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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纲:疫情中的城邦理想

作者:李天纲 时间:2020-06-06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简介】

李天纲,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系主任,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中国思想文化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


疫情中的城邦理想


【编者按】


疫情之下,“复旦通识”组织“学人疫思”系列,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邀请不同学科的教师撰文,从各自的专业领域与学术兴趣出发,对疫情展开不同角度的讨论,进行跨学科的深入解读和分析。不仅止于复旦的教师,该系列也会向其他高校的教师、学者约稿。本文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李天纲的《疫情中的城邦理想》。


一、疫情唤醒了城市共同体


“就像火灾一样,如果瘟疫发生在少数几间房屋里,并使其具有传染性之后,只会烧毁这几间房屋。……然而,如果它发生在房屋建立得非常紧密的城市里面,就会疯狂地扩张,并毁掉它所到达的所有地方。”

——笛福《伦敦大瘟疫亲历记》,第261页。


武汉封城的那一晚,省与省,市与市,公路、马路、河道,瞬间都筑起了边界,每个人都被圈在了各自的围城中,感受到了自己城市是一个单独的存在。这时候的城市是一个整体,边界很清晰。在农村是田连阡陌,在城市就是人家毗邻,人群聚集,既进不来,也出不去。无论你在本地城市是按户口居住,或用居住证、暂住证居住,还是流动人口,甚或是临时出差,瞬间都被关闭在同一个城市。城市人,在目前的中国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模糊概念,在这个时候却变得异常清晰。以“健康码”为标志,每个人都属于一个共同体——你自己的城市。我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人,这么多年的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这座城市的本来面目越来越难看清。“海纳百川”的上海,在一定意义上回到了百多年前“光怪陆离”的传统状态。因为太多的文化特征迅速消失,社区、旧楼、方言、餐饮等等,一切又都不再是传统。在所有老上海人感觉到城市共同体逐渐消失的同时,很多新上海人又难以融入当地社区,住在一个地方,并不觉得有多大的社区归属感。然而,瘟疫来了!所有人都被绑定了,亮出你的健康码,我们在喊出“武汉加油”的同时,忽然都意识到自己是苏州人、南京人、杭州人、上海人……


疫情期间,从书架上找出了英国作家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的《伦敦大瘟疫亲历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本书1722年出版,作者以纪事的笔调描写了1665年的英国肺鼠疫。1663年,鼠疫在荷兰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流行,次年9月就暗暗地登陆到了伦敦。1220日,英国第一号死亡病人据说是伦敦市内那位收到来自荷兰丝绸包裹的居民。在这次通过飞沫迅速传播的细菌性大瘟疫中,“实际上那一年(英国)真正的死亡数目高达10万人,而在官方记录中,瘟疫死亡的人数仅仅是68,590。”即便如此,这些数字也足以令人惊恐。伦敦市区人口不到50万,“每周死亡二千到三千,甚至四千人,”(第281页),最后死了三、四万,全市人口损失了十分之一,那一定是比今天新冠病毒对伦敦市民更强的心理冲击!


和中世纪大瘟疫动辄令当地人口减半的惨状相比,300多年前伦敦的这次Pandemic死亡人数已经大大下降。随着早期工业、商业、贸易、金融的兴起,英国、荷兰、法国、意大利都出现了大都市。大都市的特征是人群聚集,交往密切,瘟疫一旦发生,就会有爆发式的传播。但是,十七、十八世纪欧洲最先进步的城市,如佛罗伦萨、那不勒斯、阿姆斯特丹、鹿特丹、伦敦、巴黎,已经开始建设现代市政制度来对抗瘟疫。下水道、清洁饮水、屠宰管理、路政建设、餐饮习惯、社交礼仪等等制度不断改善,医院(包括传染病院)等公共卫生事业也逐渐成型。1665年伦敦大瘟疫前后,欧洲各大城市都已经开始建设各自的公共卫生体系。笛福描写的伦敦是一座瘟疫流行的温床,但是《伦敦大瘟疫亲历记》之后的伦敦人接受教训,建造了世界上最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整个十九世纪,伦敦是向全世界输出了最多文明制度的城市。按现为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概括,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向全世界推广了“帝国式”的英式制度,包括:英语;土地租约制度、银行制度;公共法;新教主义;体育运动队;“看更人”政体;代议制议会,以及自由观念等。这里他显然漏掉了“卫生制度”,即诸如大型医院、专业诊所、隔离病院、检疫防疫、保健护理、愈后康复、体育运动等现代公共卫生制度。这套伦敦制度成为十九世纪各大都市的标配,也是“城市文明”的标志。


