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回顾】时代性与非同时代人：文艺的多重历史逻辑

论坛第一场由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巧主持。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黄雨伦聚焦专名的非同时代性与文学意义的再生产议题，她从分析哲学的因果-历史指称理论与罗兰·巴特的文学符号学出发，探讨了文学专名的跨文本认知问题。她在研究中指出，文学专名一方面高度嵌入其本身具体的、不可复制的历史语境之中，另一方面却又在不同时代持续发挥认识效力，为读者提供理解社会、主体与历史的资源。文学专名在这里呈现出一种典型的非同时性结构：它们既属于其生成时代，又不断越出这一时代，在反复的阅读与阐释中获得超时代的可理解性。

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朱羽以《文艺报》围绕革命英雄牺牲应如何表现的讨论为起点，探讨了“牺牲”呈现的感性界限与革命文艺的“受感致动”问题。这一文学论争关涉社会主义文艺的核心命题——文艺如何发挥对观众的教育和引导作用。斯宾诺莎的情动理论为文艺实践如何将观众的被动状态提升为主动状态提供了分析框架。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这场论争的参与者都是当时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这场争论围绕英雄牺牲场景的感官阈值与政治动员展开，深入探讨了在揭示历史残酷性与维护英雄形象完整性之间，革命美学在平衡官能刺激与心理强度之间的斡旋。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徐贤樑聚焦于黑格尔艺术哲学中的双重维度——“历史性”与“超历史性”，重点探讨了古希腊时期的古典型艺术在黑格尔艺术哲学体系中的特殊位置。古希腊世界的崩溃迈出了走向个体自由与现代深邃内心世界的第一步。从人神同形同性走向人神分离，个体逐渐转向理性与自由，昭示着古典型艺术瓦解的必然逻辑。与此同时，古典型艺术亦具有永恒的价值，它完美体现了古希腊这一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感性的形态与精神的内涵在此达成了和谐的统一。对古希腊人而言，艺术本身即承载着某种宗教功能，与绝对精神、真理紧密相连。到了近代，艺术的这一使命逐渐被基督教所取代，艺术不再是显现绝对精神整体性的最高形式；然而，艺术的解放也恰恰由此开启，催生出了真正自由的艺术。

第一场评议人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姚云帆指出，黄雨伦老师经由本维尼斯特和罗兰·巴特的话语主体理论，将专名问题从结构主义引向对古典“人格”问题的重构。专名不仅是语篇中的指涉主体，它更通过转喻过程，获得了超越符号意义的“人格性”。在此意义上，专名的生命力在于“跨越时间的重构”。围绕朱羽老师报告中涉及的牺牲问题，需要注意 “Passion”概念的复杂性。这一概念既包含斯宾诺莎意义上的被动性，也包含基督教语境下的受难与牺牲。同时，基督教的牺牲有着分裂的结构，既强调沉重的“鲜血”，又强调轻盈的超越性。如果将斯宾诺莎与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联系起来，或许是重思近代美学源头的契机。姚老师将徐贤樑老师的论题与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相结合，指出“终结”并非艺术消失，而是艺术无法再完整把握绝对精神。现代艺术虽然追求自律性，但却必须借助“非艺术”的方法来谈论艺术，由此产生了一定悖论。

论坛第二场由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讲师宋雨婷主持。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杨彦妮的报告聚焦于李开先、王世贞二人对于明代画家沈周评价的对立，通过梳理李、王二人的交往轨迹与各自的历史处境指出，李开先的评价与其远离江南文化圈、推崇特定画风的趣味及个人宦海浮沉后的心境相关；而王世贞对沈周的捍卫，则不仅出于吴地文化认同，更与其经历家难后由“国家精英”向“地方文化精英”的身份转变，以及借此重获文化话语权的现实需求密切相关。报告认为，对沈周评价的变迁并非简单的流派之争，而是交织着个人际遇、地域文化竞争与政治地位浮动的复杂结果。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姚华提出了“异时文本组”的概念，用以指代苏轼创作于不同时期、却在形式或内容上相互关联、宜于并置阅读的诗歌文本。报告指出，苏轼通过直接提及旧作、引用旧句、次韵自作诗、以及主题内容的延续与呼应等方式，有意识地构建跨越时间的文本网络。这些“异时文本组”内部呈现出重复、变化、差异乃至在更高层面“泯灭差异”的互文关系，使诗歌不仅记录当下经验，更成为诗人回溯过去、体认当下、塑造个体记忆与时间体验的媒介。报告认为，这一现象体现了中唐至宋诗歌发展中，诗人自身的过往书写逐渐成为重要的诗情资源与抒情母题。

