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回顾】世界的《金瓶梅》：译介与传播国际研讨会
发布者：钱宇发布时间：2023-11-10浏览次数：10
2023年11月10日至11日，由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与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齐林涛教授、复旦大学罗书华教授联合召集，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世界的《金瓶梅》：译介与传播国际研讨会”顺利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在此分享《金瓶梅》的译介以及它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为这一古典巨作在新时代焕发生机注入了活力。会议伊始，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陈引驰教授向各位嘉宾致欢迎辞。陈引驰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心的访学机制，以及中心和巴黎高师的合作项目，并从《金瓶梅》的语言问题出发，认为这样一部杰作的作者不可能是大名士，它有着更市井、更底层的特色。而这样一部作者不明、只有写定者意义的传世名作，以其独特的文学价值受到了海外汉学界的一致关注，这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 
齐林涛教授作为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向各位嘉宾致辞，他表示，《金瓶梅》是《红楼梦》的先驱，备受海外汉学界的推崇，应当把《金瓶梅》作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加以研究。相关研究散见于各种期刊，难以形成合力，故有召开研讨会加以集思广益之必要。这次会议的参与者，有《金瓶梅》翻译实践的译者，译本的研究者，海外的汉学家，在此向各位嘉宾致以热烈的欢迎。第一场报告从来自哥本哈根大学的易德波（Vibeke Børdahl）教授开始。易德波教授是享誉世界的汉学家，也是扬州评话的研究者、爱好者。从2011年开始，她用了11年的时间，将《金瓶梅》翻译成丹麦文。易德波教授汇报的主题是“金瓶梅在北欧、金瓶梅在丹麦”。易德波教授首先对《金瓶梅》的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等译本进行了介绍，在此基础上，她的丹麦文译本持有的基本立场是让普通的读者一同欣赏这部杰作，而非为了汉学家出版的科学著作。因此，她的翻译是面向普通人、面向大众的。譬如，《金瓶梅》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它是说书体，有着说书人的风格。若要保持其底层性，则须把此一方面准确无误地介绍给读者。因此，易德波教授在翻译时尽量保留了它的说书人特点。由于《金瓶梅》结构的特殊性，在中国的刻本时代，它一般是分作10本、一本10回的形态流传。西方的译者在翻译时，常常凭己意给10部分加上不同的标题，这些是原书没有的，易德波教授认为应当保留原书的面目，不可妄增。在人名上，以往的翻译者喜欢将中文人名意译，易德波教授选择按照拼音拼写，以存其真。仅2023年，《金瓶梅》的全套丹麦文译本已售出200套，如此巨著还是吸引了一般读者的兴趣。 
