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22日上午，普林斯顿大学亚洲学讲座教授柯马丁（Martin Kern）应邀为线上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重构屈原”的精彩讲座，本次活动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中心、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共同主办。讲座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陈引驰老师主持，中文系朱刚老师、段怀清老师、郭西安老师担任与谈人。
柯马丁老师在讲座中对屈原故事进行了彻底的重新阐释，指出屈原形象不是《离骚》及其他诗歌的作者，而是它们的主题。柯马丁老师引入文化记忆理论并展开语文学细读，分析出《离骚》的文本特征，随后借助数字人文的工具，以“远读”的方式来发掘《楚辞》中各种篇章和文本层的可能关联。
通过细致的文本观察，可以发现，《离骚》文本并不连续，诗章顺序具有随机性，相似语义元素在各章复现。同时，部分诗章具有相似的结构特征，且该结构由与《九章》《九歌》相似的语言风格合成。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楚国尚存时至汉代早期，存在着多种诗歌语域的支流，它们原本并无对“屈原”的指涉，但最终编入同一部选集而产生了与“屈原”的联系，而《离骚》体现了这些支流的汇聚。
例如，柯马丁老师将《离骚》诗章中第一人称代词的出现情况分组计数，可从第一人称代词的出现频率与区别用法见出《离骚》各篇章与《九歌》《九章》的关联度；这些第一人称代词在不同篇章之间的分布很不均衡，亦表明篇章之间使用的语言风格截然有别。基于更多文本细节的检视，柯马丁老师再次强调，这种互文不是《楚辞》其他文本层的平行文本对《离骚》的复制，而是存在着一个它们共同取材的文本素材库。
通过对《离骚》合成性、重复性、非线性的分析，柯马丁老师意在强调一种从更复杂而多元的维度理解《离骚》的新方案：《离骚》不是单一、连续的长诗，而是将素材库中的材料归入同主题的复合文本，其不是所有《楚辞》诗篇的起源，而是多种诗歌语域的综合。也正是如此，传统解释中将《离骚》看作连续性文本的读法必然失效，该类将《离骚》仅看做屈原之人格呈现的单一维度读法，亦是对《离骚》内部维度之丰富性、多义性的压抑与遮蔽。
柯马丁老师还使用计算机技术手段生成《楚辞》各文本层之间文本重叠情况的表格及关联网络图示，在这些关联网络图中，不同文本群由不同颜色区分，篇目之间的连接线粗细视觉化地呈现了文本之间的语言相似程度。
柯马丁老师透过重叠文本表格的细节情况检验这一统计结果，并进一步论析其质性基础：《离骚》与《九歌》之间的重叠语词不仅在句法上位置相异，且三字平行文本中包含无实义的虚词，而《九章》《离骚》之间平行文本的语词、句法高度吻合，说明了《离骚》与《九章》语言风格上的关联远高于《九歌》。延续此种路径，柯马丁老师增加不同篇目变量的新图表，对更多文本层的关联性进行分析。通过纳入《九辩》，柯马丁老师检验了冈村繁上世纪提出的《楚辞》内部文本关系的结论，进而考察基本同时代的《九叹》与《九怀》及其他文本的实质关联程度区别，并对《七谏》的形成年代提出猜想。
最后，柯马丁老师重点分析了刘向的《九叹》，明确指出《九叹》与《九章》紧密的语言风格联结。在《九叹》中，刘向构想了不同于司马迁等汉代学者之“文化记忆”的屈原形象，即一个与自己同身份的诗人，并以模仿的方式借屈原之口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与谈环节由陈引驰老师对讲座的总结导入。陈老师指出，屈原其人、归于其下的作品及屈原同其名下作品的关系三者之间是紧密相关但又需要适当区分的考虑方向。柯马丁老师的发言从现象出发，呈现了“文化记忆”理论对分析屈原论说在汉代、先汉之间差异现象的适用性，并以文本实例支撑了《离骚》作为符合文本的观点，这种思考路径对中古诗歌的讨论也有参考价值。陈老师还表示，通过运用数字人文工具，柯马丁老师对文本群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了数据分析和直观的呈现，就具体篇目之间的相关与不相关问题推导出很多有趣的解释，值得更多细致的讨论。
