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回顾】纸与中古社会变迁
发布者：钱宇发布时间：2023-10-25浏览次数：12
2023年10月25日下午，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图书馆联合主办的学术讲座“纸与中古社会变迁：从唐代官文书的文学性谈起”于光华楼西主楼1001室举行。本次讲座的主讲人是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杨继东馆长，由复旦大学图书馆的陈引驰馆长主持。讲座中，陈引驰馆长首先介绍了杨继东馆长的求学以及工作经历。杨馆长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求学，后任职于上海书店出版社，去美国后转入图书馆行业，历任密西根大学、斯坦福大学的东亚图书馆馆长，直到2022年8月接任哈佛燕京图书馆，成为了其创立以来的第四任馆长。本次讲座的主题与他在中古历史与文学方向的学术研究息息相关。 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学者往往会按照现代的学科体系将其划分为制度、文学、宗教等等类型来分别研究，但古人的作品通常难以用这种体系去理解。杨继东馆长指出，唐代日常应用最广的文体“判”就是一个例子。在敦煌文书中留存了一批唐代地方各级政府在行政运作中产生的官文书，它们对我们研究唐代官府的实际运作以及文书的体系均有很大的帮助。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中，农民不仅需要耕作来获取粮食，也需要进行纺织来满足对衣物的需求。大谷文书2836号牒文中记载，唐朝政府允许农民用粮食向政府交换织成的衣料，录事董文彻以牒的形式对这一规定提出了建议，他认为这种做法背离了传统的农业社会价值，希望农民自己制作衣料，并要定期检查督促，如果不参与纺织劳动，便以劳役进行惩戒。牒文上递县政府官员后通常要经过三层或四层判官，他们需要逐级为其做判，亦即对各项具体的行政事务做出决定。董文彻的这份牒文经过三层判官，最终得到准许。据此，杨馆长将“判”定义为“决定”，而非“判决”。 从敦煌遗书来看，唐代官员在日常行政中写的判总体来讲非常口语化，大多并不具备文学性，因此也不能称其为文学作品。有趣的是，唐人文集的分类显示“判”在当时是实用文章的体裁之一，与诗、赋、颂、策、赞、碑、诏、敕、制、奏章、祭文、墓志等文体同类。杨馆长提到，从唐初到唐末、再到宋人为唐代编辑的收录上千条判的《文苑英华》均做此处理。而且，中国古代并没有我们现在的“文学”这一概念，通常称“文章”或“文”，但两者的含义不同，例如文学包含小说作品，而文章相比于现代意义的文学更具有美学意义。唐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判是张鷟的《龙筋凤髓判》，张鷟是当时的著名作家，他将自己的判认定为最高水平并整理成了判集。以这部判集中的一个判为例，整篇文章对仗工整、旁征博引，仅用末尾句点明主旨，虽有历史性的错误，但具有极高的文学性。杨继东馆长还列举了大谷文书5839号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28年）西州（今吐鲁番）录事参军事的实判，它同样遵循了四六文体，能明显看出判官对对仗的追求。他由此认为，唐代远在西北边域的基层官员在做批示时仍会尽可能追求优美的文笔。 
接着，杨馆长介绍，在唐代笔记中有许多与判有关的趣事，能反映当时文章写作的规则以及不同文明群体的价值观；在一些作品中，由于对文学性的追求，判的用语还会产生歧义，影响决定的施行。此外，唐朝官员升迁主要依靠铨选制度，铨选重点考察官员“身言书判”四个方面，其中“试判”是铨选中最核心的环节，常可用以指代整个铨选的过程，是对官员处理行政事务能力的检验。杨馆长指出，试判考试中关注的并非处理事务的结论，而是文章的文采，因而写作的规矩也非常严格。正因为判对唐代官员的前程非常重要，唐代的判集文献卷帙浩繁，可供学子参考练习。那么为何写作水平在唐代以及后世对人才选拔来说都如此重要呢？有唐一代，一些精英阶层的代表人物甚至包括高级官员对文学取士的激烈批评不绝于耳，例如《通典》中有数卷记载了各种中央、地方官员对以文章水平取士这一做法的批评。杨馆长分析，这个问题需从文书行政在整个中国帝制时代的重要性出发进行考虑。从战国晚期到秦汉帝国成立、再到唐代，文书体系经历了从成立到发展的过程，这段时间的帝国依靠文书来管理，其作用甚至已远远超过了军队。秦汉时期的书写材料为竹木简、刀，难以获取和携带，文书书写者往往只在军队中培养。纸的发明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使得学会写字、受教育的人越来越多，需要制定新的标准来选拔官员，以保持政权的稳定性。而以文章水平作为铨选及科举的标准是普适的、相对公平的方法，因此尽管受人诟病，但一直沿用到了1905年。 最后，杨馆长对包括复旦大学图书馆在内的国内很多大学图书馆在古籍修复等文化事业上做出的努力表示肯定，并提出希望像日本将修复用纸发扬至国际一样，我们也要努力提高竞争力，使我国的修复技术进入国际市场。 在讨论环节，杨馆长与在座的老师、同学们共同探讨了纸与文化、古籍保护、数字人文和图书馆工作等方面的问题。他强调，现代的分类和学科体系忽视了许多当时的文化内容，要研究古人的历史，就需要打破各个学科之间的壁垒、站在古人的立场上去观察古人的社会。图书馆的馆舍建设也需要结合读者需求和书籍保存需要进行多方考虑。 最后，陈引驰馆长对本次讲座的内容进行了总结。首先，“判”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它实际上涉及到了文学范围的收缩和扩张：古代文人对文学体系并没有明确的划分，到近代，由于受西方影响重新建构了知识体系，“文学”经历了纯化的过程。而到了现代，许多学者在研究官文书时，意识到需要超出从前狭义的纯粹的文学文体类型来考虑问题，因此文学范围经历了由收缩到扩张的变化。再往大的方面讲，汉字的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统一文字的背景对统治者利用公文控制帝国运转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判文中的文学性实际上也是历史书写的一部分。判定文体成立与否，可以用从功能到形式的方法分析，一篇实际对事务进行决定的判和作为模拟、练习写作的判的文体情报可能是不同的。第三，无论是对文字的文化本身还是作为信息载体，纸都是极具重要性的。最后，陈馆长再次向杨继东馆长的报告和在场师生的问题与互动表示感谢，讲座至此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