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侯体健教授首先致辞，代表文科科研处向这次活动表示祝贺。他简单回顾了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十几年来的发展历程，认为此议题充分展现出跨学科交流的魅力。他希望未来能借助中心这一平台，举办更多更精彩的学科交叉论坛。

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党总支书记、常务副院长吴志新老师随后致辞，他代表上海中医药大学和研究院，对到场各位表示了最诚挚的欢迎和感谢，并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他指出，此类探讨不仅可以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促进医学界和文史界的进一步的学术交流，也有益于推动现代生命科学的发展与创新，意义非凡。

会议正式开始，首先由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杨震教授作主旨发言，由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统战部部长周鹏老师主持。杨震教授分享了他收集近代医学史料的感悟。由于近年来国内医学界掀起了院史馆、医学博物馆的建设热潮，对近代医学史料的收集也随之得到重视。在报告中，他着重探讨了近代医学史料的收集视角、分类整理，以及具体如何利用这些史料等话题，材料丰富，精彩纷呈。

杨震教授的主旨发言，还引起了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张如青教授的强烈共鸣。张教授认为，对中医药文化的相关遗址进行抢救非常必要。他还指出，中医界自古以来就有义务救助底层百姓的优良传统，应该得到当代医学界的继承。

华东师范大学胡范铸教授同样认为杨震教授的报告让他深有感悟，联系到过去三年的经历，这一发言令他感到了多年未有的震动。他认为，杨震教授讲座中对历史的热情和感悟，超过了绝大多数史学家，其中包含着珍贵的生命体验。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周国民教授指出，中国医学的发展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离不开西学东渐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医学博物馆的建设非常重要，应从医学的角度，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在上午场报告中，上海中医药大学副研究员于业礼首先发表了以“冯一梅校勘医书事迹勾陈”为主题的报告。冯一梅是清末著名经学家，在浙江书局任职期间，曾参与《二十二子》本《黄帝内经》的校勘工作，为其后来的医书校勘事业奠定了基础。受其师俞樾影响，冯一梅曾向浙江书局提出刊刻医学丛书的建议，该建议虽最终未能成行，但引起丁丙注意。丁丙《当归草堂医学丛书》补刻《铜人针灸经》和《西方子明堂灸经》时，特聘请冯一梅担任校勘工作。于业礼认为，冯一梅校勘医书的事迹颇值得深究。

四川大学王大伟教授发表了以“业儒、出家、行医——明末清初医家瑜昌的人生与佛教”为主题的报告。喻昌是明末清初最重要的医家之一，佛教带给他的不仅是信仰，也是他有别于其他医生的重要标志。他不仅在世时多有“诡异之迹”，去世后依然有神异故事附会其身，这也与其佛教信仰密切相关。在喻昌的多重身份中，佛教徒始终占据一席之地，使他成为了一个践行佛教思想的、居士式的医生。

上海师范大学崔红芬教授以“多元文化背景下西夏医药的发展”为主题发表了报告。她指出，西夏是以党项为主体建立的多民族政权，多文化融合的特点在西夏医药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西夏人民既继承了中国十二经脉、五藏六腑的理念，接纳印度佛教的思想，也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本民族传统的巫卜等习俗。在继承、融合和发展汉医方的同时，对其作出了一定的调整。西夏统治者虽重视医药发展，但由于其医药条件发展不平衡，呈现出浓厚的宗教色彩。

最后，山东大学副教授李海涛就“朝鲜李济马的实学与医学”发表了报告。李济马是朝鲜朝末期的实学家兼医学家。16世纪末，朝鲜社会的思想领域以朱子学为正统，李济马将天、人具体为天机、人事，表现为地方之居处、人伦之党与、世会之交遇、天时之事务。在医学方面，李济马的四象医学建立了体质辨证体系，为把握疾病的全貌开辟了新的视野。

长春中医药大学崔为教授对上述发言进行了点评。他指出，这四位的报告从不同角度关注医学；中国医学史由很多人共同铸就，今天的学者有必要对他们进行发掘，这是一种义务和责任。

随后，上海中医药大学李海英教授指出，崔红芬教授的报告是非常好的一次跨界尝试，李海涛教授则有助于我们重新反思中国文化的发展。这两篇文章在选题方面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对于如何更全面、更客观、更理性地把握一个主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下午第一场由复旦大学尹洁教授首先汇报，报告主题为“‘作为一种替代医学的中医’？——一个医学哲学的分析”。她指出，中医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理解方式，但从循证医学的视角来看，当代中医是在科学监管模式下、根据经验发展而来的系统化的体系，既有理论，也有实践；广义的中医包含更为多元的目标。哲学是中医最为重要的特色，但也是中医的一大软肋。

