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5日，“照花前后镜：古代东亚的性别、身分与婚姻”工作坊在复旦大学智库楼106会议室举行。本次工作坊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该中心访问学者、美国格林内尔大学（Grinnell College）中日文系唐巧美老师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张金耀老师共同召集。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工作坊采用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方式。
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引驰老师首先致欢迎辞。陈老师对中心作了简要介绍，中心自成立以来便致力于推动海内外以人文学科为主的学术合作与交流，既有访问学者计划及相关的学术活动，也有与海外大学的学术交流与合作。陈老师向本次工作坊的两位召集人致以诚挚谢意，对各位参会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并预祝工作坊顺利举行。
与会学者合影留念
两位召集人随后介绍本次工作坊的缘起和旨趣。唐巧美老师希望借助本次工作坊，进一步理解性别尤其是女性研究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通过对古代人与性别问题相关的研究来观照当代人面临的性别问题，通过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性别问题来观照中国的语境，通过不同学科对这一问题的观照研究来相互探讨和学习。张金耀老师指出工作坊标题中“照花前后镜”的“镜”本为铜镜，铜镜常常是模糊的、昏暗的，本次工作坊探讨的古代东亚的性别、身分与婚姻的问题，也有许多地方像铜镜一样是模糊的、昏暗的，希望通过各位学者的研究，能够将这枚铜镜刮垢磨光，使其明亮澄澈一些。
第一场报告由张金耀老师主持和评议。首先由美国马里兰洛约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 Maryland）现代语言文学系副教授王凌靓华老师宣读《晚唐北里女伎诗初探》。晚唐孙棨《北里志》所载五位北里女伎所作的八首诗，不见于十世纪时编纂、收录女性诗作的两种诗歌选集——韦庄《又玄集》与韦縠《才调集》。因为他们收存女性诗作的目的并不相同：二韦重在选录具备审美功能的清词丽句以供欣赏，而孙棨则将之作为他着意保存的九世纪长安繁盛伎乐文化的一部分。这些女伎诗，不同于文人诗歌，它们浅白易懂，主要承担致信达意的实用功能；也不同于其他经过男性诗学标准筛选过滤的女性声音，它们更能反映当时女性的真实状况。
张金耀老师指出，报告中提供了韦縠编选《才调集》应曾采录《北里志》的证据，但是否有表明韦庄编选《又玄集》时读过《北里志》而不选录其中八首女伎诗的证据？二韦虽然选录了倡伎诗，但数量极少，选录诗歌时，身分往往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身分越低贱常常要求越严格，二韦未选录这八首诗是否与此有关？此外，时代与二韦大致相近的蔡省风所编女性诗人作品选集《瑶池新咏集》，俄藏敦煌写本尚存部分残页，可供进一步研究时参考。王凌老师回应称现存资料中尚未见到韦庄编选《又玄集》时读过《北里志》的相关记载，二韦选录诗歌的标准主要还是风格、才调，与倡伎等身分可能关系不大。唐巧美老师接着提问：在《北里志》中，会作诗的女伎与不会作诗的女伎受到的对待是否不同？应该如何评价这些女伎诗的文学价值？王凌老师答复尚未见到女伎因会否作诗而受到不同对待的明确事例，不过女伎因为能作诗而更容易受到文人的欣赏，也更容易产生共鸣。这些女伎诗总体而言比较口语化，写作水平并不高，与文人诗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历史系教授卢苇菁老师接续发表《清代佳偶与欧美伴侣婚姻之异同》。近年来随着性别史研究的兴起，不少学者采用欧美史学中的伴侣婚姻（companionate marriage）这一概念来描述中国清代文人崇尚的佳偶婚姻。清代佳偶婚姻推崇夫妻关系的完美契合，以文学才华的匹敌和感情的契合为特点，但是它和欧美伴侣婚姻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与表现形式都大相径庭。北美的伴侣婚姻伴随现代家庭的产生而兴起，而清代的家庭制度没有出现本质的变化；佳偶婚姻局限于书斋之内，也并未打破过去的那种夫为妻纲的婚姻制度，即使在佳偶婚姻中，丈夫娶妾的情况也并不鲜见。通过比较这两种婚姻方式产生的历史和实践，可为观察清代的婚姻、家庭与性别关系提供新的视角。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卢苇菁老师报告
张金耀老师对此提出如下问题：报告所讨论的“佳偶”与传统上的“才子佳人”有何差异？“佳偶”这一概念，是更多地从道德、感情方面考虑，还是更多地从才艺、修养方面考虑？另外，清代宗室爱新觉罗·奕绘与侧室顾太清伉俪情深，常相酬唱，可否补入报告所列“佳偶”示例中？卢老师认为，与“才子佳人”相比，清代“佳偶”强调的最主要是才情的唱和，然后才是感情的融洽。“才子佳人”注重文才与容貌的相配，但容貌并不是界定“佳偶”的必要条件，“佳偶”在道德方面也没有特别的要求。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报告探讨的清代佳偶仅限于汉人，身为满族人的奕绘与顾太清等暂不涉及。唐巧美老师则注意到，《红楼梦》中描写的贾宝玉与林黛玉的关系似乎符合卢老师所谓的佳偶，而与薛宝钗的关系，则与传统的婚姻关系更为契合，这样的安排是否体现了作者对清代佳偶婚姻的反映？最后宝黛关系不得善终，又是否体现了作者对佳偶关系持保留意见？另外，报告中略微提及了《浮生六记》，它在清代的接受度是否不太高？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卢老师表示，自己目前只考察历史材料，不涉及文学作品，所以没有考虑过《红楼梦》。关于《浮生六记》，沈复写就之后，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晚清时残存的书稿才被发现，随后才进入大众的视野。
