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回顾】传承与变革：共和国早期文化历史之转型
发布者：周昕怡发布时间：2024-12-12浏览次数：10
2024年11月23日，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研究中心主办的“传承与变革：共和国早期文化历史之转型”访问学者工作坊顺利举行。本次活动共分为五个小组，来自中、美、英、德等不同国家的学者齐聚光华楼2201室，共同探讨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早期历史的专题研究。在开幕式上，工作坊召集人之一、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董国强教授率先致欢迎辞。董老师表示，本次工作坊主题为中国现当代研究，与会学者来自世界各地，大多具有跨国教育和研究的背景，有显著的全球史与跨国研究色彩，对中国史研究有示范性的意义，能够帮助现有的中国现当代史研究摆脱在理念上过于强调中国独特性、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主义的倾向。最后，董老师表示，希望借助本次工作坊，能建立起稳定的学术联系，为日后的学术交流提供更多的可能性。第一组的讨论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助理教授刘畅主持。第一位发言的是伊隆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吴一迪，她以“美国教会学校的消亡与重生：五十年代初中国大学的院系调整”为题，讲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会大学的命运与高等教育的转型。她以创立于1907年的山西农业大学为案例，指出私立院校在1949年以前就受到政治的影响，如在课程安排上引入政治课程。她的结论是，中国高等教育转型既是全球趋势的体现，也受到共产主义因素的影响，需要从延续性视角考察。闽南师范大学的董思思老师通过闽东乡村案例，分析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中的文本改造。他认为，学毛著运动开始面临三个问题：农村的书籍短缺、农民文化水平有限、民众普遍阅读量低。为实现毛泽东著作的通俗化与乡土化，毛著被巧妙地用当地方言表达，并通过口头形式进行集体学习，包括以诉苦阐述学习的动机与讲述如何“活学活用”毛著的内容。董老师认为，这一运动在提升农民识字率的同时，强化了政治认同与新政治氛围。第三位发言的是本次会议召集人之一、海德堡大学研究员杨玉宇，她汇报的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民族文化重建中的木刻出版。在20世纪现代出版业形成以后，木刻出版物就逐渐被边缘化。新政权建立后，木刻出版物在共和国初期的出版蓝图中并不重要，“控制”与“效率”是当时出版业的关键词，木刻出版物一再地受到批评。不过，她指出，这一时期的木刻出版被重新定义，木刻印刷书籍成为国际交流中的外交礼物和文化货币，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杨老师认为，共和国初期的木刻出版的命运体现出印刷技术概念的再定位与重新历史化，揭示出传统技艺的生存之道。达特茅斯学院助理教授陆奕的报告主题有关三线建设时期中国的档案管理。他认为，中共在严控社会与松散档案管理之间存在悖论。他强调，中国的信息威胁不止来源于外部，还来自内部的档案泄露与管理不善的困扰。1960年代大规模的档案清理与鉴定运动，不仅未能有效改善档案管理的情况，还加剧了文书处理的随意性。最终，诸多为保存和识别档案文书所做的努力，却将官僚体系带入了更深层次的混乱之中。第二组的讨论由杨玉宇老师主持。首先发言的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董国强教授。他以上海“大东烟厂事件”为例，考察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劳资关系。“大东烟厂事件”涉及新政权对卷烟业的接管改造，该事件由一场地方性的劳资冲突升级为国家事件，由中共中央领导人牵头处理。董老师认为，应以更长线的视角观察“大东烟厂事件”的历史延续性，注意到国民政府时期已经出现的因经济凋敝导致劳资关系紧张的情况。起初上海市政府的处理方式与国民政府相似，关键的转折点在于1952年中央政府的介入，以及三反五反后中共对资本家态度的转变。这一典型案例能够丰富既有研究对劳资关系问题的认识。第二位发言人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林超超。林老师以“1953年税制改革前后的商业与财政”为主题，探讨1953年新税制出台前后的财政状况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之间的关系问题。她强调，此次税制改革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取消国营商业优待，而要重视背后更为复杂的历史面相。无论是1952年底国营商业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还是1953年初启动新税制，都是中央政府从商业流通领域增加财政收入的尝试。1953年财经工作会议上对新税制的批评，也有抛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政治考量。