来自布尔诺马萨里克大学的冯安迪（Ondřej Vicher）讲师报告的题目是“《金瓶梅》的捷克语翻译”。冯安迪追溯了《金瓶梅》几个翻译本的历史，如弗兰兹·库恩于1930年翻译的德文节译本，该本系从崇祯本节译而来。2012年，捷克知名汉学家王和达（Oldřich Král）教授开始从事《金瓶梅》捷克文的翻译工作。王和达教授之前已经将不少中文著作翻译到捷克，如《易经》《庄子》《儒林外史》，乃至20世纪的现代文学作品《家》和《林家铺子》。2012-2018年，王和达教授翻译了《金瓶梅》的前七卷，不意天不假年，于2018年辞世，享年88岁。两年后，王和达教授的弟子包捷（Lucie Olivová）教授与冯安迪重新开始了这项工作，于2022年、23年出版了第八卷、第九卷，目前正在从事第十卷的翻译工作。他们采用的翻译策略是包捷教授翻译单数章节，冯安迪翻译偶数章节。冯安迪举了一些具体的翻译例子，如磕头在捷克语中缺乏对应词，采用的是音译再加注释的方法，以及诗词歌赋的翻译。他的报告在对《金瓶梅》中诗歌的捷克语译文的朗诵中结束。清华大学中文系周绚隆教授报告了“克莱门特《金莲》的翻译质量及问题成因初探”。1939年，英语世界出版了克莱门特的《金瓶梅》译本，题作《金莲》（The Golden Lotus）。克莱门特的翻译与老舍有关，但在存世的老舍资料里并没有相关记述，颇为遗憾。在人名翻译上，克莱门特采取的方法是男性人名音译，女性名字意译，或者随心所欲地翻译。从翻译的原则来说，严复强调信达雅，信是一个基础，达、雅都是第二性的。从翻译效果来看，克莱门特比较生动地做了传达，展现了《金瓶梅》的市井生活和底层性。克莱门特在1924年开始翻译的时候，没有现成的标点本，也很少有相关的著作。他需要用没标点的刻本，所以需要先弄懂原文，再翻译。我们需要知道这个背景，才能对他作出中肯的评价。因此，克莱门特译本中也存在一些认错字的问题，比如“狠心”译作“有一颗像狼一样的心”，又比如“柑子”译成“杯子”，形近字错误极容易出现。因为没有标点，也存在一些断句的错误。总体来说，这些错误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瑕不掩瑜，不影响克莱门特的译本对《金瓶梅》海外传播作出的贡献。 第二场报告从来自天津财经大学的温秀颖教授开始。温秀颖教授首先回顾了芮效卫的译本。芮效卫效仿霍克斯翻译《红楼梦》的方法，采取一切都译成英文的方式，把双关语之类全部进行翻译。而在克莱门特·埃杰顿（Clement Egerton）的译本中，他基于文化原因，对小说中的歇后语进行了改写。埃杰顿在其译本导言中明确交代了自己翻译《金瓶梅》的目的，是将其作为一部艺术品进行再创作, 即将其译成一部既保留原作精神, 又行文流畅的英语文学作品, “使读者能够从中获得和译者一样的感受。”因此, 他采取了“等效归化”的策略, 即在语言上力求通顺, 符合英语行文、修辞规范和读者阅读习惯, 对原作的“粗糙”之处全部加以润色和包装, 在内容上进行大刀阔斧的删节 (删节之处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 , 特别是诗词部分, 因为“它们不符合英文小说的结构方式”。书中有关性描写的部分内容译成了拉丁文。华东师范大学的赵朝永教授带来了“接受美学视角下《金瓶梅》英译本的接受研究”。该研究更多从语言学视角出发，并采用了Python方法，利用计算机量化对文本进行分析。赵朝永教授首先选取了今天能看到的《金瓶梅》三个英文全译本，一是克莱门特本，二是芮效卫本，三是Eugene Ying的新译本。赵朝永教授引入了“语域”这一概念，基于语料库，对英文全译本在语域之中是否存在变异进行考察。计算机分析的结果是，克莱门特译本总体上被归为“想象性叙述”，芮效卫的总体上被归为普通叙述说明，如新闻报道然。应氏父子的新译本总体上被判为“交互性劝诱”，即对内容进行了取舍，基本全是对话，保留故事性。沈阳师范大学的潘佳宁副教授以“芮效卫的《金瓶梅》文献学研究与翻译”为题，专门探讨了芮效卫的《金瓶梅》翻译成就。在众多译本中，芮效卫的《金瓶梅》译本被视作“迄今为止最好的《金瓶梅》英译本”。芮效卫翻译的突出特点，是将学术研究与翻译相结合，将《金瓶梅》的版本选择、作者身份争议、张竹坡评语等学术性较强的部分，有机地融入译文，并在译本中增加了学术序言、人物表和大量注释。芮效卫的工作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学基础上，譬如校勘、目录之学。在具体风格上，芮效卫的翻译有着“一字不落”的特色，即原文应有的语句全部翻译出来。 第三场报告开始，南京大学的苗怀明教授介绍了“国外首部《金瓶梅》全译本的发现与探析”。目前已知国外的首个《金瓶梅》全译本，为德国本，翻译于1862-1869年间，从满文本译出。