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研究员翟墨的报告以清代济宁杜甫祠堂的建立与相关文化活动为个案，探讨了士人如何通过建构和利用“非同时代”的文学典范，来应对自身在现实政治与身份认同中的困境。报告认为，这一文化行为远超出单纯的文学纪念，而是一场融合了个人精神纾困、政治表演与历史对话的复杂实践。通过分析相关人物的生平境遇、文化选择与权力互动，报告揭示了文艺活动如何成为士人在特定历史结构中安顿自我、寻求意义的重要场域，同时也展现了个人纾困尝试与时代权力结构之间的深刻张力。

论坛第三场由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曦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常培杰阐发了对本雅明讽喻概念和时间性意识的思考，他指出本雅明的讽喻思想不是简单的修辞或文体概念，更是一种认识论与世界观，构成了一种颠覆性的时间辩证法与历史救赎哲学。本雅明否定了现代性所信奉的同质、线性、空洞的进步史观，转而强调讽喻概念中世界历史的破碎、衰败与死亡。本雅明在《拱廊计划》中分析资本主义现代性时指出，“商品”替代了巴洛克的骷髅，成为新的讽喻核心，震惊体验标志着时间被异化为同质化的片段。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本雅明最终将讽喻发展为“辩证意象”——这不是线性历史，而是在危机时刻，让过去的潜能与当下骤然凝结为批判的“星丛”。

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姚云帆的发言聚焦于毕加索与委拉斯凯兹同题画作《三个音乐家》中的时间意识。阿甘本在《普尔奇内拉或献给孩童的嬉游曲》中，通过对提安波罗画作的赏析，阐发了“嬉游”概念在绘画解读中的应用。“嬉游”词源即为“偏离”， 后被引申为一种跳脱出主旋律的幕间状态；普尔奇内拉则以无目的的滑稽姿态，消解了传统的因果逻辑与线性命运。以此视角来审视同题画作《三个音乐家》，会发现其中相似又不同的时间策略。委拉斯凯兹通过对光源和静物意象的运用，展示了生与死，神圣与世俗在同一绘画层面上的嬉游状态。而毕加索则赋予了三个乐手彼此之间的间离关系，并将普尔奇内拉的形象巧妙介入其中。两幅画作虽共同继承了一种“嬉游时刻”，但毕加索以激进形式进行了悲伤与快乐，过去与当下的感知重构。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巧主张，弗鲁塞尔的历史技艺与后历史诗学接续并扩展了新历史主义诗学的问题意识，如果说新历史主义诗学发掘了历史书写中语言媒介的能动性，那么弗鲁塞尔则将其扩大为历史书写中所有物质媒介的能动性，以媒介哲学的视角开启了一种崭新的“历史的技艺学”。在保持信息的可感性这一核心动力驱动下，人类的文化史经历了传统图像、文字书写以及技术图像这三种历史媒介图像阶段，分别对应铭刻、印刷术和数字技术这三种物质技术条件。在技术图像时代，新的书写方式的诞生必然催生新的艺术范式和审美范式。