英籍考古学家柴尔德(Gordon Child, 1892-1957)把“城市革命”(起源)作为人类文明的主要标志;英国历史学家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则把古代希腊、罗马奉为城市文明的样板。然而,现代大都市其实是人类历史上的全新现象,它们和古代、中世纪的城市有天壤之别。不用多说近代的伦敦、巴黎和古代的希腊、罗马的区别,就是中国的历代古都西安、北京、南京,人口早就达到几十万、上百万,但和近代上海、汉口、天津相比也一样有着巨大的差别,不可同日而语。举例来说,现代城市如果没有一个覆盖全市的下水道系统,污水沿街道流淌,瘟疫就会时时泛滥。明清的江南城镇靠自然和人工改造的河道清除污浊,而没有这项自然条件的北方村镇,疫情就不断出现。现代城市制度最重要的指标,就是看卫生体系的完善程度。近代的医疗卫生体系,是在一些市民生活为主的大城市里面,按照现代人的需求建立起来的。这个系统,平时用来检疫、防疫,一旦瘟疫爆发就用它来抗疫。有了“城市文明”,人类的抗疫能力大大地提高。同时,城市文明体系就像一只更加复杂的钟表,它要求有更好的维护,更精确的操作,一旦犯错,就完全崩溃。


2020年新冠病毒大流行,上海的抗疫成绩实属出色。至518日确诊病例326人,死亡7人,算是成功。成功的原因可以列举很多,排在第一位的肯定是这个城市里一贯强大的公共防疫体系,以及十分普及的公共卫生意识。上海市民的公共卫生意识是不断学习和吸取欧美经验和教训,在开埠以后的180年间慢慢培养起来的。上海在国内尚属领先,在国际却是后起。按1926年民国上海市政府成立“淞沪商埠卫生局”时的估计,“我国卫生之状况,与英国八十年前,美国五十年前大略相同。”(《民国上海事通志稿》,第四册,第684页)因不注意公共卫生,流行病和瘟疫肆虐之下,上海人口的年死亡率约为30‰,而伦敦、纽约已经降至12‰。今天上海的人口年死亡率也已经降至7.5‰,平均期望寿命达到了84岁,和世界上最先进的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相当。上海、香港、东京、首尔、新加坡这样的东亚大城市,通过借鉴英、美公共卫生制度建立了自己的防疫体系,这次抗疫成绩都相当不错。因为东亚城市的卫生环境比欧美差很多,当地医生发明了一些因地制宜的抗疫工具,倒也行之有效。例如,当前版本的卫生口罩是伍连德博士在1910年抗击鼠疫时发明的,50年前上海普遍使用的熏蒸消毒法也是本地防疫人员因地制宜创制的。这次全世界范围内对口罩功能的有很大争议,在上海、香港、东京却并无异议,大家相信“伍连德口罩”确实有效,能阻断细菌和病毒的传播。卫生条件优越的欧美市民,对东亚版本的口罩不感冒,表现出对自己卫生制度的过度自信,不必要地多感染,多牺牲,吃了一次大亏。



居民戴口罩外出购物


抗疫以来,上海市民对城市文明共同体的认同感大大增强了。春节后的二、三个月里,国内外的人员交流一下子中断,市民们生活在封闭起来的城市里。二千数百万人口在家中裹足,守望相助。既相互提防,保持社交距离;又隔空呼喊,不断提醒鼓励。好像是大自然的主宰者做了一次试验,把各种级别的人口流动(migration)都暂时停下了,很多层次上的“全球化”,大大小小的“一体化”统统停住,反而是一股强劲的“本土化”运动得以回归,发生的效果居然也是相当不错。都市白领们给身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投食”,都是本土的网红品牌;市民关注自己城市“逆行”到武汉的医护人员安危,成为大家的日课;“上海发布”实时更新,成为稳定市民情绪的神器;在各种场合,上海话的使用频率增加了;还有,“新上海人”终于有了时间和机会,向邻居们学做“本帮菜”……。熟悉上海这座城市历史的人们都知道,每次面对外部危机的冲击,诸如瘟疫、战争、动乱、饥荒、灾害、难民潮,都会激发起城市内部的凝聚力,完善自己城市的抗疫、卫生、治安、慈善制度。作为一座大都市,上海正是这样建成的;作为一种现代市民,上海人就是这样形成了自己的身份认同。瘟疫,唤醒了城市共同体。


