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李天纲:“海派”何以反哺与引领“江南”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22-01-12浏览次数:10

从1607年利玛窦、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到1857年伟烈亚力、李善兰翻译后九卷,这个延续250年的文化传承接力运动,正好发生在上海、嘉兴、苏州、杭州等江南核心地带,正好发生在上海地区的文化从“江南”到“海派”的转型过程中。《几何原本》中文本的翻译过程,可以形象地说明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既有延续性,又有创新性。


传习“利徐之学” 

开启“百年翻译运动”

徐光启生活的明朝万历、天启年间,是江南文化的全盛年代;李善兰工作的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则是海派文化的萌芽时期。倘若把《几何原本》作为一个象征,正好可以看到近代科学思想如何在江南文化扎根、在海派文化中生长。

利玛窦把《几何原本》带到江南后,曾与常熟瞿太素、金坛王肯堂、江宁张养默一起讨论过翻译出版的问题,但都没有成功。徐光启有着更好的算学知识和沟通能力,他帮助利玛窦经过4年的艰苦翻译,最终在北京出版了《几何原本》。
  《几何原本》被称为科学家的《圣经》,经过文艺复兴运动的整理、研究和提炼,已成为现代人类科学思想的基石。法国科学家、哲学家帕斯卡认为,“几何学精神”可以脱离几何学而转移到别的知识方面去。一部道德的、政治的或者批评的著作,如果能按照几何学的风格来写,就会写得好些。
  徐光启参与翻译的《几何原本》是全书前六卷,1607年刻印后在江南地区逐渐流传开来。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刻苦钻研的考据学在江南地区占据上风。江南文人在诗酒风流之外,进一步发展出实事求是的扎实学风。《几何原本》以及以几何、测量、计算为基础的天文、地理、历法学问,即被称为“利徐之学”的学问,得到一代代江南人的传习。
  明朝以前,中国历史上多少年没有见过这种口占笔画的儒生了。他们不再是那种问卦卜算、空谈三玄的命师,而是画图形、列等式、求公理,绞尽脑汁地计算。这样的人数量不是很多,但大多学问好、声誉高,也未必都去考试做官,包括黄宗羲(余姚人)、顾炎武(昆山人)、王锡阐(吴江人)、梅文鼎(宣城人)、江永(婺源人)、钱大昕(嘉定人)、阮元(扬州人)、李锐(苏州人)。
  “利徐之学”经过他们的接力传授,19世纪中叶以后又传回上海,在松江和临近地区涌现出一批算学家。他们在没有西洋教师直接传授的情况下,把“利徐之学”当作自己的志向,作为“经学”和“汉学”的重要内容,自觉而挚爱地加以研究。
  清朝道光十七年,松江府金山县张堰镇士绅钱熙祚出资校勘、刻印《守山阁丛书》,有几位只有秀才身份的学者在《几何原本》和天文、历算的学问上下了大功夫。他们是顾观光(金山张堰人)、张文虎(南汇周浦人)和李善兰(海宁硖石人)。
  《守山阁丛书》收入112种图书,大部分是乾嘉学派学者都乐于从事的经史子集著作。但难能可贵的是,其中有11种是“利徐之学”的天文、历算、舆地著作。明清科举考试没有数学和自然科学内容,但顾观光、张文虎、李善兰三位秀才硬是把这些“无用”又繁难的学问给啃下来了。
  顾观光去世较早,无缘参与清朝“同光中兴”;张文虎加入曾国藩幕府,曾任新建改良南菁书院山长;李善兰的成就最大,在外国教师垄断教职的京师同文馆担任算学馆教习,即数学系主任。
  鸦片战争之后,上海恢复了曾经有过的文化宽松氛围,“西士愿习中国经史,中士愿习西国天文历法”。与之相伴,江南地区也复活了“利徐之学”那种“翻译、会通、超胜”的学术风气,中外士人共同探讨科学真理的机构先后建立,如墨海书馆、土山湾印书馆、江南制造局译书馆、益智书会、广学会、徐汇公学、格致书院、中西书院等。这些机构是江南学者的聚集场所,也是中国近代科学、文化、教育的发源地。
  1852年,李善兰应伟烈亚力邀请,来到福州路麦家圈,一起翻译《几何原本》后九卷。1857年,《几何原本》后九卷译成,松江学者韩应陛主动提出出资刊刻。这一义举,再次表明上海接续“利徐之学”的热情,说到底体现了江南人对于确定知识的长期执着、对于科学公理的一贯探求。
  梁启超把明末清初的西学运动与唐代的佛经翻译相比较,称为第二次文化输入。世界史上历次文艺复兴,包括欧洲文艺复兴、阿拉伯文艺复兴、俄罗斯文艺复兴,在各自复兴之前都有高强度的翻译运动。海派文化能够从江南文化中脱颖而出,近代上海能够在新文化、新思想、新知识的开拓中走在前列、得风气之先,是不是可以说与《几何原本》为代表的“百年翻译运动”有关?


一些小小“精明”
烘托出整体的“高明”

从科学家创造的角度来看,人们通常认为学说、思想和智慧是一种个人贡献。但从文化环境的角度来说,像“实事求是”“科学求真”的思想方法,其实也与“精打细算”“锱铢必较”的社会风俗存在关联。

很多研究表明,中世纪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地的商业风气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社会基础,《几何原本》正是在这种民间风气下复活的。在中国,为什么是江南和上海率先引进、发展近代科学?这也和江南市镇经济繁荣、商业文明复兴以及中西文化密切交流的独特局面有关系。
  近代海派文化正是全面继承明清时期的江南文化,又融入19世纪世界先进文明,才在20世纪达到了一个能够在长三角地区反哺和引领的高位。
  1843年前后,江南文风就开始从苏州向上海转移。实际上,早在乾隆、嘉庆年间,上海、松江、金山城中已经出现了众多藏书家、刻书人,不亚于“苏藏”“苏版”。之后,由于墨海、美华、土山湾、江南制造局等书馆的建立,著书、译书、销书进一步崛起,福州路上的大书局以不同于江南原有的方式兴盛起来。
  此前分散在江南各地的文人学者,开始聚集到上海福州路、虹口、徐家汇周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生产出一大批新知识、新学风、新思想,形成了新文化。这就是海派文化不但传承了江南文化的传统性,而且发展出更多现代性、普适性的轨迹。
  过去对海派文化的一个批评,就是它的商业性、世俗性。提出这样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因为大家都讨厌莎士比亚笔下“威尼斯商人”的价值观。但如果要描述一个地方、一座城市的整体精神,就要作出比较仔细的区分。
  举个例子,徐阶、徐光启两个“徐上海”,在明朝的文渊阁里都被评价为既“精明”又“高明”,徐光启甚至还有“迂执”之名。商业文明中的“精明”不都是弱点。如果江南社会、上海市井没有一个普遍的商业环境,如果“锱铢必较”受到普遍抵制,那么“实事求是”的学风也就不会出现,更不会持久,就不会有徐光启、李善兰在数学上表现出来的那番“精明”。海派文化中一些小小“精明”,烘托出的是一个文明整体的“高明”。
  《几何原本》这样一部改变人类思维方式的著作,在上海传承250年,正是江南地区文化转型、走入近代、走向世界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思维进一步趋于理性、进一步掌握辨别和分析方法、使用证明来说理的一个学习过程。由此,得以推动理性的普及、限制权力的滥用。
  总之,“几何学精神”率先在江南文化中复活,近代理性精神在海派文化中得到发展。这种文化特征应该被注意到,值得好好研究,并且提炼出来作为思想资源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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