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6日下午，《中国学人海外博士论文丛刊》发布会暨“中国学人海外获得博士论文研究”工作坊在复旦大学智库楼举行，活动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
据袁同礼先生《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中国留英同学博士论文目录》《中国留学欧洲大陆各国博士论文目录》等收载 ，中国学人在海外撰写的博士论文，有4717篇，如放宽视域，更加搜检，将远超此数。《中国学人海外博士论文丛刊》将择其精要，由中西书局刊印出版，借以展现中国现代学术走向世界、融入国际学界的一个侧影。
本文为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丛刊主编陈引驰教授在发布会上的致辞，转载自澎湃新闻。
欢迎各位的光临，感谢各位的光临！
这次会议的召开，是因为之前黄曙辉兄邀我参加《中国学人海外博士论文丛刊》的工作。一个多月前的三月二十七日，与曙辉兄和王启元在复旦的南苑餐厅碰面，起意配合“丛刊”的刊布，组织这样的一个讨论会。此后，特别是因为启元投入了许多的精力，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做成了这件事，有了今天的相聚。
当然，这个会以及丛刊的编集，最主要的推动和实现，是因为曙辉兄和中西书局。在“丛刊”正式启动之前，据我所知，曙辉已印出了林藜光的四卷《梵文写本〈诸法集要经〉校订研究》和Achilles Fang（方志彤）的《庞德〈诗章〉研究》（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Pound's Cantos），这两部书，都可谓是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国学人海外著述的顶尖作品。恰好，我个人与这两部书，都有些前缘。
林藜光是现代中国佛学研究的杰出学人，我个人最初了解到他是2000年初在哈佛，当时哈佛燕京图书馆发现了一批钢和泰男爵的文献，梵文与印度研究系的范德康（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教授请当时在那里短期访问的沈卫荣先生看看这些材料，沈兄路上遇到我，约我去一起翻翻。这些材料非常丰富，仅与中国学人的信件就有与胡适、陈寅恪、翁文灏等等的往还文字（与西人的往来信件也很有趣，其中有一信而多次起稿的），其中包括了钢和泰与其学生辈的于道泉和林藜光的通信——有关后者的情况，八年前沈卫荣教授在《文汇报·文汇学人》上发表了《林藜光先生与钢和泰男爵》的文章述其始末。林藜光对《诸法集要经》的研究，是经典性的，我对于佛典的多种语言文本对勘研究这方面的学问很无知；仅凭对钢和泰那些材料的记忆，转而对三联版《陈寅恪书信集》中一份信的系年提出异议，承陆灏兄美意，发表在他当时主持的《万象》上。
方志彤同样是一位传奇性人物，早年在清华读哲学，与乔冠华、钱钟书差不多同时，而后在北平等处工作（有关他与在华美国学人的交往，差不多十一年前北京大学的高峰枫教授有文章在《上海书评》上发表），一九四七年他有机缘接替李方桂，参与《汉英词典》的编撰而转去哈佛，之后一直作为非正式的教师在那里任教。我很早就了解一九三零年代初方志彤在北平清华大学的情况，上世纪末的一九九七年，陈尚君教授撰文质疑唐代司空图对于《二十四诗品》的著作权，我翻译了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在《中国文学思想读本》（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1992）中的一条注释（当时正在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的南京大学张宏生教授复印了一份邮寄给尚君老师），其中提到方志彤曾有文章论说《二十四诗品》并非司空图之作（后来我问过宇文教授，他实际上并没有见过方，因为他一九八二年从耶鲁转任哈佛教授的时候，方已退休），同时我对相关情况做了说明，拟题《方志彤、宇文所安与〈诗品〉辨伪》，刊登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后来我与在哈佛亲炙过方志彤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梅维恒（Victor H. Mair）教授、加州大学圣芭芭拉校区艾朗诺（Ronald Egan）教授（现转任斯坦福大学教授）都聊到过方志彤，前者感叹“大耳朵方”非凡的语言能力，后者则津津乐道一九七九年钱钟书先生访问美国，在哈佛大学与方志彤重逢时的高谈阔论，中文、英文、德文交加并出，艾形容说如同香槟酒拔塞之后酒汁喷涌而出。方志彤有关庞德《诗章》的研究，一九九九年我在当时任教哈佛英文系的黄运特教授的办公室翻看过他复印的厚厚一摞文稿，很多年之后我所熟悉的广州暨南大学的闫月珍教授在哈佛又寻出这份文稿，曙辉安排影印出来了。
这些个人的经验，固然琐碎，但对于我本人的知识扩展很有意义。以前，要获知乃至获得中国学人的海外研究成果，并不那么容易。而今我们汇刊他们心血的结晶，既是一种纪念，更是为二十世纪中国学人走向世界并展开新的学术天地留影，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或者努力于西学之升堂入室，如陈康的《亚里士多德论分离问题》及《巴门尼德斯篇译注》；或者以现代方式重理固有学问，如胡适《先秦名学史》及其后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或者比照以观而构建新论域，如冯友兰《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天人损益论》）等等——这些名家名作，构成了中国文化在现代承传、转型、提升的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脉络，它们在之后的学术史上导夫先路，某种意义上是具有典范性的工作。因而，可以说，我们编集《中国学人海外博士论文丛刊》，在中西书局出版，无疑是非常值得做的有价值的事情。
今天，各位汇聚于此，围绕我们共同关心的论题，展开进一步讨论，相信一定能拓宽论域，大有收获，同时也期望对后续的“丛刊”有积极的推动。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预祝会议顺利、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