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杨玉良：复旦学脉与温瑞学者

尊敬的陈书记，以及瑞安的各级领导，尊敬的各位专家，大家好！

在这个地方，各位才是专家，我是外行。我虽然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主管和统筹过全国高校的学科发展，认为大学的文科地位很重要，自己也很喜欢文化学，但专业却是搞化学的。召开这次会议，我觉得非常重要，同时也是很有兴趣，所以就排除了各种杂事，前来参加你们的聚会。昨天我们的参观，让我这样一个搞科学的人都感到你们的这些研究非常重要。更不寻常的是,瑞安的历史人物，居然有这么多和复旦大学有着渊源关系，让我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校史教育，对学校很有意义。这里的历史人物和上海近代史、中国近代史上的高等教育大有关系。然而，我发现瑞安先贤们的身上，还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远远不是瑞安、温州、上海和复旦所能局限的。所以呢，我想就此问题的重要意义谈一点感受。

昨天的参观，令我想起了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我在德国马普研究所时了解了这位学者，因为他对中国文化也做了深入研究。韦伯有个疑问，说为什么中国在宋代的时候，已经具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资本主义就没有发展起来？资本主义是一个代表先进的制度，20世纪初的韦伯在论证它之所以出现在欧洲的原因。中国在宋代，人口迁徙是自由的，佣工也是自由的，土地也是私有可以交换的，发达的城市体系也已经建立了。按理讲，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很多要素都已经具备，但是完整的资本主义制度却没有在中国发展出来。跟它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就是问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而是在欧洲诞生。我觉得在瑞安这块土地上诞生的永嘉学派的思想当中，实际上就含有非常重要的资本主义思想要素。虽然我对历史不熟悉，但可以相信“永嘉学派”在中国思想历史上的地位很重要，它提出了一种既重视社会实践，又主张理论概括的“功利主义”思想。这种“义利并重”的思想，是可以像韦伯讲的“新教伦理”一样，去推动中国的“资本主义精神”发展。宋代的温州工商业经济已经有所发展，最近一波的“温州模式”经济发展也很强劲。然而，中国的历史历来是走着走着，拐个弯又回去了；然后再拐个弯，又往前走。资本主义代表当时人类的先进制度，虽然已经具备了所有的有利条件，却没有能够在中国发生，这是非常遗憾的。所以也可以说，这是永嘉学派的遗憾。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永嘉学派是少有的表达“功利主义”思想的，它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但在很长一段时间被淹没了，这也是我们今天还要研究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韦伯还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欧洲近代国家很少出现的情况，却在中国出现：公务员的地位远远超过商人，这在欧洲和西方那些率先现代化的国家很少有的。你看中国人对商人总归是看低的，而公务员的地位是远远高于商人的，士大夫的地位也高于商人，即使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个痕迹。另外，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在他的《白银资本》中估计说：1800年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曾经占到了世界的32％以上，大家知道现在美国占全世界的比例也只不过百分之二十几，中国当时占到32％以上。即使如此，你看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都没有在中国诞生，其中一定有更加深刻的原因。想到这一点，我觉得瑞安孙诒让和项崧所办的学计馆正好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根据我对中国古代“科学”的了解和思考，我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数学。这里我先要定义一下什么叫数学，什么叫算学，两个词的英文也是不一样，算学叫“algorithm”，数学的话叫“mathematics”。如果说中国有算学的话，那中国没有数学。举个例子，中国的勾股学定理的发现，要比古希腊早大概四五百年，但是古希腊发现勾股学定理，马上就给出了一个数学证明，但中国历来没有证明，因为中国人认为严密的证明并不重要，可以用就行。事实上，有严格证明的，恰恰才是数学，只是拿来用的话，就只能算是算术。由此可以看到，瑞安的学计馆教授近代数学有重要意义，意义就在于实际上在中国开启了真正的数学，这才会有后面一系列的现代数学家的诞生。