1998年，嵇穆发现该译本的手稿。该本主要由康农・加布伦兹翻译，他的两个儿子也翻译了一部分。手稿没有出版，因而没有前言和后记。康农·加布伦兹的两个儿子只翻译了13-16回，当作学习满文的练习之作。加布伦兹是德国一个著名的汉学家族，康农的儿子乔治·加布伦兹撰有《汉文经纬》，乃是第一部中国语法学著作。他们的手稿之中还有明清官话、北京话、粤语的音韵图。康农的女婿在中国做生意，译本的底本就是1862年从中国寄回的一批书籍的一种。康农当年就决定翻译，可以看出他对此书的重视。加布伦兹的翻译忠实于原文，几乎是词对词的翻译，性描写删节了一些。而他采用的满文本的底本是未删节的张竹坡本。 西南交通大学的何俊副教授以“《金瓶梅》在德语世界的翻译和研究”为题，向大家介绍了德语世界的《金瓶梅》翻译版本著录。最早的德文译本都是不完全的片段译文，主要有继小加贝伦茨（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鲁德尔斯贝格尔（Hand Rudelsberger）和赞克（Erwin von Zach）。在此之后，祁拔（Otto Kibat & Artur Kibat）兄弟、库恩（Franz Kuhn）和舒伯特（Mario Schubert）相继推出不同译本，其中有全译本，也有改写和缩减的节译本。近年来，德国还编辑出版了嵇穆（Martin Gimm）于1998年发现的老加贝伦茨（Hans Conon von der Gabelentz）依据满文底本译出的《金瓶梅》全译本。该本是一个“洁本”，删去了部分性描写的内容。翻译的兴起也催生了研究的出现，这方面既有相关的德译批评和研究，也有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这部“风俗小说”“世情小说”展开的文类研究。上海交通大学的王金波副教授报告的主题是“弗朗茨·库恩《金瓶梅》翻译与接受研究”。该报告以德国著名文学翻译家弗朗茨·库恩（1884-1961）《金瓶梅》德译本为研究对象。在库恩所有的中国文学译本中，《金瓶梅》的翻译独占鳌头：印数最巨、转译本最多、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该译本与《红楼梦》、《水浒传》德译本同为库恩自我评价最高的作品。王金波副教授根据出版档案进行史料钩沉，将库恩《金瓶梅》德译本与英文转译本进行比对，从发行流通、旧书交易、专业人士评论、普通读者反应等方面介绍了库恩《金瓶梅》译本在德语世界影响。王金波副教授认为，文学经典译本流传、接受与影响研究极富挑战，必须以真实史料为依据，综合考虑多种复杂因素。 第四场报告由浙江师范大学高玉海教授起讲。高玉海教授讲演的主题是“俄国汉学家科博杰夫的《金瓶梅》研究”。当代俄罗斯汉学家科博杰夫是继苏联时期的马努辛之后对《金瓶梅》俄译和研究取得重要成就的学者。首先，他全面介绍了《金瓶梅》外文译介情况，并将《金瓶梅》置于世界文学中进行评论，凸显了《金瓶梅》的文学经典地位。其次，科博杰夫详细梳理了《金瓶梅》俄文翻译历史，最终促成《金瓶梅》俄文全译本的问世，填补了《金瓶梅》外文全译本的一个空白。第三，科博杰夫根据俄罗斯独特的收藏资料，对《金瓶梅》的插图研究做出独特的贡献，认为《金瓶梅》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他的翻译和研究对《金瓶梅》在俄语世界的传播起到重要的作用。西南交通大学的刘名扬副教授同样以“《金瓶梅》在俄罗斯”为题。世情小说《金瓶梅》在俄罗斯的翻译晚于以《红楼梦》为首的四大名著，但俄国学界对它的关注却甚于其他中国古典小说，围绕它的评论研究也汗牛充栋。早期的译本为汉学家B.C.马努辛的1977版首译本，随后此书再版、重译多次，成为俄国汉学界最受关注的小说之一。但此本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也存在被删节的问题，科博杰夫的《中国色情》一书及其对《金瓶梅》的评论为《金瓶梅》在俄国的传播作了很好的贡献。东华大学的杨彬教授报告的是“《金瓶梅》在日本的流播现象解析”。杨彬教授指出，《金瓶梅》从诞生之初就传入了日本。日本现存最古老的版本为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藏《金瓶梅词话》百回本。