复旦大学中文系张金耀老师评议
接下来的第二场报告由唐巧美老师主持和评议。以其他国家古代的性别、身分与婚姻问题为对象的研究，以及用文学作品以外的材料探讨中国古代的性别、身分与婚姻问题，为本工作坊的主题提供了多元化的视角。韩国首尔大学自由专攻学部副教授Javier Cha 老师先行报告“The Bigamy Prohibition and the Question of Confucian Orthodoxy in Late Medieval Korea”（《重婚禁令和中世纪晚期朝鲜的儒家正统观念问题》）。高丽王朝（918-1392）晚期普遍存在一夫多妻现象，即一个男子在家乡娶妻之外，又在京城娶妻，形成同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嫡妻的重婚现象。针对这一现象，此后朝鲜王朝（1392-1910）的开国君主太祖颁布了禁止重婚的诏令。研究者多从唐宋以后儒家思想对于朝鲜社会的影响这一角度切入分析，Cha老师对此并不认同，而从太祖本人及其家庭的婚姻现实出发进行探讨，并考察当时熟知中国儒家经典的士人们的婚姻经历，试图揭示朝鲜王朝的这一社会变革，不尽是受到了中国儒家经典思想的影响，而更是朝鲜王朝内部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韩国首尔大学自由专攻学部Javier Cha老师报告
唐巧美老师在对汉末六朝的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两嫡现象，对相隔10个世纪之久的古代韩国出现的类似两嫡现象倍感兴趣。她提出以下问题：为何这一重婚现象在此前并不构成问题？这种社会现象何时出现？其存在是否有特殊的背景？Cha老师回应称，这种现象仅见于高丽王朝晚期和朝鲜王朝初期。在此之前，并不是没有一个男子同时拥有多个妻子的现象，只是当时他们的子嗣不像后来朝鲜王朝时那样具有合法性，甚至不被视作庶子。后来由于高丽王室与蒙古帝国之间通婚，几个潜在的王位继承人之间进行激烈的权力争夺，而嫡长子在这场争夺中显然更具有优势地位，因此朝鲜王朝太祖颁布重婚禁令也就顺理成章了。
韩国首尔大学亚洲中心美国富布莱特访问学者Tony Qian老师的报告“Cases of Marriage Formation and Dissolution in the Tang: Arguments Beyond the Law”（《唐代婚姻缔结和解除的案例：法律之外的论点》）从法律和文献相结合的角度切入，进行唐代判词的相关研究。《唐律疏议》第175条和第189条有关于婚姻缔结和解除的法律条文，然而唐代的相关判词中，却并未援引这些法律条文。通过逐一解读这些判词中所用的典故，可以见出唐代的法律条文与司法实践之间存在一种张力——相比于严格遵守法律条文，判词的作者更倾向于从历代史书、儒家经典、诗歌传统中寻找依据。
韩国首尔大学亚洲中心Tony Qian老师报告
唐巧美老师指出，这些判词的作者显然对传统经典非常熟悉，但是他们对于法律文书是否足够熟悉？判词很多只是文学作品，而非真实的法律判决文书，是否有实际的法律判决案例来证明法律条文和司法实践之间存在张力的现象存在？卢苇菁老师则指出，这些判词的写作更像是一种文学训练，以展现他们对于经典的熟练掌握。Qian老师认为，这些判词的作者所具备的法律知识比他们在判词中呈现出来的更加丰富。这些判词虽然是虚拟的，但可以看到它们不仅承担了司法作用，更是借助这种修辞而起到教化民众的功能。而且这些判词并非司法判决时采用的唯一依据，另外还有其他材料以补充细节和提供证词。
美国格林内尔大学中日文系唐巧美老师评议
第三场报告由陈引驰老师主持和评议。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老师首先报告《面对婚姻生活的废墟——试说〈诗经〉几首婚变诗中女子的不同心态》。《诗经》中关于两性关系的作品占有较大比例，这体现出当时对婚姻、家庭的重视，也反映出婚姻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后来汉儒的训解既为《诗经》的研究提供了便利，但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诗经》的本意。李老师越过汉儒的训解，直接对《诗经》文本进行梳理，并结合历史文化背景予以分析，《诗经》本身呈现出的对于女性的态度，与汉儒以降的诠释非常不同。然后结合《诗经》的具体篇目，归纳女性面对婚姻失败的几种表现类型，并逐一深入解读。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李山老师报告
陈引驰老师在评述之后提问：报告中提及的作品在《诗经》的风、雅中都有呈现，它们在《诗经》中的分布，是出于有意的考量，或者只是无意识的结果？李老师回应认为这种分布可能是无意识的。各地的风调不同，但不同的诗之间具有统一性。这可能是因为周代文化和殷商旧俗之间，直到春秋时期还在持续进行争斗，《诗经》保留了其中的吉光片羽，让我们看到了不同于周文化的声音的延续。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戴燕老师随后发表《〈洛神赋〉的生成、流传与变形》。曹植的《洛神赋》极具生命力，流传甚广，研究也很多，长期以来被视作书写曹植与甄妃爱情的作品，而戴老师指出这其实是一种有趣的误读。曹植写作《洛神赋》的目的并不在于爱情，而在于守礼，但是曹植的文学才华使得读者往往将这篇赋误读为情赋。关于《洛神赋》的流传，戴老师引入书法史、绘画史的相关材料，表明《洛神赋》从三世纪诞生到六世纪以前，持续不断地被抄写，而图像是使《洛神赋》流传更广的媒介，但随着艺术形式的转变，它传达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形，而使得读者更容易将《洛神赋》理解为曹植和洛神之间的爱情故事。
