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回顾】徐适之在那不勒斯把脉:启蒙时代西方世界的第一个中医
发布者:钱宇发布时间:2024-05-30浏览次数:11
5月14日,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徐适之在那不勒斯把脉:启蒙时代西方世界的第一个中医”学术讲座在光华楼西主楼1901室顺利进行。本次讲座邀请到了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教授主讲,并由金光耀教授主持。众多师生积极参与,共同探讨启蒙时代的知识流通与个人相遇。讲座开始前,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金光耀教授对沈艾娣教授进行了介绍。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教授是英国牛津大学博士,现为英国学术院院士、英国牛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教授、英国牛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何鸿燊中国史研究员等。她的研究方向为华北乡村、地方宗教与社会、清末以降的社会文化等。主要著作有《翻译的危险:清朝与大英帝国两位翻译家的非凡人生》(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 The Extraordinary Lives of Two Translator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the British Empire)《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传教士的诅咒——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创造共和国民——中国的仪式和符号(1911-1929)》(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等。沈教授于2024年4月至5月在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从事访问研究。 沈教授在讲座中阐述,本次演讲主要围绕徐适之与Domenico Cirillo两位历史人物之间的相遇展开。这一研究兴趣源于她在罗马档案馆发现的两人往来的书信。据沈教授研究,徐适之可能是首位在欧洲行中医的中国人,于1773年抵达意大利那不勒斯。Cirillo则为意大利科学家、医学家,是西方启蒙时代的重要人物和革命先烈。 沈教授从个人相遇的角度探讨知识是如何跨文化流通的,强调触摸技术在知识跨文化流通中的重要性。她表示,尽管中西医在实践中存在明显差异,但在历史相遇中,徐适之与Cirillo的交流使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医知识,并在欧洲开展了相关实践。沈教授进一步介绍,18世纪中西方均有一定的脉搏用法。中医遵循《黄帝内经》传统,采用“寸、关、尺”的方法来把脉。在欧洲,也有复杂的脉搏思想和把脉方法,如古希腊名医Galen关于脉搏的书籍,以及17世纪的机械身体论和血液循环说的脉诊法。西方人通过旅行者的传说故事和张士贤的拉丁文译著,接触到了早期的中医知识。沈教授指出,虽然西方人普遍认为中医即把脉,因其与西方医学的相似性,但仅停留于文本知识难以理解把脉。把脉需结合命题知识与实践技能,即文本与触摸的结合。之后沈教授介绍了徐适之的成长背景及其在那不勒斯的经历。徐适之出生于甘肃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其父母均为天主教徒。康熙年间,甘州有一位名叫郭元性(Vitalis Kuo)的传教士,曾在那不勒斯的中国学院接受教育。徐适之担任郭元性的秘书,并于24岁随郭元性前往意大利那不勒斯学习。 因欧洲人过去对中国崇拜有加,徐适之抵达那不勒斯后立即声名鹊起。当地院长在致信中表示:“这个年轻人一把脉,什么内脏问题都能诊断。”那不勒斯国王接见了他,并认定徐适之为中国知名医生。一时间,许多贵族纷纷请徐适之就诊。沈教授展示了当时贵族请求院长安排徐适之看病的信件图片,并翻译了当地贵族对徐适之的评价:“人都知道的那个年轻中国人的名誉,说他只要看到病人就能判断并给予建议。”时任传信部秘书Stefano Borgia将徐适之称为“protomedico”,即城市里最重要的医生。沈教授介绍,徐适之在那不勒斯行医三年,从未出现严重失误,深受患者信任。在为摄政贵族Tanucci的妻子看病时,徐适之仅通过把脉便指出日常饮食应注意的事项。这一点引起了欧洲人的极大兴趣,因为他们从文本知识中无法获得中医对饮食要求的相关信息。随后,沈教授讲述了徐适之与Cirillo相遇及知识流通的故事。徐适之因把脉技艺而接触到许多有权势的人。而Cirillo出身医学世家,曾在大学学习医学,后加入伦敦皇家学会,返回那不勒斯后成为国王的医生。沈教授认为,在这种背景下,徐适之与Cirillo有可能相遇并交流。 据称,Cirillo曾邀请徐适之为其一名女病人诊治。徐适之在看病过程中,未发一语即给出诊断结果。陪同的Cirillo对此产生浓厚兴趣,要求徐适之为自己把脉。徐适之诊断出Cirillo心脏有问题,激发了Cirillo对把脉的兴趣。因为Cirillo小时候确实患有心脏问题,于是他与徐适之展开了关于把脉方法与问题的讨论。此后,Cirillo在医院教授学生把脉方法,进一步扩大了中医知识在欧洲的影响力。他的关于把脉的思想影响了众多欧洲学生。《论脉搏》(Tractatus de pulsibus)就是其思想的体现,于1802年在那不勒斯出版。该书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遵循中医的“七表八里九道”思想,第二阶段采用身体学论的观点,即Bordeu关于隔膜上下的内脏具有不同脉搏的讨论。沈教授指出,这本书有三种不同的拉丁文字迹,可能由Cirillo的三名学生撰写,这也从侧面反映出Cirillo的影响力和中医知识在西方的流通和交融。在介绍完徐适之与Cirillo的故事后,沈教授补充了两人分离后的经历。徐适于1779年返回中国,1785年被流放到新疆伊犁,后得到当地官员赏识,于1787年后在伊犁行医。Cirillo则在那不勒斯1799年革命失败后,被判处死刑,成为意大利著名的革命烈士。体现中西医思想融合的《论脉搏》于1823年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其中的把脉方法沿用至19世纪中期。演讲尾声,沈教授对比了西方在中国传播种痘技艺的历史,强调隐性知识在知识流通中的重要性。她认为,从徐适之的故事可看到中医知识如何最早传入西医,也助于理解当今中医在西方医学实践中的地位。 讲座结束后,众多学生积极提问。来自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等双一流高校的学生,与沈教授探讨了如何减少翻译摩擦、中西文化交融、医学史等方面的问题。讲座结束后,同学们热情不减,带着沈教授的著作与她进行更深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