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彝和他的文友：旅英华人的文艺创作与社会交往（1930-1950）》这本书的灵感来自2019年夏天在英国牛津举行的两场活动：一是英格兰遗产委员会为纪念蒋彝而设立蓝色牌匾（English Heritage Blue Plaque，蒋彝是第三位获此荣誉的华人），二是同时在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举办纪念蒋彝生平与创作研讨会。请问近年在英国重新关注与公开纪念蒋彝有何意义？贝文、韦查德、郑达：2019年夏天，为了纪念作家、画家蒋彝半个世纪前在牛津的生活，安妮·韦查德在阿什莫林博物馆组织了一场专题研讨会（当时保罗·贝文正在该馆担任中国画艺术研究员[Christensen Fellow in Chinese Painting]）。《蒋彝和他的文友》一书的问世便是以此为契机，书中章节的初稿大多来自会上提交的论文，参与撰写者分别有伦敦大学城市学院的叶树芳（Diana Yeh）、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郑嘉仪（Sarah Cheang）、大英图书馆中文典藏部前主任吴芳思（Frances Wood）、威斯敏斯特大学的特莎·索恩尼利（Tessa Thorniley）、著有《午夜北平》的英国作家保罗·法兰奇（Paul French），以及本书的三位主编保罗·贝文、安妮·韦查德和郑达。后来又邀请了另外两位学者参与：美国圣十字学院的任可和牛津大学荣休教授柯律格（Craig Clunas）。牛津蒋彝故居被英国政府文物保护部门挂蓝牌柯律格当时以听众身份出席了会议，他也参与组织了在蒋彝故居挂蓝牌的事宜。英国随处可见不同组织为纪念某位名人而在其故居设立的蓝色牌匾（蒋彝这块是由牛津郡蓝牌委员会所设），迄今为止，只有三位中国人拥有属于自己的蓝牌——作家老舍、革命先驱孙中山，以及1940至1955年住在牛津的蒋彝。期待之后有更多中国人加入这一行列，一个可能的候选人是蒋彝的朋友熊式一（1902-1991），后者在1940年代也曾是牛津居民。蓝牌揭幕时，蒋彝的传记作者郑达作为特殊嘉宾及研讨会主题演讲者从美国波士顿来到牛津。研讨会结束后，在那年夏天最热的一天，不少与会听众步行至蓝牌揭幕地，南摩尔路（Southmoor Road）上，这幢房子如今的主人敞开大门，盛情招待了大家。郑达著《西行画记——蒋彝传》，商务印书馆，2012年出版。虽然蒋彝未必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但全球范围内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及学界同仁对他的著述感兴趣。我们希望已经熟悉蒋彝文字的读者，以及被蒋彝和他在英国朋友圈的精彩故事所吸引的新读者都能读到我们编的这本书。这本书讲述了1930年代在伦敦西北部的汉普斯特德（Borough of Hampstead）聚集的一群中国文人和艺术家的故事。这个地区是怎么会成为离散（diasporic）文化网络的中心的？书中的故事对二十世纪上半叶旅英华人生活的传统形象做了怎样的修正？贝文、韦查德、郑达：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汉普斯特德属于英国最具有活力的艺术家社区之一。在伦敦大轰炸毁了蒋彝和熊式一的居所而迫使他们迁居牛津之前，他们正是在这个位于北伦敦的地区（如今属于卡姆登[Camden]区）生活的。在汉普斯特德，他们的邻居包括了其他中国朋友和同行，如历史学者崔骥（1909-1950），诗人王礼锡（1901-1939）、陆晶清（1907-1993）夫妇，以及不计其数的艺术家和作家，有些是知名的，有些现在已经被遗忘。距离这些中国知识分子的住房不远处便是亨利·摩尔（Henry Moore）、芭芭拉·赫普沃斯（Barbara Hepworth）和本·尼科尔森（Ben Nicholson）的画室。他们的朋友、居住在当地的诗人兼艺术批评家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称这些英国艺术家为“一群温和的艺术家”（A Nest of Gentle Artists）。汉普斯特德的伊索肯公寓楼在离他们住所不远的草坪路（Lawn Road）上，便是现在被称为“伊索肯”（Isokon）的现代主义公寓楼。