随后，中山大学潘大为教授就“儒家医学伦理的建立：‘医者仁心’与道德病人”这个主题进行发言。他认为，儒家与医学的亲近关系是一种近世文化现象，其中的突出表现是一种基于儒家伦理的医学伦理体系的建立。这种医学伦理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古的“知医为孝”观念，另一个是两宋理学家对“仁”的概念的重新诠释。特别地，“仁”的“生生”之力与医学的“活人”具有同质性，使医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道德价值。

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张苇航则就“清代综合本草编撰体例概说——‘后《本草纲目》时代’的沿袭与突破”发表了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清代本草书籍虽然在数量上占目前存世本草的近半，但中医学界对其学术方面的贡献普遍评价较低。清代的医药学家在承袭前人的基础上，仍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发展，并与近现代药物学进行了顺利接续。此报告尝试探究“后《本草纲目》时代”医药界在本草理论和运用上的补充和发展，完善传统本草的历史脉络，并思考这一时期本草学的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

最后，复旦大学应焕强就“民国沪上孟河医家丁氏与中医药现代化转型研究”的主题作了报告。民国时期，中医药业逐步受到西医药业的冲击和国家政权的排斥。孟河医派丁甘仁、丁仲英、丁济万祖孙三代，为维护中医药业平等权益、实现中医药体制化做出了不懈努力。因此，他认为，研究孟河医家发展谋略、举措，对于新时代振兴中医药业、弘扬中医药文化，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借鉴价值。

崔为教授对以上发言进行了点评。他指出，当人们开始思考这一问题时，归根结底就是从近代以来中医被否定、被取代，乃至于求生存的过程。从今天医学体制来说，中医似乎是一种替代医学，但是放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和文化语境下，中医无法成为替代医学。

王大伟教授则指出，如果从哲学的、医学伦理的角度来审视医学，潘教授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我们以往习惯的方式，但是令人感觉非常有趣。他认为，站在不同的视角去审视同样的事物，最后往往会找到共同之处。

下午第二场，上海中医药大学徐双老师首先带来了关于“皇甫谧与寒食散之兴”的报告。魏晋之际，服散之风兴起，在医学领域影响甚广。其中，著名医家皇甫谧的历史作用不可低估。他总结了一系列以寒为主的将息法，寒食散方至此方可谓名副其实。但皇甫谧的总结多有内在的逻辑混乱与矛盾之处，实践中也难寻成功起效的个案。皇甫谧既是把寒食散推向高峰的第一人，也为其最终的没落埋下了伏笔。

随后，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教授李铁华就“从刘大鹏的疾病书写看近代内陆民间医疗的多元面向”进行报告。刘大鹏是晚清民国时期山西太原的一位乡村举人。在他五十余年的日记中，记载了大量亲见、亲历及他人转述的多种疾病及疗治方式。他的疾病书写既带有强烈的儒家道德立场，也具有传统士人写实主义的冷峻眼光，同时反映出这一时期内陆乡村的疾病样态、疗治方式、医者层次和病者态度等复杂多元的面向。

复旦大学叶思钰就“复旦大学馆藏的原震旦大学西医学线装书”发表了报告。在梳理复旦馆藏医学古籍时，她发现多部医学类古籍钤有“震旦大学”藏书印，其中不乏近代传教士译著的西医线装书。这些古籍各类科目齐全，涵盖了解剖学、药理学、卫生学、军事医学、妇产科、医史等多个方面，其出版机构也覆盖了教会组织、官办译书局与民间机构，保存了西医入华史上的一段记忆缩影。

周国民教授报告的主题为“医而优则‘士’——简论上医对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贡献”。他指出，新冠疫情三年，再次体现出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要性。上医创始人颜福庆先生对公共卫生事业相当重视，为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奠定了特殊的地位。在颜福庆先生旗下曾聚集了一批杰出的公共卫生专家和管理人才，他们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核心医学思想，正是发展公共卫生事业和倡导公医制，并为此奋斗终生。

下午场报告由许帅医生的发言压轴。他指出，上医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治未病，一个是上医者医国。许医生说，是新冠给了他寻找价值的机会。他认为，中医具有公共卫生视野，医者要勇于为医学走在前面，哪怕付出生命；而在疫情这样特殊的冲击下，学术研究一定要面向生命本身。

尹洁教授对以上专家学者的报告进行了点评。她还指出，本次活动的召集人王启元老师深挖复旦与医学相关的资源，加以重新阐释，对于医科和人文学科的发展都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