复旦大学中文系戴燕老师报告
陈引驰老师就此欲进一步了解，报告中提及《洛神赋》图像比文本的影响更为广泛，这一论断是仅限于中古时期，还是置于整个历史时期来考虑的？如果是中古时期，是否有可能文本比图像的流传更加广泛？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邓菲老师提出报告中所说的“守礼”在图像中能否找到表现的痕迹？文学的洛神和艺术的洛神之间是否有所关联，或者二者之间是否有共同点？戴老师回应，通过逐点对照、分析图像与文本的差异，能够看到“守礼”在图像上的表现痕迹。图像中的洛神始终在水里，而帝王在岸上，这其实是画家对人神相隔的表现。张金耀老师就报告中所述之“良媒”发表看法，戴老师指出“良媒”在《洛神赋》有具体的指向，就是曹植的政治依靠。
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引驰老师评议
第四场报告由邓菲老师主持和评议。艺术史领域的研究，也是性别、身分与婚姻问题研究的重要一环。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黄小峰老师从观看的角度出发，分享了《启蒙与家教：探寻宋代为女性与儿童观看的图画》的报告。观看在中国古代图画的演变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黄老师特别关注到一类以女性与儿童为观看对象的图画作品，通过对大量相关图画的搜集、对照和解读，黄老师发现在特殊的语境之下，女性观看者也有可能在男性化的图画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观看方式，同时，这种观看方式也会对图画制作的内容和形式产生影响。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黄小峰老师报告
邓菲老师就此提出一系列问题：在观看图画的过程中，观者是谁？是否存在预设的理想观众（如女性、儿童）？是否存在特定的观看时间和观看场合？是否存在专属的观看内容？观者又是如何去观看？为什么要观看？谁来决定、影响观看？现场观众也随即提问。黄老师择要答复，不能因为图画中描摹的是女性的身体，就认为它排斥男性的观看者。很难说某个图画专属于某种观众，也许某个图画在制作时设想了某种特定的观众，但当它被制作出来后，它的观众是不可控的。戴燕老师指出，魏明帝时营建的景福殿中后妃的房室内就有描摹古代列女的图画，用来营造良好的环境，这些图画应该就是给女性与儿童观看的。黄老师表示赞同，例如《女史箴图》中就有很强的对女性的道德规约意味，这表明观看是可以被约束和被塑造的。
明清小说历来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大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夏薇老师从明清小说中理想女性形象的塑造入手，报告《男性的审美：明清小说性别问题研究》，主要探讨古代宗法制度下男性和女性的生活状态在明清小说中的反映。在男性中心主义的笼罩之下，明清小说对于理想女性的塑造，往往成为作者性别观念的客观反映。通过对明清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研究和分析，总结出小说所塑造的“实用型”“灵魂型”“德情兼备型”“缺憾美型”等四种理想女性的形象，并详细剖析每种理想女性形象的塑造背后体现出的性别观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夏薇老师报告
邓菲老师评议时进一步连续发问：关于女性的认知和态度形成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性别因素在女性理想形象的构建中起到何种作用？如何看待文学中的理想女性与现实中女性的真实状况？如何寻找、展现女性自己的“声音”？夏老师回应指出，女性是一种被建构的性别的理论由波伏娃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女性主义发展的趋势，是要努力去解除性别的约束，而随着相关理论的发展，建构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复杂。古代小说中关于性别问题，有很多例子可以拿来进一步讨论。许多情节的设置，虽然今天的读者可能很难感受到，但其中携带了很多性别的因素。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邓菲老师评议
全天四场共八篇论文报告、评议、讨论完毕之后，本次工作坊圆满结束。召集人唐巧美老师、张金耀老师对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提供难得的机会和诸多的帮助、对各位在场在线莅临参会的学者以及旁听的同学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次工作坊汇集了海内外文学史、妇女史、法律史、艺术史等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来共同探讨古代东亚的性别、身分与婚姻问题，参会学者的报告、评议和讨论促进了不同学科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也让我们对这一主题有了更为丰富和深入的了解。
线上会议现场
线下会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