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与中文系11月29日联合举办《青年鲁迅与“文明批评”》讲座，主讲人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崔文东博士在跨文化的视角下，以“文明批评”切入，分析青年鲁迅是如何接受德文、日文语境下的世界文明史和世界文学史，构建自身的“文明批评”观念与实践。讲座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李楠教授主持，郜元宝教授、陶磊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后郑依梅博士担任与谈人，参加讨论的还有复旦大学古籍所陈建华教授、中文系陈特副教授和吴天舟老师。
讲座伊始，崔文东老师从鲁迅研究的视角问题谈起，指出伴随外文资料获取的便捷化，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从跨文化、翻译等视角来开展鲁迅研究。相较于此前直接将鲁迅与西欧、日本关联的研究，他认为将视角调整为鲁迅与日本转化的西欧之间的关系或许更为精确。崔老师反思了“反现代的现代性”、“世纪末思潮”、“反启蒙思潮”等既有研究思路的洞见与不见，谈到“文明批评”也许是一个可以总括早年鲁迅文化追求又能与晚清民国其他论者相区别的概念。随后，他介绍了“文明批评”的内涵及与之有关的诸种媒介，例如杂志、评论、文明史/文学史等，其中世界文学史是如何成为鲁迅《摩罗诗力说》架构的重要来源，鲁迅又是如何将其再媒介化即为本次讲座的核心内容。
崔老师首先梳理了德国、日本语境下世界文明史/文学史所建构的世界民族体系，也就是德文和日文的世界文学史如何进行文明批评。德语世界对于世界文明/文学体系的认知大致可以分为以黑格尔与赫尔德分别代表的两种模型。黑格尔的线性三段论思路将东方视作文明开端但因为其不能理解自由真谛所以是没有历史的，以希腊为代表的古代欧洲则是第二阶段，世界历史最终将在日尔曼民族这里达到顶峰。而赫尔德的思路则是尽量倾听并理解各个民族文明的声音。崔老师认为黑格尔设定的世界文明体系是一元的先验的，赫尔德的架构则是多元的经验的。在此基础上他又考察了具体的世界文明/文学史著作的编写情况，如德国学者舍尔、日本学者高山樗牛、桥本青雨等，他们大致延续了黑格尔的思路，在对于印度、希伯来、中国文学的评价问题上是基本一致。其中想象力与民族性成为了评判文学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他们对于中国文学的评价大多都是“中庸”、功利主义、缺乏想象力的。舍尔的著作同时又含括了赫尔德的思路，将许多小国家的文学尽量纳入其世界文学体系，而且深入讨论了十九世纪文学，拥抱浪漫主义与新浪漫主义，批评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以及与其相关的科学思维和物质主义。
厘清了青年鲁迅“文明批评”的材料和思想来源后，崔老师进一步开始探讨鲁迅是如何通过《摩罗诗力说》的写作来再媒介化世界文学史并由此建构自己的“文明批评”理论的。他认为就写作目的来看，鲁迅希望用世界文明史来真正激发国民的自觉，帮助中国在世界文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崔老师认为鲁迅的世界文明体系架构与他参考的世界文明史相比，打破了一般的线性目的论式的结构，颠倒了过往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形成了一种循环式发展的构想。此外，在评骘中国文学的问题上，鲁迅的观点与《世界文明史》与《世界文学史》基本一致，都涉及到保守主义（“吾中国爱智之士，独不与西方同，心神所注，辽远在于唐虞”）、实利主义（“人人之心，无不泐二大字曰实利，不获则劳，既获便睡”）、道德主义（“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形式主义（“皆著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函深哀焉”）。但崔老师指出鲁迅无法完全认同中国文学没有想象力这一论调，故转而举出屈原的《离骚》来论证中国古诗中想象力的存在并认为这种想象力只是被现实的制度所压抑而无法得以表现。由此他总结了鲁迅所要推崇的文学是一种反道德、反建制的文学，并且还强调了相较于德语、日语世界文学史，鲁迅笔下列出的反抗、复仇诗人谱系也是具有其独创性的。
讲座最后一部分，崔老师重新将大家的视野带回鲁迅在日本接受“文明批评”的历史场域，他认为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对于东京大学哲学科的精英知识分子有着高度的关注，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等文章都可以被视作与高山樗牛、斋藤信策等日本学者的隐秘对话。他特别谈及了鲁迅《摩罗诗力说》的题词引述的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内容正是翻译自斋藤信策等编的《樗牛全集》中记述高山樗牛人生第三期所引的句子。因此他认为在日本的高山樗牛、斋藤信策和鲁迅、周作人这两对兄弟在各自的文化语境中有高度的同构性，青年鲁迅在某种意义上是在中国延续了高山樗牛、斋藤信策由于英年早逝而中断的学术与文化追求。此外关于怎么概括鲁迅早年的文学事业和文艺运动这一问题，崔老师大致将其归为三重目标：评骘古文明；鉴别新文明；求索真文明（即如何在中国建立一种既能激发民族传统又能配合世界潮流的文学与文明）。最后崔老师也高度肯定了鲁迅在“二流”文献基础上所做出的借鉴与创新成果，并表达了对于鲁迅持续一生的学术追求与理想的崇敬。
在讲座的对谈环节，郜元宝老师首先肯定了崔老师的研究思路，然后大致从三个方面表达了自己的建议与看法：一是认为目前一些研究将后殖民主义直接套用到鲁迅身上是很危险的，遮蔽了鲁迅的真正思想内涵；二是建议可以更好地还原当时在日中国留学生的舆论环境，揭示青年鲁迅“文明批评”针对的问题与对象，因为鲁迅当时的直接对话对象并非欧洲或是日本，而是在日的中国知识分子；三是提示面对更广泛的研究资料时，鲁迅本身可能有被“淹没”的风险，鲁迅研究最终还是应当回到鲁迅这一中心上来。随后，陶磊老师从鲁迅的语言能力与文本翻译的角度结合具体篇目探讨了日文、德文、英文在鲁迅“文明批评”事业中的不同影响；郑依梅博士则谈到如何将青年鲁迅的思想与之后的鲁迅关联起来，询问“文明批评”在鲁迅整个的人生中到底占据怎样一个地位。她认为不限于青年鲁迅时期，在所谓中年或者老年时期，鲁迅也会不断地从日本、德国的资源中去获取各种各样的“文明批评”的资源。陈建华老师认为崔老师就鲁迅“文明观”这一问题上带给了我们一种微观视角，同时他也指出鲁迅除了从认识论的层面处理民族、世界秩序的问题，其文艺事业还涉及到美学层面乃至像王国维一般希望通过美育来拯救国民，他希望崔老师可以进一步讨论早期鲁迅与之后尤其是上海时期的鲁迅之间思想的关联性。吴天舟老师也关注到了如何在文学思想史中定位鲁迅的问题，他谈及早期鲁迅很难放入所谓的五四后的传统中，其探讨的“文明批评”与梁启超等人也存在差异，因此吴老师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关乎能否将前期鲁迅和后期鲁迅贯通起来。崔老师逐一回应了与谈人的问题并谈及自己对于“原创性”看法，他认为部分学者对于跨文化的鲁迅研究持负面态度，其本质是出自“原创”的误解。事实上所有的原创都是建立在已有思路的基础上的，鲁迅对于德语及日语资源的依赖，丝毫不能减弱其原创性，反而凸显出其融会贯通、自出机杼的能力。最后李楠教授简要地总结了讲座和对谈的内容，并表达了对于崔老师后续研究成果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