二、抗疫促进族群融合


“人们再一次团结起来,决心共同分担痛苦,分享快乐,承受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

——笛福《伦敦大瘟疫亲历记》,第40页。


在忽然降临的生命威胁面前,共同抗击瘟疫的行动,使得城市内部不同社群发生融合,把人群结合在一起的认同感油然而生。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社会内部的族群关系是非常复杂的。瘟疫一旦爆发,不同城市、地区和国家的人群短期之内自然会出现提防、猜忌的心理。但是,人们发现:为了抗疫,共同体内部的不同人群却只会撤除屏障,加深融合。1850年代以后,上海已经打破了“华洋分居”的隔离局面,实行了“五方杂处”的居住方式,但外侨与华人之间的隔阂并非完全撤除,江、浙、粤、闽不同祖籍地的华人关系也很疏离。瘟疫从外部传入,在不同人种、民族和地籍的人群中肆虐。一染俱染,并不分人种、族裔和地籍。为了当前的集体安全,减少整个城市的牺牲,激发出来的是一种整合性的意识,也就是一种城市共同体的认同。每次瘟疫当前,全市民众,不分华洋,不计贫富,不论亲疏,必须要团结一致,才能战胜瘟疫。1910年开始,曾经肆虐于欧洲的鼠疫,经俄罗斯商人、移民从西伯利亚传入中国东北,几乎是100%的死亡率,一年内死了5万多人。此后,1917年在绥远、河北、北京;1920年在东三省又相继爆发鼠疫,都是染上就死。北方的三次鼠疫大流行,上海华人开始还木知木觉,但欧洲裔外侨对鼠疫的危害记忆犹新,因而胆战心惊,立即行动。三次抗疫,上海中外各界人士动员起南中国的力量驰援北方,最后成功地把那场鼠疫堵在了黄河以北。中外报章上一致推崇抗疫英雄伍连德(台山人,1879-1960)、金宝善(绍兴人,1893-1984),那份热情不亚于今天的复旦校友,以及上海的男女市民们在隔离状态下把朱畴文、张文宏、福奇、德罗斯滕的言行当做传奇。



1910年鼠疫事件


疫情稍缓,伍连德于1915年应邀到上海,与上海市民心目中的卫生英雄颜福庆(上海人,1882-1970)合作建立“中华医学会”。旅沪粤商、江浙市民,还有英、美、法侨民都十分爱戴他们,踊跃捐款,全国性的权威医学机构——中华医学会,在上海顺利成立。1930年,伍连德应邀出任“上海海港检疫所”所长,他的工作也是得到了沪上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欧美侨民和各国领事对于华人中间能够出现这样的一等人才也都赞不绝口,华人地位因而提升。他们还推举伍连德博士申请诺贝尔医学奖,虽然功败垂成,但毕竟就是华人中最早接近诺奖的人士。1920年代因华洋之间的“商战”,充满了中外竞争,令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但抗疫活动却促进了上海的华洋融合,促发了社群内部的凝聚力,增强了市民的认同感,这是每次瘟疫流行后都会出现的积极情况。正是在经受一次次“疫情”的外部冲击,一种边界清晰,内部凝聚的共同体意识就会发生,所谓“上海人”的认同感也就次第形成。