来自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的张曼彤老师以“男子气概、重工业与《机械工人》”为题进行了发言。她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国家发展重工业的需求与性别期许相伴而生。重工业被视为典型的男性职业，与体力、风险相捆绑。通过对《机械工人》期刊的观察，国家希望通过宣传媒介定义理想的男性形象，但在具体运作中又与工厂希望强调的纪律性和服从性相冲突。通过对具体内容的审视，张老师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宣传并非纯粹的政治话语，而是一种整合理论与实际情况的工具。第三组的讨论由伦敦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蔡乐主持。第一位发言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助理教授刘畅，她以共和国早期的上海妇联刊物《现代妇女》为材料，探讨“独身女性”形象的消解与中共对女性身份与社会分类的重新定义。刘老师认为，新政权更强调女性参与劳动与政治运动的重要性，“独身女性”转向一种时尚的、甚至负面的形象。革命结束后，尽管女性获得了部分经济独立，家庭与劳动的重任仍然压在女性身上，这为理解当代中国女性角色提供了新视角。随后，科隆大学李天玥博士以“社会主义中国的亲情焦虑、父爱幻想与情感政治”为题探讨1950-1980年代家庭情感的重塑。她认为，中共通过阶级标准重塑了家庭情感规范，强调阶级立场优先于血缘关系。在不断政治化的语境中，毛泽东被塑造为“精神父亲”，鼓励儿童与成分不佳的父母脱离关系。通过宣传机器的一系列行动，“毛泽东父亲”成为父爱幻想的投射对象。她进一步分析了这种情感政治与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关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胡若辰以《婚姻法》中的情感动员为主题。她回顾相关研究，并对情感动员的概念做了讨论，认为不应简单地将情感动员等同于诉苦运动。她讲述了《婚姻法》颁布早期的情感动员策略，认为早期的情感动员反封建制度的努力，异化为家庭内部与社会不同群体间的分化和对立。在民众的反应上，《婚姻法》的出台引发了离婚潮，甚至升级为暴力冲突。政府后来调整宣传策略以缓和紧张。胡若辰博士认为，以情感的视角切入革命，能够呈现出中共革命的多重面相。第四组的讨论由董国强老师主持。图宾根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和文化初级教授艾美丽以“上海宝隆医院历史”为主题。1900年，同济医院创立，1909年，创始人之一埃里希·宝隆去世，该医院更名为宝隆医院。艾美丽老师通过一份手稿，透视20世纪上半叶宝隆医院的命运。她认为，宝隆医院使用德语教学及德国教学机制，与英语学术体系形成竞争。20世纪20年代后，宝隆医院逐渐为中国人接管，这段历史展示了中德医学交流和上海城市变迁的复杂性，为医学全球史和城市史研究提供了微观案例。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特别研究助理刘书慧聚焦广州约翰·克尔精神病院的历史，探讨精神病学史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叙事间的关联。该院于1898年由美国传教士建立，结合西方精神病学与中国实际。1949年后，在中共的体制下，医院完成转型，精神病学被加以政治化阐释。不过，即便在社会控制强化的背景下，精神病学研究实践仍未完全被意识形态覆盖。本研究揭示出政治、医学、社会间的深层互动，以及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中权力与医疗相互交织的关系。本组最后一位发言人华东师范大学刘建平副教授以“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宣化冈的故事”为题。他首先从地理位置入手，指出宣化冈是中国伊斯兰教哲赫忍耶学派最有影响的拱北和重要的宗教活动中心之一。他梳理了1949年前宣化冈的历史与哲赫忍耶学派的宗教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于统战需要，中共并未如对对伊斯兰教采取相对怀柔的政策，但在三大改造结束后收紧，对伊斯兰教进行全面改造，宣化冈的拱北被拆毁，土地、房屋被重新分配。改革开放后，宣化冈开始了漫长的重建之路。第五组的讨论由陆奕老师主持。蔡乐研究员以“毛泽东时代的身份隐匿、重塑与揭示”为题，探讨国家如何通过政策与技术实行人口管理。通过多种史料，他还原了毛时代的身份记录与人口分类，分析隐匿身份的三种原因：逃避过去的身份、通过非常规手段获得阶层上升渠道与进行地下政治活动。本研究通过具体案例，为理解国家建设与社会管控提供新视角。牛津大学博士后张宁聚焦东南亚共产党革命者子女，通过私人日记与访谈，勾勒出东南亚革命者后代在中国复杂而曲折的命运。她所关注的三个群体：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子女、“四川老兵”后代与“贵州老兵”后代，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通过讲述这些群体的成长经历、回国革命的经历与他们的归宿，希望能够解释毛主义革命的性质及影响，并丰富学界对“全球毛主义”的研究。随后，与会学者充分交流了意见，在场同学积极提问，现场气氛热烈。最后，主持人董国强教授作出总结，本次工作坊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