其后，多位与谈人从不同学科视角出发，就柯马丁老师的讲座展开了评点，并提出了进一步探讨的问题。郭西安老师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提出了她的观察，认为柯马丁老师对屈原问题的处理与西方古典学对荷马问题的处理有可相互鉴照之处。郭老师指出，柯马丁老师从文本现象入手，结合近读与远读，切实向我们展示了类似解释路径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尤其关注到了屈原问题可能比荷马问题更加复杂的汉代语境。由此，郭老师希望柯马丁老师展开论说，是什么样的一些因素使得这种“作者”观念对文本扮演重要角色的情况出现在汉代？就柯马丁老师讲座中对于数字人文工具的征用，郭老师也提问道：除了更高效地处理数据和直观地呈现数据之外，数字人文还能完成哪些传统研究手段无法做到的工作，对惯有的研究方式有何观念、范式上的革命性意义？
陈引驰老师呼应了有关作者的问题。他补充道，就中国而言，早在孟子时就提出了“知人论世”的观念，但作者与文学文本的关系稳定到可达成互释的时期迟至杜甫以降才真正明确。朱刚老师也指出，许多明清小说是在经历了漫长、曲折的文本形成过程之后，才被后人归系于某一作者。这种归系同时也是近代以来文学研究中的作者—作品—时代三角关系范式所需要。但是，文本归系于某单一作者名下，并不可代表文本内部就具备了统一性。在此情况下，直接通过作者释读作品的理路便成问题。朱老师还用《三国演义》《红楼梦》的作者问题作了进一步说明。陈引驰老师补充道，在将作品阐释为作者自我表达的倾向上，学界对待系于屈原名下的作品与明清小说的方式也有所区别。
柯马丁老师应和了这一对明清小说作者赋予和屈原问题的讨论，并指出一个全球共有的历史现象：没有重要性的文本不需要作者，而当一个文本的重要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必须冠有作者。之后，柯马丁老师以《荀子》及莎士比亚研究中的两个例证对有关数字人文的问题进行了回应。传统认为《性恶》是《荀子》最具代表性的篇章，但针对《荀子》的数字人文分析揭示，《性恶》的语言风格高度区别于其他篇目，这可能导向对《荀子》传统认知的颠覆性质疑。莎士比亚研究的例证则反映出，人脑机能无法如此全面地完成对海量文本的记忆与检索任务。数字人文为我们提供了高效处理信息以及通向全新思维的有效路径。针对与谈老师共同关心的作者问题，柯马丁老师也予以了回应，他认为早期文献的存在形式是口传表演性与书写形式同时存在的，在进入选集之前，这些文本无需面临作者问题的讨论，但在被汉代学者筛选、编入选集之时，它们就开始呼唤一个作者。
段怀清老师则关注到，“文化记忆”和“权力的制度性结构”二者在不同社会形态中具有差异，他提出中国“五四”时期及20世纪30年代现代文学中重新建构、阐释屈原故事的现象，希望就本讲座所提出的视角进行进一步的解释和讨论。柯马丁老师认为这一问题非常复杂，以汉代士大夫借建构屈原形象生成身份认同的机制为参考，较之汉代，现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与文化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为知识分子群体带来截然不同的时代关切，出于对“爱国诗人”的需要，“屈原”被再度发明。
在热烈的讨论氛围中，听众们在问答区也提出了丰富的问题，讲座限于时间不及一一回应，陈引驰老师对听众的热情深表感谢，并表示会保留问题，待有机会请柯马丁老师作出回应。最后，陈引驰老师为本场讲座总结收尾，再次向柯马丁老师致谢，并热切期待今夏在复旦相聚，与柯马丁老师加强学术交往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