该楼由威尔斯·科茨（Wells Coates）设计，杰克·普理查德（Jack Pritchard）建造，其风格受到了欧陆建筑运动的启发。因受纳粹政府迫害而逃离德国的包豪斯学派成员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马塞尔·布劳耶（Marcel Breuer）、拉兹洛·莫霍利-纳吉（László Moholy-Nagy）都曾在这个现代主义公寓楼里或其周边居住过一段时间，从事他们在伦敦的设计工作。附近还住着一些别的艺术家，其中不少人也是因纳粹而流亡至此。仅从人数上来说，这里最著名的艺术家群体或许是艺术家国际协会（Artist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其左翼成员大多支持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将这些不同群体关联在一起的唯一的人物是赫伯特·里德。作为蒋彝的朋友和邻居，他为蒋彝的两本书写了序言。在蒋彝当年出版的文字中，他也提到过里德和其他朋友，提到过贝尔塞斯公园（Belsize Park）和汉普斯特德的街道，以及他每天在附近的汉普斯特德荒野散步的情景。相对于在这个区域居住过的其他艺术家，中国作家和艺术家以往受到的关注要少很多。就此而言，我们这本书对汉普斯特德如何成为一个伦敦的艺术繁荣区的传统观点做了些修正。蒋彝的《春日早起》记录了汉普斯特德的一个清晨： “晨起闻鸟喧，啾啾鸣得意。远树渐生烟，濛濛绿无地。爱尔群鸟声，风景添幽媚。”蒋彝及其同仁的写作和演讲如何有助于改变英国人对中国文化（包括1930年代的中国美学与艺术）的认识，从而挑战了既有的偏见？贝文、韦查德、郑达：1930年代的英国公众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认识非常有限。电影和小说里展现的中国人往往给人留下不太好的印象。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笔下的邪恶天才傅满洲、凶残的吴先生，托马斯·伯克（Thomas Burke）的《莱姆豪斯之夜：唐人街故事》（Limehouse Nights: Tales of Chinatown），都展现了极具异国情调的东方想象，让英国观众误信了中国与中国人是不公不义的。当时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向英国公众展示中国的另一面，蒋彝和熊式一便是其中之一。他们一方面通过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电台节目介绍中国文化的不同方面，一方面开始公开写作。虽然熊式一在伦敦西区大热的《王宝钏》（Lady Precious Stream, 1934）是中国戏剧的某种注水的、些许扭曲的版本，但他肯定无意丑化中国，而在这部剧被热捧之际，英国时尚界的某些领域也已经掀起了一股“中国热”。正是在这一时期，蒋彝出版了一系列广受欢迎的书籍，以“中国人眼中的英国”为卖点，为自己的作家和艺术家事业开辟了一席之地。从第一本《湖区画记》（The Silent Traveller: A Chinese Artist in Lakeland, 1937）开始，蒋彝陆续出版的这些书均有助于改变英国公众对华人的看法。蒋彝著《湖区画记》，朱凤莲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出版。蒋彝绘《雨中探访瓦斯代尔黑德小教堂》（Going to church in the rain, Wasdale Headd, 1937），载《湖区画记》。蒋彝绘《大本钟下的雨伞》（Umbrellas under Big Ben, 1938），载《伦敦画记》。蒋彝绘《夏日薄雾中的城堡》（The castle in the summer haze, 1948），载《爱丁堡画记》。在蒋彝的系列著作中，他是以“哑行者”（the Silent Traveller）的形象示人的。就旅英中国作家跨文化身份的自我塑造而言，《蒋彝和他的文友》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新知？贝文、韦查德、郑达：蒋彝是在1930年代初即将前往伦敦时为自己取名“重哑”的，意为彻底沉默。