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2日，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知识、信仰与身份认同：阅读史与明清时代”学术工作坊，在东亚书院（南苏州路381-1号6楼）举行。本次工作坊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叶晔与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启元一同召集。
第一场讨论会以“‘知识’的近世性面向”为主题。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青年副研究员龚宗杰做了题为《明代墓志与文人生活史书写》的报告。报告立足于明代文学的近世性研究，考察作为实用文体的墓志在明代呈现出生活化书写的倾向。从历代碑志的等级制度及墓志的文体义例切入，以《墓铭举例》所收韩愈《女挐圹铭》为参照，对比明代归有光《女二二圹志》、叶向高《亡女圹志》等墓志，考见明人墓志相比前代对生活细节的描述和情感抒发愈趋深入，这与明中叶以来出现的注重碎片化、生活化书写的文学新因素相契合。由此看出中国古典文学中“追忆”性的叙事传统，在近世进入原本与“史传相为出入”的墓志文体中，其中以反映生活细节、表达情感瞬间的内容，与传统史学所关注的重大历史事件迥然不同，它们既构成中国古典文学近世性的一个层面，也是我们细窥古代文人生活史的一个窗口。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后郑雄所报告的题目为《“北窗”与“南窗”典故的分化与浑融——陶渊明诗文典故化的路径及其多维》报告以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其四中“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一联，所引发的关于陶渊明诗“北窗”与“南窗”典故的研究，分别从历代诗歌中找寻典故的例证，得出“南窗”“北窗”的典故化路径，认为陶渊明“南窗”典故及其涵义也主要生成于唐宋时代。相较于“北窗”典故的单一涵义，在“南窗”的典故化过程中，存在着分别从“倚南窗以寄傲”与“审容膝之易安”取义的路径，并由此生成两个涵义略异的子典。随后，报告中探究了“北窗”与“南窗”典故混融现象及其成因：“北窗”与“南窗”典故皆来自陶渊明诗文，两者背后是包括陶渊明的人格、性情、志趣等在内的丰富内涵，而唐宋以来士人对两个典故的浑融使用，则集中体现他们对上述内涵一体塑造出的陶渊明式士大夫形象与人格的推崇与向往。最后，郑雄指出，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其四的论说，延续了南朝以来的陶诗论模式，而遵循这套模式，则在后两句处便须植入能够体现陶渊明人品、性情的文字。如此，则此前混融“北窗”与“南窗”典故以整体呈现陶渊明形象的做法，极具借鉴意义。
第二场讨论会以“‘信仰’与地方社会”为主题。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启元以《从僧俗互动看晚明佛教与文学生产》为题，提出了晚明社会的三个关键词“政教之间”“僧俗互动”“多元宗教”。明代的佛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王启元首先举憨山德清与紫柏真可两位僧人与文人的活动为例，说明宗教的场域、因缘以及信仰的生活对文学生产的样貌产生了何种的影响。其次以冯梦祯（1548—1606）为例，讨论其频繁斋僧礼佛、兴复寺观、刊刻大藏等各种护法活动。这些纷繁的信仰生活，不能被简单视作出于相似的出世或修行的愿望，那才是晚明士大夫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处。而晚明文学中的佛教及多元宗教因素，是当时诸多文学形式繁荣的重要动力，最典型的就体现在酬神戏剧上面。
