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1日至2日，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及中国语言文学系联合主办的“中古文学：文士·文本·文体·语境”学术工作坊在复旦大学光华楼1101会议室顺利召开。会议的召集人为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图书馆馆长、中国语言文学系陈引驰教授，来自世界各地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从文士身份、文体演进、文本结构与程式、文学语境、多元思想等不同角度切入，分享了各自有关中古文学的研究成果，形成了整体性多环节框架。
与会学者合影
会议开始前，陈引驰教授致辞指出，中国文化的发展存在三个轴心时代——先秦两汉、唐宋与近现代，而中古时代的定位即在第一、第二个轴心时代之间，需要搞清在两个轴心时代的过渡期所发生的演变。中古文人的社会形态、文本形态与文体划分均呈现多重转变，如贵族社会的重构、从重学问到重才性的转变、抄本与印刷文化的差异、诗文程式的变化等。陈引驰教授倡导“以整体性多环节的框架”整合中古文学研究，在互相交流的情况下形成整体性多环节框架，促进对中古文学的整体性理解。
陈引驰教授
本次学术工作坊共分为四场，第一场的讨论主题为“贵族社会、文士身份与文体交错”，由陈引驰教授主持。
大阪大学林晓光教授肯定了贵族文学作为中古文学中的核心地位，提出将上层文学空间、文学现场作为研究重点，强调文学的社交工具性和程式的时代功能。林晓光还提出两个研究重心，即唐宋如何反映，明清如何辑录，倡导将之勾连成整体审视中古文学。针对中古文学的不稳定性，林晓光指出确认文本“流动”“变异”并不是文学研究的目的，而是文献学、文本学、学术史等领域再出发的原点。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徐俪成通过梳理士人与“文”的关系，指出东汉以来文章并非士人必备素养，至梁陈时期文学逐渐成为寒门入仕的重要途径。他基于侍从类与书记类仕宦的职能与清浊区别，划分出由非功利性文学与实用性文学所分别衍生的诗赋与公文两条不同的文体发展脉络。
复旦大学副教授陈特针对两个轴心时代之间的中古文学发展，设想与上古文学沟通对话。陈特认为，写作的重要性可能要在汉代才前所未有地凸显，在此之前，作为一个知识人，“言说”的能力或许更为重要。《文心雕龙·总术篇》及《文选序》都留意到了口头言说与文字书写的差异。汉代以降，“写”越来越重要，如王充关于儒生（能说一经）、通人（博览古今）、文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鸿儒（精思著文连结篇章）的划分，前二者是从“读”的角度出发，后二者则立足于“写”。而对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而言，单篇的重独创的“篇章”是写作的核心，《文选》之选文最能体现这一观念。而在“篇章”之中，诗赋最为重要，二者之间又有兴替之过程。
南京财经大学讲师张与弛，从文体分类入手，将《文心雕龙》所论文体分为传统、未成、后成三类，发现传统文体符合刘勰宗经、崇古的文体论状况，未成文体比较含混不具备独有的功能、形态，后成文体在文体论与实际之间则有诸多矛盾冲突之处。这揭示文体理论与实际创作间的差异，反映出中古时期文体观念的多样与过渡特征。
第一场报告学者
第二场的讨论主题为“文学文本的结构与程式”，由林晓光教授主持。中国海洋大学讲师李傲寒指出，汉唐间的文学创作广泛存在文本模式，公共领域的模式与宫廷仪式相关，私人领域则体现知识趣味与审美风尚。南朝士族的官僚化推动了模式化书写的繁盛。李傲寒认为，考察中古文学，不可忽视仪式文学、模拟（乐府）、诗文体式等重要命题。
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李易特指出颜延之释奠诗与齐梁陈五次释奠会上所作诸诗，在子主题及其结构分布、比喻、用典上形成程式。程式在齐的形成和在梁陈的持续保持，以及释奠诗在魏晋南朝所具有的关涉核心文人、文本数量大、由太子宫臣写作的特质，均源自礼制“故事”思维的影响。魏晋南朝释奠礼在仪式的表达、实践、尤其是认定并执行曹芳在讲儒经后举行释奠以论证继统资格之意涵上，均是典型的“如故事”礼仪，文学程式的本质与认定并落实故事的机制相契合。
