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6日，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碑刻、考古资料所见中古道教日常生活”(Epigraphic and Archeological Materials as Sources for Daoist Lived Religion)学术讲座在光华楼西主楼1001室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由达特茅斯学院宗教学系副教授李福(Gil Raz)担任主讲，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许蔚老师主持。
李福(Gil Raz)，达特茅斯学院宗教学系副教授。他的第一本书Emergence of Daoism, Creation of Tradition (Routledge, 2012)《道教传统的兴起与创造》（劳特利奇出版社，2012年）探讨了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在公元二世纪至五世纪之间的出现和发展。他合编的论文集Poetry and Religion in Medieval China: The Way and the Words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23)《道与言：中古中国的诗歌与宗教》（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2023年）探讨了道教、佛教、诗歌和其他文学形式之间的复杂互动。他近年的研究着重于碑刻、考古资料所见中古时代生活道教的日常。他的研究旨趣包括中古中国的宗教互动和交流、道教身体观、宗教视觉与物质文化、仪式研究、神圣时间和空间的观念。
主持人许蔚老师首先对李福教授长期主持的中古道教项目进行了简单介绍。该项目自2018年启动，涵盖了大量与道教相关的碑刻与考古资料，计划建立一个大型的公开数据库，以供学者们进行研究和参考。
首先，李福教授对道教的定义、历史进行简要阐述。他认为道教有多元化定义，并列举了五种成分：（1）“道”作为鸿洞有影响的过程，同时它先于宇宙的发散并在人类世界中活动，不必是人格化的。（2）人类通过仪式方式有效接近这种过程，并对它的成功追寻而实现超越。（3）这些方式在师弟派中秘密地、限定地传承。（4）这些教派拒绝所有不敬畏直接表现“道”地实现，道教通常用官僚化、超人类世界的交流方式代替了祭祀和其它血牲祭祀。（5）末世论是追求超越的基础，把道教与早期追求长生的传统和共同宗教区别开来。
佛教和道教是中国历史上的两大宗教体系，两者关系复杂多样。在分析道教与佛教的关系时，李福教授指出，二者并没有明确的边界。宗教的范畴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广泛的实践和话语中通过互动、选择和挑选而构建出的有意义世界。他称这种互动为“生活宗教”，意指地方宗教实践具有自主性，不应被视为制度化、经典化宗教的次生、不正或表面形态；相反，地方宗教是创新与创造的源泉。
针对宗教经典是否与宗教标准化划上等号的问题，李福教授指出，宗教是一种人类与超人类主体之间经验、行为、信仰和交流的复杂体系（Spectrum of experiences, actions, and beliefs, and communications between humans and extra-human agents）。而“生活宗教”则更注重地方宗教的自主性，将地方宗教视为创新的源头。李福教授以此为基础，探讨了道教实践群体之间的争论，如《老子想尔注》中的“世间常伪伎，因出教授，指形名道，另有处所，服色长短有分数，而思想之。”以及《抱朴子内篇》中对于道教仪式和身体观念的详细描述：“一有姓字服色，男长九分，女长六分，或在脐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绛宫金阙中丹田也，或在心下绛宫金开中丹田也，火灾人两眉开，却行一寸为明堂，二寸为洞房，三寸为上丹田也。此乃是道家所重，世世歃血口传其姓名耳。”
李福教授引用《老子想尔注》中的“道至尊，微而隐，无状貌形象也；但可以从其诫，不可见知也”，强调道教早期并无造像之传统。《道德经》中的“大象无形，道隐无名”也进一步揭示了老子所推崇的自然美学观念，即推崇自然的、拒绝人为造作。李福教授还特别引出与 “真道”对立的“伪伎”(false arts)这一概念，指出《想尔注》对伪伎的有力批判：“今世间伪伎指形名道，令有服色、名字、状貌、长短，非也，奚耶伪耳。”
李福教授在讲座中还展现了许多有关于“道教无形”(the Dao is formless)的说法。他进一步援引陆修静在《道门科略》中的观点，说明道教的核心在于内在的修行而非外在的造像：“奉道之家，靖室是致诚之所。其外别绝，不连他屋。其中清虚，不杂余物。开闭门户，不妄触突。洒扫精肃，常若神居。唯置香炉、香灯、章案、书刀四物而已。必其素净，政可堪百余钱耳。比杂俗之家，床座形像，幡盖众饰，不亦有繁简之殊、华素之异耶？”陶弘景在《陶隐居内传》所提到的“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礼，佛堂有像，道堂无像”也印证了道本无形的理念。
随后，李福教授介绍了他搜集的数个中古道教碑刻故事，重点集中于公元480年至580年间关中、泾渭流域、芮城、洛阳等地区的碑刻历史。他首先展示了位于药王山的袁神荫造天尊像石，这一三尊背屏式的造像制作于隋代开皇六年（586年）。碑文记载了袁神荫为家人祈福而造像的缘由：“至道□静，非言□□/通妙里，化被边周，非／形无以显其质。今有／道民袁神荫，故能减／割资财，为二□□□/□息洪药及世□□，/□在家门，并内外□/属，造天尊像一区。／开皇六年正月卅日造。”其次，李福教授讲述了男官姜纂为亡息姜元略敬造石像的故事，碑文中赞颂了姜元略的德行：“清信士姜元略，志隆邦国，仁越州闾，衡巷仰风，乡邑誉望，早洞玄源，夙达空旨。”第三个石像故事涉及故事洛阳偃师的孟阿妃为亡夫朱元洪造老君像的事迹。
通过展示道民冯神育等造像、田良宽造像碑、姚伯多造像碑等考古资料图像，李福教授以比较的视野梳理了道教和佛教组织结构和成员名称的异同。冯神育造像碑是由二百余位道民集资建造，风格样式接近佛像，正显示北魏道教造像并不多见。田良宽造像碑，又称邑子四十五人造像碑，是现存最早的道、佛混合造像碑之一。作于北魏太和二十年(公元 496年)的姚伯多造像碑是迄今为止所知最早的道教造像碑，其内容和形式都具有独特价值，被誉为“三绝碑”。李福教授也借此讨论了北朝佛道造像碑与灵宝经的密切关系，指出其经典依据，为我们认识北朝佛道造像碑的建造提供了较为令人信服的新认识。
最后，李福教授展示了四川丹棱县龙鹤山等碑刻和考古资料，介绍了项目数据库的建设进展，预计将于今年12月向公众开放。讲座结束后，现场师生就考古资料与道教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疑问，展开了热烈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