我们还有一个模糊认识，即总是把数学放进了自然科学里头，认为数学只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实际上，在整体的西方文化中，数学和自然科学是分开的，一直到现在也是这样。西方学者，甚至于美国总统的讲话，都是将科学与数学并列，通常成为“数理化”，还把数学放在前面，数学和科学。为什么要把它们两者分开？这是因为数学是抽象的形上之学，物理、化学则是“physics”，是关于物质具体形态的有形之学。数学帮助物理、化学从有形物体中抽象出规律性的定律、定理，但是简单地把数学称为科学的工具是不够的。数学更本质、更重要的方面，是它代表了人类独有的思维方式，是只有现代人类才能达到的思维高度。数学的思维方式，在古代东西方的各种文明中间，有的民族比较强，有的民族则很弱。强还是弱，就和这些民族的文化结构有关系，所以我们也说，数学思维的发生，它的生存，它的发展，是一种文化。中国古代文化虽然历史悠久，形式丰富，但和古希腊相比，却不太擅长数学这个领域。中国文化传统中情感、伦理、美学意味比较强，数学、逻辑的思维比较弱。有数学的思维传统，才会把事情搞得非常精确、严密。我觉得瑞安在近代以后建立学计馆，它的重要性就在于此。中国人引进数学的严谨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学计馆对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重塑中国文化的思维结构，是极其重要的。

我很高兴地看到，复旦大学老校长苏步青、谷超豪都是从温州出来的，在学术渊源上正是瑞安孙诒让、项崧所办的学计馆的二传、三传。上海是中国最早传入现代数学的城市，《几何原本》就是由上海人徐光启和利玛窦一起翻译的。刚刚我在大会论文中发现，你们提到我的中学母校格致中学，是徐寿、王韬和传教士傅兰雅、伟烈亚力等人在1874年创办的格致书院，“格致”就是“自然科学”（naturalscience）的古代译法，就是数理化，格致书院是近代中国最早系统传授自然科学的学校。当时的洋务大臣曾国藩、李鸿章提倡引进“西学”，改造民族精神。但是，遗憾的是在学校教育培养了中国第一代科学人才之外，数学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在社会上的各行各业中广泛地普及开来，传统的思维方式也没有改变到位，也就是说我们的“科学启蒙”工作仍然没有完成。大家可以在网络上看到，中国人对很多问题的争论，一般来讲，不管是左的思想，还是右的思想，双方都不是用一个严密的证明去论证它，而就是简单地说：我说好那就是好，我说坏就是坏。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在一般人中间一直延续到现在，甚至在官方文件中，都是这样表述的。即使在一流高校中，也有很多人仍然是用传统思维方式处理学术问题。因此我觉得瑞安先贤们所开启的近代事业，包括永嘉学派所开启的古代事业，都是非常重要的，需要认真的研究。

上海和瑞安先贤们开创的事业，尽管有所延续，但我们看到它是断断续续的，时常会发生中断。这条线是一条虚线，它不是一条实线。它确实在发生作用，但是远远不够，它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我期待这次会议能够开始一种扎扎实实的研究，在未来产生一些更具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能够继承前人的精神，更好地推动我们民族思维方式的改变和发展。我觉得研究永嘉学派、瑞安精神，不仅仅只是在科学、教育、经济、社会的发展上有价值，它对民族文化的进步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建议在“温州模式”“瑞安精神”的讨论之上，还可以开展永嘉学派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古代思想的改造，还有对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引进、发展等领域的重要意义，如此才能符合这样一个重要的课题。

作为一个复旦人，还作为一个曾经在学校、在部委负责规划高校整体学科发展的学者，我对当前的瑞安新学研究有几个期待。首先，作为复旦大学前校长，我要利用在瑞安社科联和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联合举办这次会议的机会，向与复旦大学文、理学术传统有着密切关系的瑞安和温州学人表示敬意。复旦数学的苏步青、谷超豪先生，复旦历史学的周予同先生，复旦文学的李笠先生，都是瑞安学风的传人，他们最后都汇入了复旦大学的浩浩学脉之中，这真是一件令复旦人感叹而深感荣幸的事情。另外，我非常支持学者们结合复旦大学的建立，尤其是早期发展的历史来进行瑞安新学的研究。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复旦人来研究瑞安的文化是稍微带点私心的，我们还想搞清楚复旦精神、复旦学风、复旦学科的一些重要的渊源关系。我们知道，1905年由马相伯等人创建的复旦公学，汇入了江苏、浙江各地的学脉，有松江，有苏州，有常州，有杭州，有湖州，当然也有温州。复旦是江南地区新文化运动的结晶。昨天的参观让我知道，瑞安人士项骧等人在震旦、复旦创建时期就有贡献，而且还是重要贡献，这是非常值得大家来探讨的事情。

