结构。彭春凌老师通过斯宾塞《文体论》在近代中国的译介，从群己感觉的角度，勾勒出关涉文学革命缘起的宏大命题。宫陈老师的文章关注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的史料整理工作，借助主要整理者的记录，详细梳理了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的史料整理过程，并对其中的删订情况加以考辨，丰富了学界对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的认识。第四场讨论聚焦沪港翻译、出版中的具体人物。任职于复旦大学外文系的伍况甫和伍蠡甫，是复旦历史上罕见的兄弟兼著名译家的教授，邹振环老师的文章详细探讨了伍氏译家与复旦大学的关系。戴维老师对《新新小说》的主编与“三楚侠民”的具体对象进行了审慎的考辩，指出“陈景韩说”不足取，三楚侠民也非龚子英，而是另有其人。曾卓然老师聚焦五十年代南来香港的曾经活跃于上海的文人群体，探讨他们在香港的文艺出版活动及其影响。文章发现，这群“上海”文人不仅丰富了香港的文学景观，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香港的文化身份，并在连接中国大陆、香港和海外华文出版市场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第五场的四篇文章均呈现了知识的传播与跨文化流动过程。崔文东老师关注晚清对俾斯麦形象的评传与译注，崔文指出，晚清俾斯麦传记译者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在话语层面树立俾斯麦的英雄形象，由于儒家话语此时捉襟见肘，他们不得不调动其他论述资源，其中以新兴的国族论述与诸子学最为重要。章可老师的文章聚焦《泰西新史揽要》“印度”卷的译述问题，通过译本与原书的比对，先作了该书翻译依据版本的考证，再结合相关背景，就“印度”部分讨论《泰西新史揽要》译述改写的策略问题。郭梦垚老师则以《译书汇编》为中心，考察清末留日学生刊物传播网络的构建与近代中国新式报刊的发展轨迹。郭文指出，与传统书局依托地方士人网络不同，《译书汇编》及相关刊物借助跨国联系，建立起连接中日两国的多元化代理销售体系。曹南屏老师的文章以《日本警察新法》一书为中心，讨论其输入的“警察学”知识，丰富了对近代中国“警察”相关历史的理解。第六场皮国立老师的文章关注民国知识界和社会舆论对饮食与老人健康议题之讨论，通过老人卫生观与长寿的饮食建议，分析当时人怎么理解日常生活中饮食和健康长寿之因果关系，并梳理这些论述的时代意义。罗婉娴老师的文章以“永安堂虎标”和“李众胜堂”为研究个案，分析上海和香港在不同时期对于中成药品的销售和市场开拓所扮演的角色。基于皮国立、罗婉娴老师的研究，在第六场中，与会学者以晚清民国的医药养生知识为核心，展开了热烈讨论。驻扎在中国和巴达维亚等地的伦敦会传教士，为传教积极获取日本书籍，进行日本研究的历史，以往学者关注不多，在第七场中，陈力卫老师以《英和和英语汇》（1830）的编辑为例，详细梳理了麦都思在巴达维亚的翻译出版活动。沈国威老师的文章以“陪审”为例，展示了在近代启蒙方面，上海是如何接棒香港的历史。杨华波老师的文章聚焦近代中西交流与知识史中的一个具体人物三顺，杨文指出，在西人行动受限的年代，三顺多次远行中国，因注重征引中国古典文献，其以华南植物为对象的学术研究充满了浓厚的汉学气息，不仅扩展了英国本土博物学研究的视野，更极大推进了英国侨居地汉学的发展。 综合讨论环节中，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邹振环、张仲民、章可三位老师，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的宋刚老师，首先代表主办方对本次活动进行了简要的总结与回顾，各位老师从会议主题、会议成果等方面，对会议今后发展作出展望，并对各位学者的出席表示感谢。各位与会嘉宾也畅谈了参会心得、感受，苏精教授、沈国威教授，陈力卫教授先后发言。与会学者表示，本次会议主题新颖，视角选取精妙，高质量的小型研讨会是结识学术同道，收获宝贵意见的重要机会。在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与对下一次会议的殷切期待中，本届研讨会圆满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