第三场评议人黄雨伦老师指出，本场报告的发言首先呈现出现代性时间的两个维度：线性的时间形态与目的论时间。常老师探讨的本雅明的讽喻时刻是对目的论线性时间的尝试性爆破；姚老师《三个音乐家》画面中的张力结构则引导我们重新思考绘画中的静止时间问题。自莱辛以来，对画面瞬间定格的完美性的追求总被理解为绘画的本质，但是如果援引阿甘本“嬉游”的理论，会发现看似静止的完美瞬间蕴含着多重力量的冲突和对峙。委拉斯凯兹《三个音乐家》中光源的投射位置、分裂与可能性阐释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张巧老师的报告则对弗鲁塞尔的后历史诗学展开系统性阐释，印刷术这种技术形态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当下知识的呈现方式和接收方式，而弗鲁塞尔的技术图像是对印刷术以及印刷思维的尝试性突破。仍待深入讨论的是，弗鲁塞尔将文字书写与线性历史完全耦合，并以本质化的方式固化媒介属性，这似乎削弱了媒介内部的动态性与复杂性，亦可能遮蔽文本实践的异质性维度。

论坛第四场由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研究员翟墨主持。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林莹关注古代小说评点如何通过其物质形态（如汇评本、合刻本、批校本）制造了“虚拟共时性”。她在报告中指出，与经典注疏的差序结构不同，小说评点本将不同时代评者的批语并置于同一文本空间（如眉批、旁批），使历时性的评点层累转化为共时对话的“幻觉”，从而构建出一个容纳异代声音的虚拟对话场域。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讲师宋雨婷的报告，以清代戏曲对“靖康之变”的呈现为个案，分析了仪式叙事在官方与民间两个场域中的不同功能。报告指出，宫廷大戏《忠义璇图》通过转换受降仪式对象、重组仪式意涵，服务于政权合法性的构建，淡化历史创伤；而民间演剧《请宋灵》则将历史人物纳入民间信仰谱系，通过“请灵”等仪式叙事，为地方社群提供情感慰藉与记忆载体。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戏曲得以成为观察政治权力与民间记忆在历史再现中复杂互动的文化场域。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赵惠俊探讨了吴伟业如何在其长篇叙事诗中，通过特定的诗学策略应对明清易代带来的时间断裂与身份困境。报告认为，吴伟业采用诗人“自我缺席”的叙事方式，借他人之口转述故事；并通过扁平化处理武将、重臣形象，将亡国之责简单归咎于特定群体。同时，诗人通过他人故事映射自我，在对比中获得乱世生存的侥幸感与心理安慰；更通过引入王朝循环的沧桑兴亡叙事，将个人痛苦纳入更宏大的历史周期中，从而纾解时间困境，重塑对未来时间的期待。

第四场的评议人、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员孟昕指出，林莹的报告揭示了物质文本形态如何生成“虚拟共时”的阅读体验，这对理解评点的媒介特性具有启发性。宋雨婷的报告展现了仪式作为叙事手段，如何在官方与民间两种语境中被征用以塑造不同的历史时间性与集体记忆。赵惠俊的报告则深刻剖析了诗歌叙事本身作为一种时间塑形技术，如何帮助诗人处理现实中的时间危机与身份焦虑。三位老师的研究均表明，文艺的“多重历史逻辑”深刻内嵌于其形式、媒介与叙事策略之中。

论坛第五场由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员刘天艺主持。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国成聚焦卢卡奇到科恩布鲁的政治形式主义，以探讨总体性的文论效应。他关注到，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侵入文论后，造成了回到文学文本却忽视文本社会性维度的倾向。这一立场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核心价值相抵牾，在此语境下需重新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命题“总体性”的理论脉络，并对这一命题进行批判性推进。从卢卡奇总体性概念的复杂维度到詹姆逊的认知绘图美学，实际上是将总体性从规范性概念转化为调节性概念。安娜·科恩布鲁在詹姆逊止步的地方重新出发，为形式主义赋予了激进的政治内涵，从而完成了对总体性概念的当代重构。

