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8日，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以‘梁祝’为方法：文化冷战与社会主义中国戏曲电影中的新‘南方’”学术讲座在光华楼西主楼801室顺利举行。本次讲座邀请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徐兰君主讲，并由复旦大学中文学系张业松教授主持。
讲座开始前，张业松教授对徐兰君教授和讲座主题进行了简单介绍。徐兰君教授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和硕士，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哈佛燕京学社2017—2018年度访问学者，目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中国儿童文化史，文化冷战与中国电影，以及战后中国与新马地区的跨域文化互动研究。本次讲座围绕文化冷战与冷战文化展开，关注亚洲区域冷战背景下的文化层面的互动，以《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传统曲目改编的中国戏曲电影和风光音乐电影《刘三姐》在新加坡的发行状况为主要案例。
徐兰君教授首先介绍了自己的研究背景。近年来，冷战电影文化研究关注冷战时期电影构建出的文化想象，而电影节则成为当时左右争夺的产物；亚洲地区冷战文化研究则提出了“华人性”与“Chinese Cold War”等关键概念，方言电影对海外华人市场的争取是研究要点之一，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则是文化输出与竞争发生的重要场域。
徐兰君教授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亚洲区域内部冷战与现代化、反殖民运动和国族建构过程的互相交叉，是否可以与“新南方”的讨论相交叉；在文化层面，冷战在具有破坏性的同时是否也会促成新的美学形式产生。
讲座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以五十年代中国内地和香港以及南洋地区的“梁祝热”个案以及香港南方影业公司的发展历史来综合性地讨论20世纪50至60年代中国戏曲片在香港和东南亚地区的跨区域传播以及背后因素。徐兰君教授提出，江南越剧版的“梁祝”能够克服方言的障碍被推广至全国乃至海外，一方面在于“江南性”在北方观众视角下得到凸显与强化，适应于新中国政府的海外文化交流政策，另一方面得益于南方影业公司作为“政治+文化+贸易机构”的特质，中国戏曲电影得以经由香港，经由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华人网络对外发行，以其深具文人性的江南想象、具有地方主义特征的情感联系成功打开了中国内地戏曲电影的海外市场。
徐兰君教授对戏曲电影的探讨，参照美国歌舞片与西部片的对比，扩展至广泛意义上“戏曲片/音乐片/歌舞片”这一电影类型，在讲座第二部分介绍了20世纪60年代风光音乐片《刘三姐》在新加坡引进并流行的过程，就电影与该时期新加坡激进的劳工政治运动、离散华人社群的政治及身份认同，以及中国与南洋地区左翼文化和情感的跨域流动之间的关系等核心议题进行讨论。《刘三姐》在新加坡的引进与新加坡社会的反殖民运动紧密关联，迅速流行，并成为“健康电影”的代表，深度参与新加坡自治的抉择，一方面被新加坡两党分别作为吸引下层民众的手段，另一方面山歌对唱的方式也被用于两党的政治辩论，体现新加坡语境中“左”的多层含义。
徐兰君教授认为，从20世纪50年代的“梁祝”的“哀”到60年代的《刘三姐》的“笑”与“对歌”，电影镜头中的风景元素、叙事与情感结构的变化，体现出冷战政治图景对文化产品及其输出的影响，电影代表的大众文化体现出亚洲文化的内部联系，也体现出不同地域的文化是地方性、区域性和国家性的，但在电影美学上又不因所属阵营不同而截然对立，而是存在互动的。在电影的镜头之外，电影发行机构、发行人等跨域文化连接之间的中间媒介作用同样值得研究者关注，也需要在考察文化输出方之外，同时注重接收本土方是如何接受和利用这些文化的。
张业松教授对讲座进行了总结。他指出，长期以来，文学史对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多聚焦于内部矛盾，将文化外交视为外在因素。徐兰君教授的研究则指出，在冷战背景下，文化外交的成功也可能反过来影响中国文艺的发展。他进一步提出，《刘三姐》中的山歌对唱形式与新民歌运动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值得深入探讨；同时，也应关注新民歌运动如何跨国传播，并对新加坡等地的文化实践产生影响。此外，他还结合自身研究指出，南方影业公司可能是全球南方文化网络中最早开展实体运作的机构之一，这提示我们该网络的形成早于学术界的普遍认知。
在互动环节，在场师生围绕冷战背景下方言电影在新加坡的传播、不同阵营通过电影发生的文化互动展开了深入讨论。通过这一讲座，听众加深了对冷战背景下跨域文化互动的理解，也扩展了“新南方”议题的研究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