当初的阴谋论者也有说,欧洲人带来的瘟疫是要灭绝华人。欧洲人来华后则不敢深入内地,连南市、江湾的华界人口密集市区也不敢涉足。每次瘟疫高潮,总有人说它在不同人种、民族、国籍人群中的传播性有所不同,更有说是上帝针对某些人群的惩罚。确实,由于生活方式不同,瘟疫在华洋、城乡、贫富、男女和老幼等不同群体中感染率有所不同。欧洲人刚到上海,体内储存的抗体不同,本土瘟疫爆发时,白人的死亡率非常高。意大利那不勒斯有一个Massa家族,五兄弟在1848年后随耶稣会来上海传教。除了画家马义谷(Nicolas Massa, 1815-1876)活得最久,留下作品之外,其他四位弟兄都在十多年内染病去世。但是,由于人类同源,圆颅方趾,本性一致,瘟疫并不会对哪一个特定人群更加仁慈,幸灾乐祸的态度不久就会受到嘲弄。开埠以后,上海的梅毒、鼠疫都是外国水手带来,常常是先在外侨社群中传播,华人有嘲笑为“外国病”、“香港脚”。但是,灾难接踵而来,伦敦流行的肺结核,上海人也逃不了,必须合力抗击。


Solidarity(团结)这个词在2020年以来的各国政要口中和全球媒体上频繁出现,完全是被这次新冠病毒pandemic唤起的。抗疫,促进了城市共同体内部人群之间的团结,这几乎就是一条铁律。按笛福的描写,1665年的伦敦大瘟疫横扫了伦敦的所有教区,贵族、平民,本地人、外国人,安立甘教徒、天主教徒,从国王、首相,到厨子、工人都意识到所有的身份差别在生死存亡面前都不值一提,当务之急是把瘟疫扑灭,不留一个患者,以绝后患,为此就要关爱每一个人。现代市民中间的平等意识,并不都是在社会对抗和斗争中爆发的。大都市民众关于“人人平等”的现代意识,很多是在共同抗击瘟疫和自然灾害运动中产生的。社会学、宗教学和历史学并不会怀疑“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四海之内皆兄弟”等教义宣讲对现代人的平等意识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现代人的平等观念必然是在现代社会环境下运行,要靠一整套的城市文明制度来支撑。平等,看似一种不同人群之间的利益纠缠,但在大家共同感受到一个更高的存在,或者有了一种超越性的共同经验,意识到所有人都处在同一个共同体时,才会有真正的平等行为发生。共同体的成员一起经受劫难,一起重建生活,他们才能学会有尊严地交流和共处。“海纳百川”,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消弭纷争;“万川映月”,才能在一个各持意见的多元纠缠中完成一个社会团结。


瘟疫,促进了平等观念的落实,在无论强势、弱势的群体中,推行疫苗接种,一律免费。百多年前,现代城市卫生制度已经逐渐建立,这在上海历史档案上有确凿记载。1926年夏秋之际,上海闸北水厂水体污染,导致霍乱大流行,病死366人。为此,上海市政府和租界工部局、公董局卫生处协力联合,下决心在上海全境推广免疫接种。1927年,上海“淞沪商埠卫生局”率先为13,098位市民免费接种霍乱疫苗。1932年扩大到786,407人,1933年再扫尾接种590,879人,六年一共接种了2,570,034人,租界政府也在1930年开始给境内居民免费接种。1932年,上海全市总人口是3,133,782人,经过连续六年的高强度免费接种,上海市民差不多人人都接种了免费疫苗。(见《民国上海市通志稿》,第四册,第69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现代上海大事记》,1996年)从此以后,霍乱在上海就很少流行了,偶尔有从外地输入的病例,临床医院和隔离病院就能应付自如,加以控制了。霍乱之外,伤寒、赤痢、天花、鼠疫、白喉、猩红热、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都由上海的医院和药厂研制疫苗,陆续接种,上海在1930年代就逐渐赶上了世界防疫先进水平,成为全球和地区瘟疫流行时的低发城市。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上海租界的城市治理体制曾被称为是“国中之国”,这其实是一个不无夸张的说法。上海租界固然是一种从市政权力扩展而来的自治体制,但他的独立性并没有达到“国家”层面,而是清朝帝国和中华民国体系的一部分。上海租界率先建立现代城市的医疗卫生、税务警务、马路管理、法制安全等体系,并在毗邻的江、浙幅员之内自成一体,这种情况往往是确实的。问题是,临床医疗和公共卫生体系服务的人群是流动的,不确定的。防疫、检疫、抗疫不可能是封闭的,必须是开放性的。好的医院、医生,自然而然会向周边城市的病家开放;一个有效的卫生防疫系统,也必须扩展到周边的共同体。如果说在经济、法律、治安领域还有可能划出一个“孤岛”、“特区”的话,那平时的卫生防疫体系必须尽可能地扩大范围,覆盖更多的人群。因为防疫、抗疫而触发的社会合作与融合,就会在相互毗邻的地区之间进行。首先,租界与华界在卫生体制上急需融合,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十里洋场”早已“华洋杂居”,人员密切流动,不可能像警务、税务、消防那样保持一个相对独立的安全体系。一个包括“大上海”三界(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范围的卫生体系建设,在1930年代已经展开。从历史情况来看,卫生防疫制度的建设,确实成为上海与毗邻地区社会融合的最重要的推手。