安徽大学文学院讲师杜欢的报告题目为《迎神与镇魂：康海〈王兰卿〉杂剧的功能和历史语境》。《王兰卿》杂剧是根据明中期陕西盩厔王兰卿的真实事迹创作而成，其创作缘起当是康海为王兰卿的事迹所激，并因王氏得不到官府的“旌表”而作，目的在于告慰、镇抚其亡魂。报告以《王兰卿》杂剧的剧情为基础，结合了一系列的历史、文学、方志文献以及留存于现代的陕西地区祭祀戏剧表演等人类学活动，从三方面探讨了明杂剧的功能和历史语境。明初革新祭礼，太白山神被移除国家祀典，神仙遭到黜落，但民间信仰如初，康海在杂剧中扮演被废黜的太白山神，体现了遭贬士大夫的心理认同。他在民间迎神活动的感召下以神的身份降临，参加了王兰卿的丧礼，为其主持公道。这类程序谨严的迎神送神活动，在陕西地方志、康海、王九思的文学创作等文献中都有记载。在乡村祭祀活动上表演的杂剧中，不同的神在乡村丧礼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与明代的厉坛祭祀与城隍祭祀制度有关，相关神灵将人间事体告知城隍神，由其作出判决，决定亡魂的归属。最后讨论了王兰卿所代表烈妇鬼魂作为一种明代新兴的孤魂，开始在明代镇魂剧中占据重要位置，杂剧的表演与祭祀活动密切无间，其主要目的就在于镇抚、安慰烈妇的亡魂。
第三场讨论会以“‘身份’的书写与构建”为主题。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汤志波副教授的报告以《交际身份与诗学宗尚：论沈周“由唐入宋”的诗学转向》为题，讨论明代成化、弘治间吴中文坛代表诗人沈周的诗学宗尚。汤志波指出，沈周早年学诗宗唐，这既受时代环境影响，也是作为诗坛晚辈在诗歌交际时的必然选择。沈周40岁后画家身份逐渐确立，绘画取代诗歌成为其主要交际工具，于是不再留心诗艺，并创作了大量即兴题画诗，语言浅白近于宋诗一路，造成“由唐入宋”的转向。沈周终身不仕，晚年多作描写日常生活、个人感受的田园诗与闲适诗，最终“卒老于宋”。对沈周交际身份与诗学实践之考察，有助于更好了解明代吴中文坛的诗学宗尚问题。
香港树仁大学中国语文学系讲师许建业做了题为《明代金华地区乡贤编写中的骆宾王》的报告，报告从明代传记文学中乡贤传记、方志志传、举贤札子以及补传、集序，透过各种编写考虑与呈示样态，从而审察地方机制、学术文化、文人心态等与骆宾王形象编写的关系。此外，透过宾王形象在此间之转变历程，我们更特别看到嘉靖、万历以后关于文人价值的讨论氛围。报告以晚明金华兰溪文人胡应麟（1551-1602）为骆宾王写的《补唐书骆侍御传》，及举骆宾王入乡贤祠二事作为讨论起点。由此梳理骆宾王由“作乱”到“举义”的声名平反历程。此外，许建业从乡贤传记以及方志人物志中对骆宾王传的处理，反映其撰传重心或旨趣之偏向，完成“文学”与“忠义”之定位转移。最后，在乡贤编写的相关文献中，“器识”与“文艺”之论辩使得文人价值得到更加深刻而复杂的理解。从乡贤编写的骆宾王连结明代的传记文体、学术风气与文人价值诸话题，正是此报告之价值所在。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博士张曦文报告题目为《四库全书编纂对陈继儒身份的重塑》，陈继儒是中晚明士人争相效仿的对象，然入清后影响力渐被削弱。其时虽有个人批判声音，但编纂《四库全书》这一官方行为无疑在其形象和地位巨大转变中起关键作用。陈氏之作未有一种进入《四库全书》著录书，其说部著作仅入存目，史部、集部著作更遭禁燬。通过与现存翁方纲分纂稿的比对以及《四库进呈存目》的对比可发现，分纂官的客观评价已于进呈前变为《总目》提要中整体的负面评价，后世眉公形象被手握陈氏作品选择权的纂修官“否定”和“阉割”，清晰呈现明清易代后政治与学术之对立对明人形象的重构，研究明代文学不得不重视清人对明人形象重塑和覆盖的程度。
第四场讨论会以“‘阅读史’中的文本与批评”为主题。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叶晔教授的报告题目为《〈盛明百家诗〉与明别集的早期佚本及形态》。明代俞宪编选的《盛明百家诗》是现存大型明诗总集中编刊年代最早的一种，刊刻于嘉靖末年与隆庆年间。之所以关注《盛明百家诗》，是因为其中保存了很多当代（嘉靖年间）文人的诗歌作品。而这些文人的较全备文集，大多在万历年间才得以刊印。从实物书籍的角度来讲，虽然《盛明百家诗》收录的单个诗人的作品数量并不算多，却为我们考察嘉靖诗歌流通中的鲜活文本样态，提供了别具一格的文献学视角。叶晔教授指出，古代作家的自编文集，大致来说存在一个从小集到全集、从时间编次到分体编次的过程。无论是自觉的编印，还是他人的摘抄，小集流通仍是明代作家生前最重要的作品汇集、传播方式之一。尤其在明隆庆以前，当代诗人之间的抄卷流通仍有较大的规模。由于俞宪在书籍凡例中明言“诗有以体序者，有以类序，有以时与地序者。