中国国家博物馆博士后王蔚乔以对偶结构为切入，将骈文对偶分为当句、单句与隔句三类，指出其在南朝的发展轨迹与四六句式的形成过程，揭示骈体文语言格局的定型机制。四言单句对在刘宋得到长足发展，至齐梁时期依然为主流，同时典范作品开始形成四六言的稳定形态。随着南朝后期隔句对在骈体文中的大量应用，单句对的写作频次相应减少，骈体文最终形成了以四四式、四六式、六四式、四五式隔句对与四言、六言单句对交错结织文句的格局。
西南交通大学李栋副教授指出，唐宋时期赋体形态的变化，根源在于赋家的身份和创作场域发生了改变。这个改变，使赋体在早期确立下来的基本特质（铺采摛文式的描写）已经无法满足新一代作者群体的表达需求，也不符合新一代受众群体的审美准则，于是不可避免地被取代了。
第二场报告学者
第三场的讨论主题为“仪式、宫廷与文学语境”，由徐俪成副教授主持。徐振宇分析禅让策书的仪式功能，指出其通过当众宣读实现圣君贤臣的政治表演。禅让策书相对固定的文本程式蕴含着六朝人对于改朝换代条件及其轻重次第的认识。禅让策书文本程式的演变反映了改朝换代观念、帝王意志与士族话语的互动。
孙梦依讨论梁陈宫廷书写的特性，认为其融合了宫廷文化与士族文化，表现为对权力、秩序、美的渴望强调与对骈对、声律、典故、辞藻等知识技巧极致追求的合流。以徐陵为中心观察，可见其作品在梁陈两代之间实现了从文学核心到政治核心的转变。
杨侠从审美角度分析梁陈皇室宫廷审美的四大倾向——以新变为美、以轻艳为美、以悲为美、物化审美。宫体诗在皇室娱乐与审美导向中互为因果，宫廷审美导向追求“丽”与“娱情”，形成“艳丽”审美的循环机制。
第三场报告学者
第四场的讨论主题为“多元思想取向与中古文学”，由复旦大学副教授许蔚主持。华东师范大学讲师印志远指出辞赋中的天文书写体现古人对“天”的观念演变。一方面，从先秦以至于隋唐，人们对于天的认知和观念在不断变化，与其相关的学说、思想和观念也在不断演进。另一方面，掌握相关的天文学说以及知识是理解辞赋语境的必要条件，而文本背后的纵深仍需要文学研究者不断努力探索和研究。
谢瑞琳指出谢灵运作品呈现出儒释道用典交织的博观约取的特质。儒家经典的自然化用，是其深厚的文化底色；佛教典语的儒玄格义，是在此核心上的拓展与融合尝试；道家玄学典语的灵活运用，则是其安身立命的思想核心与主导逻辑。谢灵运的用典特征，既反映出其精神世界中玄学本位的格义与化合，以及贵族性与学术性的审美趣味，也是晋宋之际思想界“三教趋一”、玄风犹存的时代风尚的微观缩影。
史晓婷从谢灵运的家族渊源与信仰实践出发，关注谢灵运《佛影铭》的创作以及修建精舍源于与僧人的交往而非直接的宗教信仰，辨宗论以道家折中儒佛亦属于名士佛徒思想交锋而非纯粹的佛教内部交流，揭示其诗文在现实信仰与哲理思考间的平衡。
吴思奇探讨中古道、佛传记的互渗现象，指出中国本土仙传与僧传的文体形制和撰写手段皆源于史传，这构成两者交涉之基础。在延续史传文体的脉络中，《神仙传》尚无确凿的佛教影响痕迹，上清内传中佛教影响才初步显露，《高僧传·神异篇》则融摄了仙传的叙事模式。在溢出史传文体的脉络中，灵宝经对佛教专有明相、教义观念、世界架构、文体形式等的借鉴称得上汉译传佛传的道教化。北周楼观道《文始内传》则堪为先唐佛道传记交涉的顶峰。就风格差异而言，在内容上僧传的人性描写要优于仙传，在形式上仙传的行文风格较僧传更为骈俪化、意象化。
姚雪滢讨论了法琳论辩文在知识和思想层面的佛道交织，尤其注意到法琳《辩正论》有关“道生一”等论题的驳斥与《中论》《十二门论》在论辩思路上的相似性，并结合其他文本线索指出法琳与中观学的关系。
第四场主持人与报告学者
在圆桌讨论环节，与会学者与在座师生基于报告内容，围绕文士身份、文体演进、文本结构与程式、文学语境、多元思想等多个维度，展开了深入而充分的交流探讨。罗格斯大学教授刘鹏通过视频进行总结，并介绍三个涉及讨论领域的美国中古史会议。现场氛围热烈。此次工作坊在圆满的氛围中顺利落下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