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除了上海洋行、公司和各地买办之间的个人、法人商务合作,地方权力机构之间最能开展密切合作的就是在公共卫生领域。上海和江苏、浙江在体制上“接轨”最成功的领域,也就是在这里。1926年,中华民国上海市政府成立“淞沪商埠卫生局”,所立章程和所行业务,都和公共租界的卫生事务一致。按租界治理状况作标准,南京国民政府还在接壤地区设立“模范区”。“192812月,卫生部长薛笃弼来沪考察市政卫生,并于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颜福庆、市长张定藩、卫生局长吴鸿基洽商,指定将吴淞区划为卫生模范区,实施乡村卫生,至次年九月起实行。而高桥区亦指定为卫生模范区,于19297月起实行。”(《民国上海市通志稿》,第四册,第689页)卫生模范区除了率先推行免疫接种之外,还像租界一样,严格管理牲畜屠宰,掐断细菌、病毒通过动物中介传播到人类的途径。


三十年代江湾卫生所为儿童接种牛痘

三十年代江湾卫生所为儿童接种牛痘


三、防疫抗疫:以城市为主体


“这个城市公共卫生管理最应该加强的地方,是建立更多的传染病院。”

——笛福《伦敦大瘟疫亲历记》,第251页。


这次疫情爆发以后,中国各地迅速以省市为单位,形成一个个抗疫主体,疫情发布都是以省市为界。中国以外,世界各地的抗疫主体,似乎也都是地方政府。在美国,是以州为单位;德国以邦为单位;意大利也按伦巴第省米兰市、威尼托省威尼斯市、马尔凯省马切拉塔市为单位,法国、西班牙等国家的情况也都是以地方政府为责任单位抗击疫情,呈现出一种“地方化”应对的局面。各国的中央(联邦)政府也全力以赴,积极协助地方当局。但是终究因为目前的卫生防疫、医疗服务体系都是在19世纪以来每个城市按照自己的体量,衡量自己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独立建造的。这些系统自成一体,独立运转,更加经济、有效,所以至今的全世界的抗疫运动,都以地方为主体,是有历史原因的。


上海是中国第一个建成独立防疫体系的现代城市,1906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卫生部(Sanitation)常年经费就达到90,757银两,占当年全部市政预算的4.98%1932年,更是达到了1,358,406两,占全年预算的7.87%Sanitation涵盖的范围,是指抗疫、防疫、检疫、保健、环境等公共卫生事业,并不包括医院、临床等个人医疗业务。这个公共卫生体系是非常庞大的,在当时的国际大都市中也是拿得出手的。上海的法租界、华界政府不及公共租界财力雄厚,但也在卫生事业上有大笔投入。1933年,中华民国上海市政府的卫生投入为355,000元,占市政总预算的3.3%(《民国上海市通志》,第四册,第689页)。上海地方政府自主投入,独立管理,建成了自成一体的卫生防疫系统,其完善和覆盖程度,在当年全中国沿海、沿江商埠大城市中肯定是排在第一位的。