悉因元本，不敢妄为更定”，则编者并没有因自己的主观偏好而在选诗过程中打乱底本中的作品次序，那么，我们不仅可以根据《盛明百家诗》所录诗歌的篇次，梳理其所据底本与现存作家文集之间的版本系统关系；而且如果现存文集中的作品编次与《盛明百家诗》本差别较大，那么，我们还可以依据《盛明百家诗》中保留的篇次信息，还原其已佚的早期抄本甚至小型刻本的文本形态。除了编次差异之外，由于《盛明百家诗》的刊印时间，早于很多嘉靖朝诗人文集的最早版本时间，一旦两类典籍之间出现异文（文本差异），到底是编者俞宪的改动，还是作家晚年的改动，就成为另一个复杂的问题。有鉴于此，叶晔教授以王世贞《王凤洲集》、谢榛《谢茂秦集》 、吴维岳《吴霁寰集》诸家为例，考察其与作家文集中所见诗歌的文本改动关系及其文学史意义，指出以《盛明百家诗》为代表的即刊型选集在保留明代诗人的早期创作文本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天一阁博物院李开升博士的报告题目为《天一阁、阮元“书藏”说与近世藏书楼的公共转型》。报告包含了三个主要内容：“从‘儒藏’到‘书藏’”，“天一阁与儒藏、书藏”，以及“天一阁的公共转型”。儒藏说概念在经历程大约《墨苑》提出概念、孙羽侯补充内容、曹学佺完善体系、周永年由编纂转型为藏书之后，阮元通过灵隐书藏和焦山书藏的实践提出书藏概念。书藏即藏书之名词形式，目的是传之久远，供人阅览。天一阁与儒藏说同出现于明中后期，范钦（1506—1585）大概嘉靖时开始藏书，隆万之际建天一阁，与最早提出“儒藏”一词的程大约（1541—1610后）时代相近。明中叶书籍出版的繁荣是天一阁和儒藏说出现的共同背景。阮元任职浙江时多次登天一阁，指示出版第一部《天一阁书目》，并在书目序中首次总结天一阁藏书经验。阮元明言焦山书藏取法天一阁管理方法，与天一阁范氏禁例内容一致。最后介绍了各类书藏的发展情况，如杭州灵隐书藏、镇江焦山书藏、上海安亭书藏、广州万木草堂书藏、岳池朴园书藏……李开升认为书藏实际上是中国传统自身发展出的图书馆。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徐隆垚报告题目为《明帝国的文本统治术与地方士人的反抗——以唐诗“知识仓库”及其“读者共同体”为例》，由明初至晚明的“知识下移”为学界所习用之理论表述，但这一过程的内在张力和曲折未曾得到充分的史学呈现“知识仓库”与“读者社群”相互联系，前者用于描述士人公共获取的知识资源后者则指特定历史主体对于知识资源的阐释迻用。自明前期的官方视角来看，制度内部包含“翰林非翰林”的双轨机制，并计划将二者塑造为具备不同资源条件的知识共同体，从而达到确立中央文化权威的目标。然而，制度并非无孔不入，地方上的知识社群自有其能动性。建阳自宋元以来即是商业出版中心，其便宜的印刷技术使得赣、闽士人能够在民间延续并扩大其辨体诗学的传统，是为自下而上变革的“华南模式”。此外，弘治间杨一清赴陕主持学政，使关陇士人迅速与中央文坛上层的复古倾向相沟通，从而打破意识形态的闭锁状态，是为自上而下变革的“关陇模式”。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杨宜师以《晚明书林别集评点论考》为题做了报告。报告首先介绍了现存晚明书林别集评本数量，其后报告了晚明书林别集评本实物与版本厘定的情况，经研究，评本实物大多以眉评为主，其版式均分为上下二栏，上栏评语，下栏正文。评本实物还存在着“一书多本”的现象，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二，第一是“由合集逐渐演变为合集中每集以单行本进行流通”，第二是“坊刻本取代私刻本，在社会中广泛流通”，并以《三异人文集》《卓吾先生批评龙溪王先生语录抄》为例进行分析。报告随后介绍了坊刻别集评本编评中的的背景、择选、卖点、内容以及评语的删削。最后，杨宜师还说明了晚明布衣文士阅读世界中岁展现出的编者和读者的期待视野，展现了晚明阅读史中的关切点。
明代作为中国出版史、阅读史上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其所展现的社会风貌与其他时期相比产生了独具特色的魅力，此次会议最后进行了专题研讨，讨论了阅读史研究的方法当下与未来，希冀在未来能够在对当时的社会史、出版史、阅读史亦或是其他研究中产生更加全面而又深刻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