因为对国民党内部猖獗的腐败失望透顶，他辞去了县长的职务，发誓再也不参与政治。抵达伦敦不久后，他开始用“哑行者”这个笔名。这是一个刻意的选择，“哑”字传达了他在西方努力建立新的文化认同时所感受到的语言匮乏、无根与疏离。蒋彝的这个笔名参与了他一系列旅行书籍的命名，如《哑行者在牛津》《哑行者在纽约》，人们也渐渐意识到这位脸上总挂着微笑、步履缓慢、若有所思的中国人其实观察入微，睿智过人。他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身边常常被忽视的事物，他会提出妙趣横生的评论，既令人耳目一新，又有说服力。他的写作幽默风趣、贴近生活，赢得了全世界成千上万读者的喜爱。事实证明，蒋彝的自我塑造是成功的，他的文友也采用了同样的策略。比如，富有激情的诗人兼政治活动家王礼锡就参照浪漫派诗人雪莱（Percy Shelley）的名字，为自己取了英文名“Shelley Wang”。这个名字突显了两位诗人在炽热的革命激情和诗歌能量方面的相似之处。另外，衣着与双语能力也是自我塑造的方式。蒋彝和熊式一经常穿着传统中国文人长袍，或在著作中引用古诗词，以提醒公众他们的跨文化身份。王礼锡，1938年于贝尔法斯特。乔治五世国王银禧庆典期间，狂欢者将一名警察拉进他们围起的圆圈中舞蹈。蒋彝在这幅素描中也画出了他自己（最右），他身着中国长袍，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幕。这本书格外关注旅英华人在写作与绘画之外的文化生产，如芭蕾、电影。如何理解当时英国向中国艺术家开放的不同文化空间和文化类型？贝文、韦查德、郑达：我们认为历史学家普遍忽视了二十世纪早期中国人参与英国文化生产的情况。有关海外华人（Chinese diaspora）的历史研究倾向于关注码头工人群体，也会提及短期留学生，如1918年至1922年在美国和英国留学的诗人徐志摩。一开始我们也只关注了蒋彝，他身兼作家与画家双重身份，将不同的才能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巨大的流行效应。但当我们开始深入研究他在英国的文友圈，便发现这群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曾孜孜不倦地试图建立与伦敦文化精英的联系。在劳伦斯·比尼恩（Laurence Binyon）、罗杰·弗莱 （Roger Fry）等艺术评论家的努力下，现代主义开始欣赏中国的视觉美学，这为绘画界接受“正宗中国”（authentic Chinese）的声音铺平了道路。到了1930年代（往往是出于反法西斯的政治目的），富有同情心的出版商、电台节目主持人、期刊主编、戏剧制作人、作曲家、舞蹈编导积极寻找中国撰稿人和合作者，拓宽了这群中国文人接触各种创作类型的机会，从而促成了他们艺术上的多样化。的确，蒋彝和许多其他中国人从事了各种文化生产，经常实验、探索新的形式。本书中安妮·韦查德的文章讨论了蒋彝为芭蕾《鸟》（The Birds, 1942）所做的舞台与服装设计，保罗·贝文的文章揭示出熊式一曾尝试拍电影。有些中国作家为英国广播公司准备稿件，甚至还在其广播节目中播出过。蒋彝是世界上第一个画大熊猫的画家，通过他的艺术作品和儿童书籍推动了大熊猫形象的流行。蒋彝为芭蕾舞剧《鸟》设计的夜莺服装蒋彝为芭蕾舞剧《鸟》设计的布景你们在导言中指出，书中的中国人物生活在“一个文艺互联与战时合作的世界”，而“学界对这个世界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抗日战争和二战的欧洲战场如何影响了蒋彝文友圈的写作与公共活动，并为其他旅英中国作家创造了新机遇？贝文、韦查德、郑达：全面抗战在1937年7月爆发后，英国的一些文学编辑，尤其是左翼反法西斯人士，开始寻找并发表当代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其中代表性的刊物有：《新写作》（New Writing）及其非常成功的分支《企鹅新写作》（The Penguin New Writing）、《左翼评论》（Left Review）、《新政治家与国家》（The New Statesman & Nation）、《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听众》（The Listener）、《今日生活与文学》（Life & Letters Today）、《时代与潮流》（Time & Tide）。