慈眼堂是江户初期天海僧正（1536-1643）藏书库，天海僧正热衷于收集“唐本”，也就是来自中国的书籍，慈眼堂所藏《金瓶梅词话》印有“天海藏”的标识，可见《金瓶梅》在很早之前便已经流传到日本。1832年前后，日本学者远山荷塘以《金瓶梅》为教材召开读书会，他的学生高阶正巽在读书会期间，对《金瓶梅》的文本进行详细的注音、标点及翻译。在江户时代，《金瓶梅》就对日本的小说观念产生了影响。江户时期的日本流行着翻案中国白话小说的潮流，期间诞生了许多优秀的读本小说。著名文人曲亭马琴（1767-1848）根据《金瓶梅》作了两部翻案小说，分别是《云妙间雨夜月》与《新编金瓶梅》。诸如此类，都能反映《金瓶梅》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第五场报告，首先由来自美国堪萨斯大学的马克梦（Keith McMahon）教授作“‘一味打破世情’：《金瓶梅》中写性的艺术”报告。马克梦教授以在他关于《金瓶梅》的新书中，提出了五个题目。第一是对色情文学这个概念给一个合适的定义，也包括对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比较。第二个题目是《金瓶梅》从过去的性文化中继承下来的传统，包括《金瓶梅》与房中术和香艳文学的关系。第三是《金瓶梅》写性的艺术，即小说描述性行为的各种笔法。第四是西门庆与不同性伴侣之间不同的描绘。第五是概述《金瓶梅》以外的明清色情小说，并且做《金瓶梅》与它们之间的比较。最后，马克梦教授总结了写性故事（色情故事）的结尾。一是以灾难告终，二是宗教式的觉悟，三是无限的幸福。“闺房之私，何所不有，但不堪说破耳。” 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的张义宏老师报告的题目是“浦安迪‘中国叙事学’视角下的《金瓶梅》研究”。首先，他回顾了《金瓶梅》在美国研究的历史。1960年，学者韩南撰成《金瓶梅成书及其来源研究》作为他的博士论文，这也是国内外第一篇以《金瓶梅》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此文一直未出版，但韩南教授将其拆分成两篇论文发表，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华裔学者夏志清撰有《中国古典小说》一书，也牵涉到《金瓶梅》。浦安迪的《金瓶梅》研究成果，如《中国叙事：批评与理论》等，使得游离于世界文学之外的中国文学又回到了世界文学之内。在《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一书中，浦安迪把《金瓶梅》放到第一位，没有按照四部小说的历史顺序进行排列。在《中国叙事学》《浦安迪自选集》等书中，浦安迪将《金瓶梅》置于中国叙事传统的纵向历史语境中，以中西叙事学传统与文学作品的横向比较作为整体关照。浦安迪强调“文人小说”的概念，对胡适、鲁迅、郑振铎等人的《金瓶梅》通俗小说观提出了挑战。在文本上，浦安迪提出“奇书文体”，聚焦于作品呈现出的文本形态特征。在《中西长篇小说类型初考》一文中，浦安迪总结西方叙事传统为史诗——传奇——长篇小说，而中国的叙事传统为神话、史文、明清奇书文体。最后，针对中国小说中的“缀段式”叙事模式的争议，浦安迪认为，中国最伟大的叙事文作者并不曾企图以整体的框架来创造“统一连贯性”。 内蒙古师范大学的聚宝教授报告的是“海内外存藏《金瓶梅》蒙古文译本述论”。聚宝教授从自己到蒙古国访书的过程讲起，对秘藏于蒙古国图书馆的《金瓶梅》蒙文抄本进行考察。目前，中国和蒙古国共藏有十三种《金瓶梅》蒙译抄本。两国所藏译本皆译自康熙四十七年（1708）满文刻本《金瓶梅》。诸抄本彼此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共同形成了较完整的《金瓶梅》蒙译本系统。诸抄本辗转传钞过程中形成的文本变动具有显明的俗文学文献特征。聚宝教授进行了系统地搜集和整理海内外现存《金瓶梅》蒙译本文献的工作，探索其译者、译成时间和地点，深入研究其译文特点、学术价值和文化贡献。 大连外国语大学的秀云副教授选择“大连图书馆收藏精抄本满译《金瓶梅》文献考察”为题。