众所周知,现代医学和传统医术不同,它是由好几个独立的检、防、医、治体系综合而成的。现代医学体系不但包括临床诊断、外科手术和新药研发,还有诸如卫生、普查、防疫、护理、康复等门类。从“现代医学”的标准看,中医、藏医、蒙医、和医,虽然也参与治病,但它们都只略具一二,都只是医疗手段,不是现代医学。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现代医学界把11世纪弗兰德斯地区布鲁日的麻风病院——圣约翰医院,确定为世界上第一座医院,因为它已经有了隔离、护理、康复等的卫生功能。19世纪的上海,按照大都市标准,需要建设的是现代医疗体系,而不是保存传统医术。现代医疗卫生体系,无论对市民百姓,还是对市政当局来说,都是非常确定的事情。头脑清晰的上海市民,并没有化多少时间去讨论西医、中医,孰优孰劣的问题。本着这样的“现代医学”观念,上海建造的新式医院并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诊所,而是一整个统筹的体系。我们看到,1930年代,上海除了有仁济、公济(今一院)、广慈(今瑞金)、宝隆(后同济,今长征)、中山、红十字(今华山)、宏恩(今华东)等综合性医院外,还建有了专门的传染病、流行病医院,如肺科、隔离、精神病院。1949年以前,上海用了100年的时间,建成了一个以城市为单位,市民为主体的医疗卫生系统,在许多方面相当有效。


以上海市区内最主要的行政自治体——工部局为例,它虽然用税款补贴私立团体,如教会、红十字会、大学医学院开办的医院之外,并不直接管理一般医院。但是,1930年代工部局确实是直接经营8座规模较小的传染病和特殊病院,如:外侨隔离医院、华人隔离医院、外侨神经病医院、外侨肺病疗养院、巡捕医院、监狱医院(提篮桥、厦门路)、感化医院等。也就是说,市政当局并不直接负责临床医疗,却全力承担全体市民的公共卫生义务。一旦发生鼠疫、疟疾、天花等瘟疫,隔离医院病房立刻开启,无论中外病人,一律关进去,其状况略如2003年上海市政府因SARS在金山远郊地区建立的公共卫生中心医院,今年在武汉和世界各疫情城市建立的方舱医院。顺便做一个结论的话,那就要说:一百多年前,上海已经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公共卫生体系。这个系统是由公共权力部门用税款支持的,其中的检疫、防疫费用,都由地方政府承担,不用市民花钱。公共卫生是市民享有的身份福利,也成为他们的认同标志。


在今年新冠肺炎抗疫过程中,上海的抗疫成绩比米兰、纽约、巴黎、香港、新加坡、汉城、东京更出色,这和这座城市具有悠久和完善的卫生、医疗传统有关系。上海的卫生制度在全国是最完整的,我们查到一份1932年上海市政府制定的上海市卫生局各科、股的业务事项表格,可以发现该局的业务范围十分细致。如:第一科,设:文书、会计、庶务、医药管理、卫生教育、生命统计等股;第二科,设:清道清洁、普通卫生、肉品检验等股;第三科,设:产妇婴儿卫生、学校卫生、劳工卫生、防疫、诊疗等股。另外,卫生局附设卫生试验所,下属总务、细菌检查、化学化验、生物学制品等课;还有高桥区(高桥诊所)、吴淞区(吴淞医院)、江湾区(江湾医院)卫生事务所,以及市立第一(江湾)公墓等。(《民国上海市通志稿》,第四册,第686页)卫生体系,加上医疗、慈善、教育体系,是现代城市文明最基本的要素,有之则称为“文明”和“现代”,无之则被指为“蒙昧”和“落后”。上海的卫生防疫体系,努力追赶全球文明标准,按照当时的城市覆盖范围,初步建立起来。卫生防疫体系的规模和边界,就像一个城市的马路、交通、下水道系统一样,必须与城市化重合并且同步。上海在1930年代具备了这些大都市指标,确实已经和伦敦、巴黎、纽约等国际都市等量齐观。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对防疫、检疫管理之严格程度,只要看一下目前还保留在虹口地区的工部局屠宰场旧址(“1933老场坊”)就可以了解。为在400万人口的大都市里管住猪、牛、羊肉的进口、屠宰、分割、批发、销售诸环节不发生瘟疫,政府投资建造了这座亚洲最大的屠宰场。虽然经过历次政权更迭,上海的卫生防疫制度及其设备、设施、机构,包括医院都延续下来了,不像新闻、出版、教育、娱乐部门那样发生体制上的断裂。上海卫生制度的延续性有一个更加确定的例子,即上海市政府卫生局一直就在工部局大楼卫生处原址办公,直到数年之前才迁往新楼。