当西方开始报道日本在中国的暴行后，同情中国抗战事业的编辑和出版商意识到文学在救亡活动中的重要角色。作家萧乾评论说，“中国开始在英国人眼中存在”的日子是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那一天。他说，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广播电台和电影制片厂找到他，希望他能做一些帮助英国破除对中国迷思的文化项目。萧乾突然发现，他不再被视为“敌侨”，而成了“大同盟的一员”。中国作为新盟友的身份使英国民众期待读到更多有关当代中国书籍，比如企鹅特辑系列中的短篇论战作品、维克托·戈兰茨（Gollancz）左翼读书俱乐部（Left Book Club）的许多作品。萧乾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览《苦难时代的蚀刻》（Etchings of a Tormented Age）让英国广播公司远东部负责人埃里克·布莱尔（Eric Blair，人们更熟悉他的笔名“乔治·奥威尔”）相信，早就该出版一个中国作家作品系列了。于是，二战就成了一个关键时刻，旅英中国作家在编辑和出版商网络的支持下，试图通过文学和其他文化表现形式增进西方人对他们祖国与人民的理解。蒋彝画作，发表于《战时小记》（1939）。这本书关注的中国作家和艺术家包括熊式一、蔡岱梅、王礼锡、陆晶清、崔骥、萧乾、叶君健、杨宪益。他们一直是合作者的关系吗？还是说他们的友谊会受到书中所谓“种族再现的经济”（the economy of racial representation）的影响？贝文、韦查德、郑达：从记录他们这一时期生活的回忆录、传记、通信可以看出，除了居所、家庭生活与友谊，这些人还共享了职业网络，并大方地相互介绍联系人。比如熊式一曾把蒋彝介绍给他在伦敦梅休因（Methuen）出版社的编辑，之后蒋彝又为叶君健（1914-1999）向梅休因出版社写了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二战期间，当蒋彝有事不便时，他会把萧乾、熊式一、叶君健推荐到英国广播公司代替他做节目，他也在和海雀出版社（Puffin Books）讨论出版中国历史类儿童读物时推荐了崔骥。不过如叶树芳的文章指出的，在他们保持愉快合作关系的同时，这些作家和艺术家的团结又受到了“种族再现/代表的政治经济系统”的威胁。由于只有少数中国艺术家或作家能获得曝光的机会，他们不可避免地背负着代表其“文化”或民族的期望。而关于应该再现何种“中国性”的争论是充满张力的。熊式一参与这个经济系统（economy）也是迫不得已（perceived necessity）。在英国文化界摸爬滚打的经验告诉他，争取知名度的最好方式是塑造一种带有异域风情的中国性氛围（aura）来吸引西方观众，这便是他的话剧《王宝钏》大受欢迎的原因。作为移民艺术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使命：挑战欧美对中国人的主流看法。不过他们承担这种再现责任的方式也考验着他们的友谊。除了蒋彝与熊式一，他们圈子里还有一些杰出的海外华人将彼此视为竞争者，而非合作伙伴。《王宝钏》剧照，伦敦小剧场（Little Theatre），1934年。这群中国作家和艺术家的共同经历是流亡，尤其在日本侵华的背景下。然而英国也在二战中遭到了空袭的威胁，他们便不得不在留英、回国或迁居他国间做出选择。请问他们的生活、工作和历史遗产里是如何呈现流亡、离散、归属、群落这些主题的？贝文、韦查德、郑达：这是个重要的问题。无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影响了这些滞留英国的中国作家和艺术家。他们中有人回国投身抗战，也有很多人留在海外，包括蒋彝、熊式一、崔骥、萧乾、杨宪益。他们与故土相隔万里，又总为亲朋的安危担忧，这令他们身心俱疲。1939年9月，战争在欧洲爆发，伦敦不再是安全的避风港，他们不得不疏散到邻近的城市。但即使这样，他们还是勇敢坚持，推广中国文化，向公众转达中国抗日的重要性，筹集援华资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批海外华人又一次面临选择，是回到大陆，搬去台湾，还是留在海外做无国籍公民。