东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熊海洋的发言聚焦于批判理论重建艺术时间整体性的两条路径。他首先指出，批判理论的核心贡献在于将“社会时间”确立为关键范畴。随着现代性展开，时间的整体性结构瓦解为纯形式与质料性内容的分离。 为重建时间的总体性，批判理论展现出两条经典路径：卢卡奇的方案是为时间的质料内容“赋形”，在艺术中凝结为悲剧的“伟大瞬间”，并转化为社会层面的阶级意识；本雅明则主张在时间的纯形式中进行“爆破”，召唤被压抑的质料性，在艺术上呈现为抒情诗的“震惊”体验，在历史中塑造“可辨识的当下”。他指出，这两种路径不仅为黑格尔之后的“散文世界”中诗的可能性问题提供了新的答案，而且也贡献了两种不同的总体性结构模式。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曦的报告聚焦于世界文学的“同时代性”与后殖民主义的时间困境。她关注到，在文学时代观和历史叙事愈发受到关注的当下，从当代世界文学的“中心-边缘”权力格局中突围，书写自身的文学现代性成为非西方国家文学实践的核心议题之一。一方面，世界文学空间因其竞争关系，必然以建立时代的共同衡量标准为前提；另一方面，当非中心地区试图挤入这场世界文学的竞争，通过刻意营造的时间“迟滞”与东方主义的奇观迎合中心地区设定的时序框架，他们只能反证中心的霸权地位。民族文学的书写者必须尝试突破“现代性”与“前现代性或反现代性”之间的对立，重审马克思的世界文学观念与唯物史观视域下的世界历史理论，书写自身民族仿若处在“时代错位”之中的时间困境，才能真正进入世界文学的竞争场域。

第五场评议人常培杰老师指出，本场报告所涉及的时间性问题都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逻辑紧密交织。当下的理论研究需要重塑历史视野，在历史演进与当下现实趋势之间建立深层关联。王曦老师所讨论的后殖民语境下世界文学的同时代性和非同时代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极具潜力的命题。鉴于现代性时间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体系，后发国家的文学叙事要格外重视时间伦理，尝试重建叙事核心。熊海洋老师所聚焦的卢卡奇总体性理论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逻辑彻底展开之效应的清醒认知，此时需要本雅明所论及的对资本主义线性时间的爆破。李国成老师的报告清晰勾勒出詹姆逊在重塑卢卡奇总体性视域时所形成的理论问题谱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詹姆逊理论中存在的空间转向：即从对时间中断与瞬间性的探讨，转向对空间问题的聚焦。这一转向的深刻意义体现为在后现代的空间迷失中认知绘图美学如何介入并发挥作用。

圆桌讨论环节由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朱羽主持。他从时间的私密性与个体化特征切入，援引布洛赫与科泽勒克关于时代性和非同时代人的论述展开讨论。朱羽指出，布洛赫通过对德国历史语境的分析，将“同时代性”问题转化为一种社会批判的辩证法；科泽勒克则提示我们，时间的错位感并非一种普遍体验，而是启蒙运动将时间线性化之后的历史产物。詹姆逊所主张的 “历史化”实践，其本质在于对抗历史主义中同质化、线性化的空洞时间观念。在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尤其应当重视中国文学内部独特的时间经验积淀，并从中国本土的历史实践出发，寻找其叙事动力与理论资源。

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员刘天艺聚焦于当下碎片化、算法化的文艺现实，剖析了大众、官方与研究者三方力量的角力，追问研究者在“新大众文艺”场域中的主体位置。通过简要考察茅盾文学的接受、“伤痕文学”等案例，进一步探讨了世俗时间与政治时间在文学塑形中的比例关系。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员吴天舟在发言中围绕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定位焦虑，以两位现当代文学中典型的“非同时代人”展开论述。他指出，李颉人的方志式书写与聂绀弩的旧体诗创作，共同阐发了“旧形式”中蕴含的当代性症候，启示我们分析脱离群体兴趣的个体与特定历史时代的复杂关联。朱羽老师回应指出，“新”与“旧”的范畴并非简单的现代性与前现代性的对立，而更多属于话语层面的分野。姚云帆老师则从西方思想传统出发，探讨神圣永恒时刻与世俗时间的叙事张力，并借助阿甘本的理论视角阐释“同时代性”如何意味着与时代的批判性疏离。在自由发言环节，与会学者们进一步就文学作品中的个体时间经验、政治时间与世俗时间、“唐宋变革论”与中古向近世转型过程中的世俗化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