1930年代的上海等现代城市卫生体系建设相比,最近二十年以来各地的医疗体系建设存在一种片面性,即十分重视临床医疗的硬件投资,而对卫生防疫系统的内在梳理和完善工作缺乏认识。疫情初期,我们发现武汉各大医院的病床,无论是其总数,还是人均数,都和上海、北京差距不大,临床医疗条件并不差。各地医疗卫生部门,都只是重视在三甲医院、病床数量的追赶,但对做好人畜交互关系,生鲜市场清洁,牛羊猪屠宰中的检疫,口岸输入疫病的监控,以及各种病毒、细菌载体的控制与管理都非常不够。把现代医疗卫生制度仅仅理解为看病、吃药、开刀,这是一种传统医疗观念,离现代都市文明对于“卫生”概念的理解还有不短的距离。这些细致的工作,都需要有像伍连德、颜福庆这样的公卫专家长年累月地不懈从事才能做好。单单是有地方财政投入,中央权威监管,并不能做好这样的艰难事业。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卫生、医疗体系的建设其实是以城市为单位。他需要以熟悉情况的内行专家意见为导向,按本地人文、习俗、自然、气候等地理情况,因地制宜,条分缕析地慢慢进行梳理,精心培育,以应对错综复杂的疫情。我们应该用一种人类数百年、上千年的抗疫史眼光,改变近几十年里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肤浅理解。不能只注重临床医疗,却忽视了公共卫生,只说“解决老百姓看病难”,动辄上千张床位的大医院,最终仍然难以遏制大瘟疫的暴发。这里的意思还是,以防疫为导向的公共卫生系统,不能只是如方舱医院那般的最后一道防线。持之以恒的防疫系统,嗅觉灵敏的检疫系统,再加上一个专业高效的抗疫系统,综合性的人类健康维护体系才是我们要积极争取的。显然,这样一种综合的疫情防控体系只属于地方,而且必须是以城市为主体,以市民为本位。


四、城市人—全球人


“伦敦在1665年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瘟疫,夺去了四万人的生命。然而,我却活了下来。”

——笛福《伦敦大瘟疫亲历记》第316页。


伦敦鼠疫发生的那一年笛福5岁,57岁时所作《伦敦大瘟疫亲历记》是一部纪实体小说。但是,这部作品整合了很多档案、口述和采访资料,完全可以作为一部抗疫史书来读。同时,这部作品包涵着那个时代作家特有的哲学性思考,引人深思,又应该被我们当今深陷疫情中的读者们所重视。笛福更加著名的小说是《鲁宾逊漂流记》(1719),描写的是一位身陷孤岛,独自面对大自然的原子化个人——鲁滨逊。在《伦敦大瘟疫亲历记》这部不那么著名的作品中,笛福描写了一座在大瘟疫中飘摇的都市,一个兴起中的市民共同体——伦敦。西方哲学家通常会把鲁滨逊作为“个人主义”的典型案例来解读,看一个纯粹个体如何面对一切。然而,哲学家又认为“人是社会的动物”,每个人必然要生活在一个群体之中,正如鲁滨逊在岛上又找来了“星期五”,用主仆关系组成了一个二人社会。社会作为一种共同体,有大有小。小到主仆、夫妇、家庭、家族,大到社区、城市、联邦、国家,乃至全人类。作为个人,每个人都是自己;作为成员,每个人都是共同体中的一分子。伦敦,对于笛福这样一位逼近现代社会的英国作家来说,是一个最为重要的社会共同体,他就是以一个市民的身份记录了自己城市的灾难。


十八、十九世纪是大都市崛起的两个世纪,同时也是“民族—国家”成型的200年。城市和国家,是两个不同规模的共同体;国民和市民,又是两种时而互补、偶有冲突的身份。十九世纪以后,城市体制越来越被民族—国家建制收编,逐渐地把一些重要权力上交给中央或联邦,成为附属性共同体。城邦,还是国家?两种共同体,孰轻孰重?哪一个更加重要的呢?按照2020年世界各国在新冠肺炎抗疫运动中的表现看,各大城市,如纽约、旧金山、西雅图、米兰、威尼斯、伦敦、巴黎、慕尼黑、汉堡……都是由州、联邦、城市政府承担了最为艰巨的任务,地方政府仍然是抗疫主体。国内的抗疫情况也一样,武汉、北京、深圳、温州、南京、苏州、上海等城市共同体,承担了动员、组织、安抚市民隔离生活的重任,一级级的社区组织、志愿者团体和个人,是帮助大家度过这场灾难的主体。睹此情景,我们有理由说:城市又回来了,抗疫的同时唤醒了市民的城市意识,确认了自己的归属感、身份感。