她研究的对象是大连图书馆收藏《翻译世态炎凉》，该书两函，一函16册，有“南满洲铁道会社图书馆”章。秀云副教授首先介绍了满文发展过程中的几次变化，对抄本中反映的老满文和新满文的差异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当时的翻译者很少署名，很少有序跋文，该抄本有阚铎和松崎鹤雄题记。秀云副教授考察认为，后人把题记贴在此书，里面所提的文献并非真是指此书。该译本反映的继承与创新之处，在于书名的更改，将《金瓶梅》改作《世态炎凉》。这应当是受到崇祯本批语“一部炎凉景况尽此数语中”的影响。该抄本纠正了旧刻本的错误，其中也有增译的部分，需要比对考察是原抄本中就有还是增添上去的。 第六场报告由来自北京大学的夏露副教授的“《金瓶梅》在越南译介的冷遇及原因探析”开始。明清小说在越南的流传、译介和影响特别深远，不仅四大名著有着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就连二三流的小说《剪灯新话》《金云翘传》都被越南大文豪进行模仿和改编之后形成越南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传奇漫录》《断肠新声》（即《翘传》）。然而，被视为“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却颇受冷遇，译本很少，且影响甚微。越南在20世纪初逐渐采用拉丁化字母文字的过程中，在1960年代以前曾经陆续译介300多部明清及民国时期古典小说，但其中没有《金瓶梅》。目前已知最早的《金瓶梅》译本是越南南北分裂时期于1969年在南方出版的由海登、玉光和孟灵三人合译的译本，而由于美越战争的影响，这部译作并没有广泛流行，甚至被遗忘，直到1989年才得以重印，但这个译本质量欠佳，重印之后并未受到预期的欢迎。现今越南又有几家出版社再版，也几乎都是重印此译本。《金瓶梅》相关影视作品在越南传播后，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对小说的宣传。不过，据夏露副教授的调研，多数越南读书人对于《金瓶梅》都是只闻其声、未读其文，甚至一些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学者也表示不曾读完。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金瓶梅》的“秽书”之名带来的不良影响，使得越南人翻译的底本是来自清代的“洁本”，对原本作了不少改动，未能反映原书的艺术成就。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张泓玮助理研究员报告的是“对比译文片段管窥《金瓶梅》的阿拉伯语译介”。在“大中华文库”成果面世前，被誉为明代四大奇书之首的《金瓶梅》并未有与其他三部同等程度的阿拉伯语译本发行。比如《三国演义》，早在1984年，外文局就出版过阿拉伯语的《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节选：赤壁之战》，且由外文出版社与叙利亚大马士革出版社合作出版。张洪仪教授翻译的“大中华文库”《金瓶梅》四卷本（2017）是目前唯一的阿拉伯语译本（汉阿对照），且不同于其他三部由阿拉伯学者翻译的作品，该《金瓶梅》由中国学者独立完成。同在2017年，Raḍwā Muḥammad Quṭayṭ翻译了Kwame Anthony Appiah的The Honor Code（2010），而该作品讨论缠足问题时引用了《金瓶梅》的一个片段，于是这个片段也有了阿拉伯语译文。张泓玮助理研究员将该片段与张译本对应片段进行对比，分析了转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张礼骏老师以“试论雷林科西译《金瓶梅》的‘背叛之艺’实践”为题。《金瓶梅》的完整版西班牙语译本由西班牙汉学家阿莉西亚·雷林科（Alicia Relinque）完成，其上下两册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在西班牙出版。