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金光耀:从新编方志资料看知青上山下乡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22-01-18浏览次数:11

2021年11月27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金光耀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第五届地方文史高级研修班,以线上方式进行了题为“从新编方志资料看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学术讲座。本场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阮清华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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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耀表示,这个主题来自他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金大陆研究员联合做的一个项目。“文革”结束以后,少数地方开始了第一轮新地方志的编撰,1980年代在全国普遍开展起来。到2001年,全国规划的省、市(地)、县三级志书六千多部中,已完成并出版的有四千多部,超过了75%。到2005年,全国第一轮修志工作宣告基本完成,完成规划志书的86.36%。

地方志是研究知青上山下乡的重要材料,有关知青的史料大多出现在省、市一级志书的劳动志中,一般都有“知青上山下乡”的专编或专章,其资料来源均为政府的档案文件。而劳动志之外的其他专业志中也包含许多有价值的知青史料,这些还没有引起很多研究者的关注。例如交通运输志中有运载知青上山下乡的情况,轻工业志、商业志中有按政策供应知青下乡用品的条款;教育志、出版志中有为知青举办函授教育、编辑知青读物的材料;司法志中有关于知青刑事案件的信息。

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研究,大都是在全中国的层面上展开,但上山下乡在各地显示出很大的差异性。北京、上海、天津等直辖市是知青上山下乡的主要输出地区,黑龙江、陕西、内蒙古、云南等省区是主要接收地区。同为接收地区,上述各省区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同,还有的省份如江苏省、广东省等,知青主要在本省范围内下放和安置,这就使各地知青的上山下乡带有各自的特点。

金光耀提醒研究者要关注地方志资料,深入到地方才能观察到上山下乡展现出的多面相,揭示出在各地的差异性,更好地认识和反映这场涉及全国的社会运动。同时也要承认,新编地方志存在着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这是因为编纂人员的背景不同,以前从事的工作不同,对地方志编纂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就知青上山下乡而言,新编地方志就出现了内容详略不一甚至缺漏的情况。

新编地方志数量庞大,就研究者个人而言,很难大范围地从中寻找与知青上山下乡有关的资料。并且,地方志流通范围有限,许多图书馆收藏不全,这也给研究者查阅带来了不便。有鉴于此,金光耀与金大陆发起《中国新编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资料辑录》资料汇编工作。此项目于2011年11月正式启动,有50多名老知青作为志愿者共同参与,共查找了6500余部方志,项目成果于2014年正式出版。

新编地方志对知青研究具有怎样的价值,提供了哪些史料,金光耀从四个方面进行讲解。


一、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安置经费

在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1962-1979年,中央财政下拨的知青经费达75亿元之多,地方财政以及企、事业单位花的钱大体与中央财政下拨经费持平,合计不下150亿元。”这部书使用的材料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档案,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有专门的章节叙述1966年之后的知青安置经费,但这两本书均没有涉及各省经费使用的具体情况。

而各省、市、县的劳动志、财政志中却有这方面的详尽资料,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各地经费使用情况有很大差别。例如,根据《黑龙江省志·劳动志》,1968-1979年中央财政拨给黑龙江上山下乡经费78766万元,黑龙江实际支付113441万元,支出超过国家下拨额度。广东、陕西、广西也都有详细的知青安置款下拨与支出记载,与黑龙江不同的是,支出均没有超出国家下拨额度。

另外,在知青安置经费的人均使用情况方面,各省、市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即使是一个省内,各县经费使用情况也存在差异,如福建省多数县知青人均实际使用经费300多元,但长汀县却高达到531元,永定县则只有158元。金光耀认为,这种差异背后所反映的问题,是各地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原因,还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关,有待进一步研究。

与知青安置经费相关的是知青输出城市对知青接收地区的物资支持。《上海青年志》记载了1968-1973年上海市对接收上海知青的省、区提供价值1600多万元的物资。到1975年,上海市给在各地知青提供大小拖拉机、拖斗、汽车、柴油机、发电机等物资,价值5500万元,还提供无息贷款500万元。这一情况在接收地区的地方志中也有反映,《巢湖市志》记载了上海支援巢县无息贷款4.7万元,先后拨给3批支援物质。知青输出地对知青接收地的支持,是知青史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也是研究“文革”期间城乡经济关系的重要切入点,方志中的相关资料应得到关注。


二、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动员政策

上山下乡号召之初,各地大都采取了一片红、一刀切的做法,随后一些地方相继有政策出台,规定了可以不动员下乡的范围。金光耀所见的地方志资料中,安徽省铜陵市是最早出台相关政策,在1969年就明确规定了可以不动员下乡的中学毕业生的范围,涉及病残和家庭困难两个方面。1972年,一些省份或城市也出台了这方面的政策,《吉林省志·劳动志》明确提出“五种人”不动员下乡,广东省、哈尔滨市也有类似政策。

1973年,中央对知青动员政策进行了大规模调整,颁布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中明确了不动员下乡的“五种人”。金光耀提出,今后研究的方向应注意地方出台的知青政策对中央是怎么产生影响的,中央从地方吸取了什么,从区域史的角度推进知青史研究。


三、关于知青婚姻

金光耀肯定了刘小萌在《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的相关研究,认为这是目前对知青婚姻问题最为翔实的研究。而金光耀等人通过查阅地方志,又发现了很多关于知青婚姻的资料,可以对刘小萌的研究进行补充。有的地方志虽然资料和数据不完整,难以全面地反映在乡知青的婚姻率,但这些数据也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通过查阅地方志,金光耀等人发现浙江知青婚姻情况与其他省份有明显不同。在“农婚知青”较多的浙江绍兴县,已婚知青的比例比其他地区要高得多,1978年绍兴县有农婚知青六千多人,占在乡知青33%。并且,浙江余姚县农婚知青的比例也高达19%。另外一个独特的现象是,绍兴的男知青与女农民结婚多,通常认为是女知青与男农民结婚比例高,这样的情况依据现有材料无法给出确切的解释,但从地方志中可以找到初步答案。浙江省知青上山下乡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本省甚至本县安置的多,金光耀认为,在本地插队,没有背井离乡之感,比较容易融入农村社会,也更容易建立起恋爱关系。此外,绍兴、余姚一带的农村经济状况相对较好,城镇与乡村间的经济生活水平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这些可能是浙江知青婚姻情况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原因。


四、与知青相关的案件

各级地方志中记载了很多上山下乡中涉及知青的刑事案件,尤其是司法志、法院志、审判志,这些地方资料的价值性和珍贵性在于弥补了相关档案未开放的不足之处。

金光耀还对未来利用地方志研究知青史提出了建议。第一,从地方志中发现被忽略或者还没有引起重视的问题。对于一些已经被意识到的、但因资料原因而无法推进的问题,也可以尝试从地方志中查找。第二,方志提供了从区域史角度切入来深化知青史研究的可能性,将研究范围从全国深入到省市区县。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差异很大,虽然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地区差异性依然显著地存在,因此同一项国家政策在不同地区的推行并不完全相同,在不同人群中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可以进一步开展各省区知青史的比较研究。第三,应整体地从省、地、县三个层面上综合利用方志资料,将传统的历史学方法与社会学、统治学等方法结合起来,对知青上山下乡的信息进行综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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