瘟疫流行后的“封城”(shut down),每一个人都被封闭在一个固定的空间里,让人人都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属于这一块土地,而不是那一块;属于这一个社群,而不是那一个。现代社会过于频繁的身份流动,人们从农村到城市,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这些不确定性都会冲淡每一个人的身份感。但是,2020年的抗疫,犹如一次急刹车,又如一副清醒剂,让我们再一次停下来思考:我们到底属于哪一个共同体?怎样才能让自己的城市更加安全?为了保护这个赖以生存的共同体,城市还缺少一些什么?我还看到意大利米兰封城盈月的时候,一位老者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反过来发问:我们这个城市到底做错了什么?得到了如此的遭遇?每一位市民们看到往日繁华的街道、广场空无一人,孤寂寥落,心理不堪承受,都会有这样的发问!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里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人是城邦的动物”。按哲学家的分类,城邦是最符合理性的生活。一个自然的社会关系,如夫妇、兄弟、家庭、家族、村社,人们可以在其中实现“善”;但是在城邦共同体中,人类可以实现更高程度的“至善”。有三种“善”是人类普遍追求的,即物质上的富裕,身体上的健康和道德上的完善。这三种善,只有在雅典、斯巴达等城邦共同体中才能得到最高程度的满足,城邦才是适合人类天性的共同体。城邦政治为市民“身体上的健康”投入财力,建造体育场,举办运动会,兴建剧场、浴室,包括了著名的希波克拉底医院,亚历山大医学院等,这些都是关系到市民身心健康的重要设施。至于像铺设城市下水道,采用管道自来水,清洁街道环境,这些就直接都是古代的公共卫生体系了。所以,城邦是“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共同体”,市民可以在其中实现“优良的生活”。古代城邦如此,现代城市也还是如此。


亚里士多德说人类是“城邦的动物”,定义了人的社会/政治属性,和人是“政治的动物”、“社会的动物”等基本等值,指的是一种文明制度。我们完全知道,哲学家说人是“城邦的动物”,并不是一种狭隘的地理属性。哲学家的意思是人的精神需要经受城市文明制度的熏陶和培育,并不是说市民们只能蜗居和隔离在自己的城邦内,此疆彼界,老死不相往来。相反,哲学家的导师苏格拉底说,人应该超越城邦,成为一个“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然而,我们仍然要说:每个城市的市民都应该像烈士李文亮医生那样,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关注自己的共同体,为保护好最为切近的亲人和同胞,毅然行动。行有余力,“城邦人”也会顺着文明制度的阶梯,超越自己,成为苏格拉底意义上的“世界公民”。当瘟疫降临到别的城市,我们也为别的地区和国家的人民担忧,我们关心武汉的疫情,为欧洲的老人们担忧。


时至2020年,“全球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受人待见的词。然而,“全球化”仍然重要,人类毕竟还有一个最大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民族、城市和地区的民众必须有一种积极的融合关系,相互鼓励,相互支援。在这个意义上,人类不应该,也不可能“逆全球化”。但是,再一个“但是”,每个人首先应该在自己的城邦好好生活,建设好自己的城市。然后通过帮助别人,成为“全球人”。4月份,我们几个上海市民以“马相伯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的名义,克服了“封城”后的重重困难,向罗马某机构寄赠了一批医用口罩。大家选定的捐赠寄语是马相伯晚年的题词“与造物游”,表达了上海人与罗马人同在一个苍穹之下抗击瘟疫的决心。当天,美国歌星Lady Gaga发起了一场全球公益演唱会: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人类真的应该在一起,但我们都首先要关注脚下,维护好自己的城市,让它成为一块有主人的土地。