在此之前，限于西班牙语世界汉学家的人数、水平及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古汉语长篇著作的西班牙语译本较为罕见。雷林科曾在不同场合提及“背叛之艺”（arte de la traición）的概念，来说明自己在汉西翻译实践中的主观感受，实则是在表达语际距离较大的背景下对翻译技巧提出的更高要求。张礼骏老师通过对《金瓶梅》具体译文和原文的比较分析，总结雷林科“背叛之艺”的微观方法与策略。《金瓶梅》的西班牙语版本问世为西班牙语世界直观了解中国世情小说打开了一扇大门，为政治、金钱与情色等不同元素在中西不同国度小说中的比较提供了坚实基础。
第七场报告开始，大阪大学的田中智行准教授报告了“《金瓶梅》中台词的表现机制：以李瓶儿的遗嘱为中心”。《金瓶梅》中的人物所讲的台词的出色是早已被指出的。田中智行从《金瓶梅》中的具体台词描写方式出发，发现作者把某些使用频率不高的词，集中在一个或几个人物身上。田中智行首先以潘金莲的台词为主要例子，讨论作者对每个人物语气统一性的关注。作者不仅使每个人物所说的语言同质化，而且还尝试利用从人物本来语调的偏离进行高水平的小说表达。从这个角度出发，田中智行对李瓶儿在临终留给西门庆的遗嘱进行了梳理。李瓶儿在与西门庆死别的时候，不知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重复了她们初次见面时的部分对话。这种人物台词前后呼应的构思在其他小说中，如文言小说《负情侬传》改编成白话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时，就已经被引入。 暨南大学的肖大平助理研究员作了“《金瓶梅》回目韩译研究”的报告。回目以对偶句形式对各回中主要人物与故事情节进行高度概括，凝聚了作者的心血，是长篇章回小说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回目因语言高度凝练且注重对仗，因此是《金瓶梅》等中国古代小说外文翻译的难点。自1955年韩国翻译家金龙济《金瓶梅》全译本问世以来，截至二十一世纪康泰权的全译本问世，《金瓶梅》的韩文翻译走过了80余年的历程，期间涌现出数十种韩文译本。肖大平以最早的金龙济韩文全译本与二十一世纪康泰权全译本为例，对二者对《金瓶梅》回目翻译的相关问题进行考察。在韩国，崔溶澈先生《二十世纪韩国〈金瓶梅〉翻译及传播》等文已经对《金瓶梅》自朝鲜王朝时期传入朝鲜半岛截至现代的传播翻译史做了精要梳理。不过，对包括回目在内的韩译本译文的研究依然是《金瓶梅》韩译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值得我们深入关注。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唐均教授报告了“《金瓶梅》译介世界地图”。《金瓶梅》作为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之首，早在清代就有了满文全译本，由此还催生了部分早期的西方语言比如德国祁拔兄弟的德译本。由于《金瓶梅》文中篇幅不菲的直接性描写历来不登大雅之堂，所以我们完全看不到官方组织的译介活动，《金瓶梅》在世界范围内的跨语际扩散基本上都是译者自发的行为。唐均教授对此进行不完全统计表明，目前的《金瓶梅》译介成果集中分布在东亚文化圈和欧洲的日耳曼、罗曼（拉丁）、斯拉夫和乌拉尔四个文化圈内，初步统计有20种语言的60个不同篇幅译本，其中有26个为全译本。在集体讨论环节，易德波教授提到，扬州评话的历史中就有《金瓶梅》的大书，或有评话，或有弹词。戏曲史上有无以《金瓶梅》为题材的戏曲？如法国学者所说，《金瓶梅》的作者有可能是女性，那么在什么情形下才会是女性？她也没有找到任何地方是女性独有的视角，所以这还是一个谜团。 
最后，罗书华教授代表大家作了总结发言。罗书华教授说，虽然年过半百，但我心中仍是少年，与会诸君散是满天星，今日相聚，成为一团温暖又明亮的火光。期待大家不仅在学术上，在生活中也要享受到《金瓶梅》等小说研究带来的乐趣。在一片欢快中，本次会议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