蒋彝、熊式一、崔骥、何思可、凌叔华等人都决定留在海外。他们碰到了许多困难，为了谋生改行从事新的工作。比如，何思可与罗孝建都曾是外交官，后来做起了餐馆生意。熊式一在剑桥大学接受了一份薪水微薄的短期教职。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因为冷战的关系，他们与中国大陆的家人山水相隔。吴芳思的文章《梅达谷的麻将》（Mahjong in Maida Vale）生动再现了1950年代伦敦华人妻子的日常生活。为了自我赋权、相互扶持，这些中国妇女聚在一起做饭、打麻将。这不禁令人想到谭恩美（Amy Tan）小说《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中的情节，尽管那是在美国的背景下。蒋彝为李梦冰《华食谱》（1943）所作的插图近年来，西方反华情绪和针对亚裔的暴力事件有所抬头，严重影响了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群体。蒋彝与其他中国艺术家、知识分子的跨文化故事能否有助于缓减我们时代频现的对海外华人的误解？贝文、韦查德、郑达：这几年西方媒体频繁报道反华情绪和反亚裔暴力，这令人非常不安。将近一个世纪前蒋彝初到英国时，他观察到的是无处不在的歧视、偏见与误解。电影、戏剧、图书常常将华人刻画成无知、肮脏、阴险、落后的形象。蒋彝、熊式一和其他中国人经常在伦敦街头遇见向他们呼喊带有种族歧视色彩词语的小孩。郑嘉仪的文章《身为蒋彝：感受、差异与述事》（Being Chiang Yee: Feeling, Difference, and Storytelling）讨论了蒋彝对这种情况的反应。蒋彝意识到，有些人仅仅因为他的亚洲面孔而认定他是神秘莫测、怪里怪气的。他认为，与其因此而沮丧或做出愤怒反应，不如用幽默和圆通的处事方式，将这些原本不愉快的经历转化为展示自己人性一面、建立联系、呈现东西方共性的机会。蒋彝相信，无论语言、宗教、肤色、文化习俗有何差异，全人类都共享一些基本价值，他正是通过旅行和旅行书写来探索这些共性。蒋彝和他的中国作家同行感受到了相互理解与欣赏的迫切性，便献身于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的事业中。今天，我们西方社会面临着种族和种族主义的政治问题，人际沟通和文化交流仍然是消除偏见和误解、凝聚人心的有效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蒋彝和他的文友》的出版（从去年的英文版到现在的中文版）非常及时，它不仅重新阐释了过去，也给出了一个鼓舞人心的前进方向。蒋彝绘《市政楼晨景》（The morning look of the Civil Service Building, 1950），载《纽约画记》。
蒋彝绘《雪中河滨公园》（Riverside Park in snow, 1950），载《纽约画记》。
蒋彝绘《驴过埃菲尔铁塔》（Donkeys passing by the Eiffel Tower, 1956），载《巴黎画记》。感兴趣的中外读者怎样能读到蒋彝和他的文友们的作品？你们可以推荐一些再版或翻译的著作吗？贝文、韦查德、郑达：人们对前几代人的跨文化贡献的兴趣越来越大。从2002年至今，已经有七种《哑行者》系列图书在英美再版。由于蒋彝的书大多用英文写成，面向西方读者，它们有半个世纪都不曾在中国的书店里出现过。2005年以来，《哑行者》系列的八种已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此外蒋彝的小说《滇缅公路上的人们》（The Men of the Burma Road）、回忆录《儿时琐记》（A Chinese Childhood）和专著《中国书法》（Chinese Calligraphy）的中译本也已相继出版。同时，熊式一、萧乾、王礼锡、杨宪益的许多著作都有中译本或以中英文再版。《蒋彝和他的文友》附录中的参考书目列出了一些相关出版物，是一个很好的获得更多信息的来源。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激发学界对旅英华人的文艺创作和社会交往的兴趣，也希望引发更多关于二十世纪及其他时期旅英华人的讨论和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