其次，我觉得要结合近两百年来，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的大背景来研究瑞安学派。瑞安新学在“戊戌变法”以前就兴起了，这个时间刻度，在思想启蒙的先进地区江苏、浙江来说，也是超前的。瑞安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和思想的转型过程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都值得我们去研究。再次，我觉得我们应该结合中国近代两百多年的教育发展史，来研究瑞安的文化和学派。而且，不仅仅是现当代，我觉得至少也是要结合两百年来中国的社会、经济，甚至金融的发展这个大背景，来看瑞安的文化，包括永嘉学派在这里头起了什么样关键的作用。这次会议的通知和论坛的简介上有几句话，我觉得概括的是非常精确的，只是我们今后的研究需要有更多的内容来填充。最后，我觉得既然瑞安在中国的县级层面上最早开设了传授现代数学的学校，还成功地培养出一批杰出数学家，我就以理科教授和院士的个人兴趣，还请求你们结合中国的自然科学史来研究瑞安新学。过去讲，数学是一切科学、技术学科之母，就像哲学是现代文科的学科之母一样。现代学术，包括哲学、社会科学，没有数学思想的话，基本是发展不起来的。你最多只能引进一些应用技术，或者说做一些工匠的活，要想有一个全民族的思维方式进步更是不可能的。

李约瑟问题是问：为什么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等技术发明，但是现代科学却并没在中国诞生？对此，我的一个看法就是，因为中国没有跟科学相关的严密的逻辑思维，还有就是没有一种探索性的自然观。古希腊的科学的自然观认为自然是有序的，甚至是数学的，是可以认识的，是需要探索的。古希腊和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用这种自然观激励人们对大自然秩序的探索。探索自然的主要工具就是科学的思维方法，也就是逻辑学。有人说，中国人怎么可能没有逻辑？不然怎么安身立命，待人接物呢？我说中国人当然做事情大部分还是有逻辑的，但是却没有逻辑学。因为逻辑学是把逻辑当一门学问来研究，而且逻辑学的话语应该是形式化了的。我经常举这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说一件事情，如果说A包含了B，B又包含了C，那么A就一定包含C。至于A、B、C具体是什么并不重要，这个就是用形式化来作了高度的概括，这样的逻辑学在中国是没有的。所以正因为这个没有，使得中国这块土地上很难诞生现代的科学，即一种作为普遍真理的知识体系的科学。而当科学上升成为普遍真理以后，中国人是被迫接受的。因为大家发现它作为知识是有用的，有效的，但用来探索新的普遍真理，就又不习惯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应该结合中国近代的科学发展史，从数学引发出来的科学的发展史，来看永嘉学派的思想，来设问包括瑞安很多先贤思想在内的近代学术对中国现在到底有怎么样一些影响。

最后的话，我们当然要结合中国的未来的发展，来研究永嘉学派、瑞安新学。中国未来的发展，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国家的精神和思想的发展。如果这一点上没有根本突破的话，那么中国未来的前景仍然是会撞了南墙以后，再转回去。我们今天在这里重新审视中国的近代史，我觉得这部历史里头，可歌的东西不多，可泣的东西很多。我觉得非常遗憾，历史总归是到关键时候，“咣”一下，又复辟了。到了今天，我们还在非常艰难地寻求一个发展道路，实际上先人们在很多地方都已经指出来了。有些路已经走过，不通就退回来了。我希望历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做出贡献，尤其我希望复旦的学者能够做出贡献，让我们把历史的步伐记录下来，让我们结合未来来从事研究，看到未来道路到底在哪里，为我们国家民族的发展提供真正的智慧。

我就简单说这几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